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的索伦镇从军。索伦，是白阿线上的一个大站。白阿线，是吉林省白城市通往中蒙边境阿尔山镇的一条铁路线。当年，日本侵略军曾派重兵长期占领过那一线，不仅有军营、火车站，还有巨大的军需仓库和多处飞机场。苏联红军很大一个军团就是沿着这条线路开进中国与日军作战的，所以白阿线一带，既残存着日寇的侵略遗迹，又保留着苏军的烈士墓。我们部队之所以从辽南调驻白阿线上，就因为“苏修”是我们当时的头号敌人，我们到那里后的一切工作都得从打仗出发，天天要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人人得日夜处于战备状态。这就使本来平平常常的生活充满了紧张。什么事一紧张，自然就多了惊险。我在白阿线上那些历险，如果把紧张的时代背景抹掉，肯定一件也不会发生了。
那时我是炮兵团的新闻干事（类似于记者），全部任务就是采写新闻稿件，并且争取及时发表。新闻稿件是最讲究时间性的，我每天都得抢时间，几乎达到了分秒必争的程度。我常常是不通过收发室正常邮寄稿件，而利用当天的火车快速发出，有时是找乘火车的军人捎。从我们团驻扎的索伦往上还驻扎着好几个团的部队，所以每趟车上都有不少军人。有时来不及上车找人，就求列车员帮忙。特别重要的稿件我就亲自赶火车送往长春或沈阳了。有一次稿件比较重要，为了找个认识人捎走，我在火车开动时还没来得及下车。当我挤到车门时，车速已经很快了。我不顾乘务员制止，纵身跳下车。虽然没造成什么事故，但胳膊肘和膝盖都摔破了。还有一次，听到火车快进站的汽笛声我还没粘好信封。我和另一位报道员跑进站台时火车已经开动，我俩就在车尾拼命追。那是冬天，我们都穿着棉衣和大头鞋，车越跑越快，我们就越加挣命地追。最后只我自己勉强抓住尾门的扶手，让车长和几个乘客给拖上去了，上车后只觉得心要从嗓眼跳出来了。另一位报道员是南方人，穿北方的棉衣时间不长，任怎么拼命跑还是被甩下了（这位战友后来被解放军报调去当记者，不幸牺牲在采访途中）。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现在看，似乎丝毫意义没有，可当时心情真就是那么着急。
还有一次，我连夜赶往沈阳给部队的报纸送稿。正是中国北方最寒冷的冬季，我穿着羊皮大衣、羊皮帽子和羊皮大头鞋，手上戴的是用布带挂在脖子上的羊皮手闷子，南方人是想象不出内蒙古的白阿线冬天有多冷的。车窗上的冰霜有手指头厚，车窗缝儿都被很厚的冰霜冻死了，用手使多大劲儿也别指望能开启它。车厢内的厕所也冻结着坚如磐石的便物，想想深夜奔驰着的车厢外会是怎样的冷吧。
车里人十分拥挤，不少人没座儿站在过道上，谁想通过一节车厢必得费好大力气。我很饿了，想过到餐车去吃夜饭，而餐车和我所在的车厢还隔着四五节车厢。我便想了个简便方法，当火车在一个小站一停，就跳下去，通过站台往餐车跑。跑到餐车下一看，立时傻了。餐车的外门不开！不仅不开，而且也像每个车窗一样，被冰霜封得严严实实。那个小站只有两分钟停车时间，我要往回跑时，车轮已经转动了。站台很黑，没人发现我是怎么回事，而我的东西包括要送的稿子都在车上的包里，我不能改乘别的车了，我只好纵身跳上餐车门的踏板。上帝啊，我连手套也没带呀！幸亏我的手很干燥，不然零下三十多度的铁扶手会把我抓上去的双手粘下两张皮的。白阿线大草原的夜风冷酷如刀，很快我的双手就僵硬了，继续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把双臂抱插进门扶手里，这样双手就可以抄进棉袄袖里。可是风肆意穿透棉衣和棉鞋，时间一长，不仅露在外面的脸，全身都将冻僵，甚至手脚失灵掉下车去，冻死在铁路边。餐车门玻璃的霜也一指多厚，但里面的灯光可以照出站在过道里排队买饭人的身影。我不敢松开手敲门，只能用脚踢门。那踢声被隆隆的轮声吃去了许多，好半天没引起车里注意。我又倒出一只手来，摘了帽子，用头撞门玻璃。脚踢、头撞加声嘶力竭地喊，靠近门玻璃排队买饭的人终于发觉了门外有人。于是屋里的人开始营救我。可是门缝冻的冰太厚了，简直胶粘铁焊的一般，我都听见里边人们猛砸猛踹声了，那门就是不开。原来，门是用一条很结实的宽木板条别住后，连木板一块被冰霜冻死的。里面的人心很齐，呼喊着把门撞开了裂缝，又呼喊着撞断了别门的木板，但那门死赖着就是不开。我脸和脚都已冻木了，后来听里面有人建议紧急停车，也听见车长说再努力一下，还弄不开再请示刹车。我受着感动，有了信心，嘁着说能坚持住，万不得已别刹车。后来车门还是被打开了，我被拽进车厢时手脚和脸已冻得僵硬，但毕竟是脱了险。
我深切体验到了危难时候渴望救助的心切，也体验到了得救后的感激之情，因而这次历险也对我的人生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一遇有难需助的人和事时，那次历险的情景便跳出来向我发出号召，赶快伸出手去吧！我就尽量把自己虽然并不太有力的手伸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