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广州的西关北街第十甫22号，陶陶居茶楼。
门前，十几名被雇来的小和尚来来回回把几桶贴有“九龙泉”水砂纸条的水往后院搬，几十个铜壶正烧得呯呯作响。
大堂内人声鼎沸，有些聊天，有些打瞌睡，满头大汗的堂倌提着铜茶壶在其间往来穿梭，一边给各桌添水，一边忙着招呼客人。
“二爷，还是黄鸟吧？哨的怎样？”
“还是黄鸟！我饿着，也不能叫鸟儿饿着！”
“你看看，看看，多么体面！一看见它呀，我就舍不得死啦！”
靠门的那桌，两位老者正对着一个鸟笼相互闲聊。
广州人素来喜欢“叹早茶”，这“叹”在广东话里也就是享受的意思。早在咸丰同治年间，广州就有一种名为“二厘馆”的馆子，门口挂着写有“茶话”二字的木牌，供应茶水糕点，茶价一般只收二厘，固有其名。当时设施还比较简陋，上用树皮做顶，中用竹木搭建，下摆几把桌椅木凳迎客，旁边生个炉子，炉上放一煲粥、一锅油，老板还会做些如油条、芋头糕之类的点心，聊供路人歇脚谈话时饮用。当时有民谣这样唱道：“去二厘馆饮餐茶，茶银二厘不多花。糕饼样样不抵食，最能顶肚不花假。”
后来出现了茶居，自然比二厘馆高级些，饮茶也讲究起来，比较流行“一盅两件”。“一盅”就是指用石湾粗制的绿釉壶泡茶，每人一盅炳茶；“两件”或是马蹄糕或是烧卖，或是糯米鸡或是叉烧包等等。每天清晨四五点钟，茶居大门一开，各色人等蜂拥而入，一两千个座位，十来分钟便座无虚席。他们像约好了似的，天天就坐在固定的座位上，借此茶居寻求片刻的喘息，会会工友，了解一下市道行情，发发牢骚。
到了晚清，广州开放为通商口岸后，西风东进，广州的茶市也变得更加繁荣，一些堂皇体面的茶楼如雨后春笋般林立而起，比如“三元楼”“莲香楼”“惠如楼”，等等。这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建于光绪年间的“陶陶居”。 据说这“陶陶居”原是一位大户人家的书院，后来换上了“陶陶居”茶楼招牌，专营苏州风味的酒菜，兼营茶面。“陶陶居”的茶水，均引自广州北郊白云山的一眼九龙泉水，此外在茶具选择上，采用宜兴茶煲沏茶、潮州炭炉做炊具，“瓦顶陶炉，文火红炭”烹茶。此举让“陶陶居”名声大噪，引得不少文人骚客慕名光顾。据说当年康有为在广州讲学时，就经常到这里品茗，还应老板之请即兴题写了“陶陶居”三字。
林森平时行走江湖，结识三教九流，混迹酒楼茶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渐渐喜欢上了茗茶，而且是在“陶陶居”茗茶。倒不是因为这里的茶水真有传闻中那么好喝，最重要的，是这里的烟火味浓，人气旺。玩鸟的人儿，每天遛够了画眉、黄鸟之后，到这里歇歇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此外，还时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便都喝碗茶，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了。
而且，这里还能听到最荒唐有趣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像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也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看到某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
人嘛，总是要活在当下。纵然是某些新的事物，比如物价、兵役和战争，有些时候也叫人感觉生疏，感觉苦恼，但时间一久，也就变得很平常了，成了闲暇时候发泄牢骚的资料，浮上他们略嫌混沌的脑筋里来的第一个念头，是生计。但这也自然而简单：昨天如此，今天如此，已经做过好多年了。
此刻，林森正坐在临窗那个他常坐的一桌，一边品着自带的寿眉，一边悠闲抽着雪茄，眼睛却始终看着正厅中央那块康有为题字的牌匾。
往事悠悠，不堪回首啊！他轻啜了一口茶，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那段百感交集的岁月。
那一年，康有为到广州万木草堂演讲，台下万人之中，便有林森在场。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处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观。”
当看到憔悴而又悲伤的康有为，痛心疾首讲出这番话时，林森忍不住热泪滚滚，心潮澎湃。他想起了这几年，自春徂秋，夏去冬来，自己走遍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福建、广东，所见所闻跟眼前这位爱国之士所言何其相似。
北国风雪袭人，南岛酷暑炙身，他亲眼看到人间血泪斑斑的苦难，目睹大好江山被夷族侵害。伫立于层峦叠嶂龙虎山上的正一观前，在丛林满野双峰山下的长春观内，在幽静秀丽洋溢着水乡风情的江南玄妙观旁，他顶礼膜拜，学经悟道，试图从师祖深奥的道法中寻求解脱众生苦难的道路。然而一切都是虚妄，林森越来越发现，仅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