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邻黄大头被汽车撞了的消息传到我们家时，正在门口择菜的姨婆顿时脸色煞白。谁也没注意到，但我注意到了。我早就发现姨婆和黄大头之间的关系有些蹊跷。
报信的阿媚说（阿媚完全没有必要来报信，我们家和黄大头家一点关系也没有。是不是阿媚也察觉到了姨婆的隐私？）：今天早上黄大头骑个摩托车从外边回来——他常在外面通宵打麻将，也不知是他迷糊了还是司机迷糊了，总之就和一辆大货车撞上了。
“好多好多血哟。”阿媚冲着姨婆夸张地比划着。一定是姨婆惊骇的表情使阿媚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姨婆的儿子阿清说：“死不了吧？”
阿媚说：“很难讲呢。”
阿清媳妇说：“管他呢，咱们上街去。”
这是个星期天。天气晴朗。一点儿也不像要发生灾祸的样子。不过对于街坊四邻来说，黄大头遇上这样的事算不上灾祸，如果是姨婆就另当别论了。
本来我很想跑回去把这消息告诉爸爸妈妈的。你想一个众人最最讨厌又最最无奈的家伙突然交了恶运，你就是不喜形于色至少也可以马上找个人说说，以满足内心无法表露的快感。
但我此时却不想走开。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姨婆牵住了。
阿清舅舅他们走了好一会儿，姨婆才收回目光重新择菜。但她眼睁睁地把烂叶子和菜根丢进了菜盆，把好菜扔在了地下。
“姨婆，你怎么啦？”我叫了一声。
姨婆一抖，却不知我为什么叫。我不忍心再吓她，就动手帮她把烂叶拣出来。我看到姨婆的满腹心事都从十指尖上流露出来。
但这十指忽然不动了。
“我得去看看。”姨婆扔下菜站了起来。
“看什么？”我明知故问。
“看看志国。”
志国，黄大头的正名。整条柿子街就姨婆这么叫他。连他亲爹都只叫他“孽种”。
“去看他干嘛？那种人！”我大声反对。
“女孩子家，要善良一点。”姨婆进屋梳理去了，样子很坚决。
我不愿让姨婆去看黄大头，当然有能摆上桌面的理由。虽说黄大头原先就住在我们院子里，算是近邻（论辈份我还得叫他叔叔），可他从来就没把我们当近邻待过。
那回姨婆从黄大头开的火锅店门口过，遇上几个喝醉了酒的二混子，把姨婆撞倒在地，一篮子鸡蛋全打烂了。黄大头看见了非但不说他们，反而给他们叫来了一辆三轮车好言相送。回过头来看见姨婆，只丢了10块钱就走开了。
你说这种人去看他干什么？
（当然，更让我奇怪的是姨婆。姨婆没有要他的钱，这倒罢了。算是有骨气。可她回来后反倒挺自在的，一点儿不生气。还跟我唠叨说：我那是20个蛋，用不了10块钱。不过也值5块。5块钱在我生阿清那会儿能办一桌席呢。然后又问我：现在的5块钱值那会儿多少？我没好气地说：5毛。姨婆怔了怔，那眼神让我捉摸不透）。
但我的反对在姨婆那儿不起作用。姨婆手里提了个拎包从房间走出来。看样子她不仅要去看，而且还要买些水果什么的。
正在这时挂在堂屋正中间的钟敲响了。11下。这11下提醒了姨婆：她得赶紧做午饭了。不然儿子孙子待会儿回来了吃什么？儿子孙子毕竟比黄大头重要。
我看见姨婆站在门口听见钟声怔了一会儿就转身回屋重新系上了围裙，于是就猜到了她此时的心思。这钟敲得实在及时。
不过这钟声同时让我想起了姨婆另一件令人疑心的事，黄大头火锅店开张时，姨婆非要送一份贺礼。要知道姨婆并不是个出手大方的人。我是她从小带大的，都很难从她手上讨到一点零花钱。她竟然花了25块钱买了这个大挂钟回来，想送给黄大头。当然最终没送成。阿清舅舅发现了，坚决不准。姨婆还为此叹了好几天的气。可她犟不过自己的儿子，何况她没理由。
我退回到左厢房继续温课。今年夏天就要考大学了，所以每个星期天我都到姨婆这儿来温课。姨婆的老屋小院总能使我很快平静下来，而且当工程师的阿清舅舅常可以辅导我。
但今天不行了。
我不时地抬起头来，从窗口上看着来来去去的姨婆。她一改往日细水长流的淘米习惯，而是拧开笼头呼呼地冲，好些米溅在了石板上。洗好的菜拿进厨房，过一会儿又端出来洗。剖鱼时我听见她“啊呀”一声，以为她把手割伤了，跑出去看时，却是苦胆弄破了。
显然姨婆的心思早已不在做饭上。我一边把杂志上看来的洗苦胆的办法告诉姨婆，一边又一次私下揣度：姨婆和黄大头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姨婆会对他那么关注？叫他志国。不计较他的无礼。希望他发财。怕他出意外……凡此种种，仅凭善良来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那么，会不会……
我忽然想到“私生子”这个词儿。
黄大头会不会是姨婆的私生子？只有母亲对儿子才会有那份儿迁就和惦记。
这想法使我心跳不已。姨公去世时，姨婆才30岁，她极有可能重新喜欢上一个男人，但因种种原因又不能嫁给他，于是就留下了一个孩子（很多里不都这么写吗？）……天哪，姨婆难道会和黄大头的爹，那个干瘦小老头……黄大头的妈早就去世了，黄老头一直一个人在拉扯黄大头（百依百顺，宠出了这么个“孽种”来），如果有个女人给予关怀体贴，不是太正常了吗？
这么一想，我就觉得黄老头平日里对姨婆还是挺不错呢。有一回过年，大概就是黄大头刚刚发迹那年，黄老头特意提了一只鸡两盒点心来给姨婆拜年。姨婆诚惶诚恐的，坚决不肯收礼。黄老头就说起当年一些往事，大约是黄大头的娘去世后，姨婆经常帮补他们爷俩。姨婆连忙打住他的话，还看了我一眼。我那时尚是个小学生，但也能感觉出过去他们关系挺密切。
那么，这对老人当年为什么没在一起呢？我琢磨着，是不是因为孩子？黄大头从小霸道，是个出了名的打架大王。阿清舅舅小时候没少挨他的揍。肯定是阿清舅舅挨揍太多两家才疏远的……
这么一想，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黄大头比阿清舅舅大呀！至少大5岁。也就是说，姨公去世时黄大头已经10岁了，怎么可能是姨婆守寡后生的呢？唉唉，岔到哪儿去了。
我很沮丧，功课也不想做了。
收拾碗筷时，阿清舅舅说下午他们一家要去一个老同学那儿做客，晚饭不回来吃了。姨婆听了眉宇间流露出一种窃喜。
这回我像个老侦探一样不动声色。我想下午姨婆再要提出去看黄大头，我一定不反对了。悄悄跟着去，或许能弄个真相大白。
姨婆洗碗，我站在旁边帮她往碗橱里摆。时不时地看她一眼。虽然上午的分析猜测作废了，黄大头不可能是姨婆守寡时候生下的。但他们之间有点什么，我仍坚信不疑。
会不会是生阿清舅舅之前呢？或者是结婚之前？
我这么想的时候，就将一大把筷子插了个空，哗啦啦掉在了地上。姨婆吓了一跳，但也没有骂我，继续用抹布很仔细地抹炉台。
我蹲下去捡筷子，心跳得厉害。如果黄大头真是她的儿子，那我阻止她去看可就太残忍了。没准儿黄大头真有生命危险呢。人都要死了，还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
我望着姨婆花白的头发和年老的背影突然大声说：
“姨婆，我来帮你收，你去看黄大头吧。”
姨婆停住手，回头看我半天。我一下不自在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我是怕他……怕他万一有……有什么……”
姨婆解下围腰，说：“你去温你的课吧。”
姨婆悄悄爬上了阁楼。我听见木楼梯的吱呀声。
唉，我怎么把阁楼忘了呢？
阁楼十分低矮，早已不住人了，堆了些永远都没人去翻动的破家什。我曾经爬上去看过。我爬上去，是因为姨婆经常上去。而且那次藏挂钟时，她非要自己上去，不要我代劳。我就疑心那上面藏着什么。有一回趁姨婆出门时作了一番“侦察”。阁楼上只有一只纸箱显得灰尘不那么厚，显然是经常翻动的缘故。我把纸箱打开，里面有几件小衣服，一双小棉鞋，还有一顶破损了的绒线帽。除此之外就是个纸包，旧报纸包着。纸包我当然也打开了，里面是个旧塑料钱夹，还隐约能看见领袖像，因老化已裂开了口。钱夹里夹着几张纸币：一张五元的，一张一元的，还有几张毛票。再掏一掏，又掏出几两粮票。这令我十分不解。我知道姨婆日子一直过得很紧巴，特别是姨公死后，她一个人拖个孩子，房子又不能再出租，哪有闲钱这么随便搁着呢？我只能理解为姨公遗忘下的。
现在姨婆在这种时候爬上阁楼去，使我相信那阁楼上的秘密一定与黄大头有关。
莫非那些小衣服小鞋是黄大头穿过的？那钱夹是他的亲生父亲、姨婆曾经爱过的人留下的？
我从窗口望出去，盯着院子里那两棵光秃秃的树，一棵是石榴，一棵是黄桷兰。这个静谧清冷的小院子在几十年间就没有发生过点儿什么吗？我不相信。外婆曾告诉我姨婆年轻时是她们三姐妹里最漂亮的一个，性格又很文静。难道就没点罗曼史吗？
姨婆今年56了，黄大头出生那年她刚好19岁。正是……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讨厌，怎么能这样去猜想一个受人敬重的老人呢？姨婆绝不会的。就算是有，也不会是黄大头的爹，他又没文化又没男人的气质……莫非是哪个房客？外婆说解放前她们家一直靠出租房过活。后来她和大姐出嫁了，就留下姨婆在家，准备招个上门女婿。那时这院子还没有破败，门前的石榴也开得很红火，还有黄桷兰的清香。姨婆说她做姑娘时还采下黄桷兰上街卖过……
有一天院里来了个书生，他是从乡下到城里上大学的。姨婆的母亲最尊敬读书人，就以很低的房价把左边的厢房租给了他。她们母女俩住右边的厢房。书生每天坐在左厢房的窗前（也就是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读书。偶尔抬起头来，便会看见年轻时的姨婆穿一件兰花花衣裳在院子里淘米洗菜。姨婆身后有一根很长的辫子。姨婆甩辫子的时候，就和书生的目光相遇了，脸不由得羞红，分外好看。书生连忙低下头看书，却看得心猿意马。时值五月，石榴树红得让人坐立不安。有一天书生病倒了，不不，是受了枪伤，当时正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姨婆和母亲一起悉心照料他，一来二去两人就相爱了。哪知书生是个共产党，地下的。夏夜里一个戴礼帽的人来找书生，要他马上转移。由于是党的机密，书生不能告诉姨婆，只留下一张条子就悄悄去了。半夜里窗外大雨瓢泼，夹着闷雷和闪电，院子里的石榴树被吹得东倒西歪，红英满地。姨婆猛然惊醒，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起身到左厢房看。一下发现了条子，就冒雨追出门去，追了许久不见踪影，姨婆跌倒在雨水中……书生就这样消失了……姨婆生下了他的孩子……后来姨婆听人说书生牺牲了，再后来姨婆的母亲怕人说闲话，又招了个老实的女婿上门，就是姨公……
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定是这样的。我对自己说。
我这么对自己说的时候，姨婆早已从阁楼上下来了。此时她拎着包悄悄出了房门，又出了院门。
姨婆不紧不慢地走着。路过黄大头的火锅店时，还特意瞥了一眼紧闭的铺门。紧跟在姨婆后头的我见她安全地过了街，就赶紧骑上车抢先赶到了医院。
我是怕姨婆在这儿遇见熟人。还好，急诊室里就黄大头和他爹两人。黄大头躺在床上插着各种管子输液输血输氧，黄老头则坐在一边儿的椅子上发呆。不时有医生护士们进进出出。
我退出楼外来等姨婆，却发现姨婆已经到了，正坐在楼前花园里的一张长椅上。大约是走累了吧。我远远地等着她。
姨婆坐了几分钟，站起来，往大楼走。可快走到跟前时，又折转身，重新回到那椅子上坐下。
这可就怪了，这么急着要来，来了又不进去。
我耐不住性子，走过去叫她。
我说姨婆快进去吧，里面除了他们父子没有别人。
姨婆看见我既没有意外也没有生气，只是说了句你也来了，似乎还有几分高兴。我说我是特意给你打前站的。
我挽住姨婆往大楼里走。走了几步，姨婆又站住了。
“妹崽，姨婆不想进去了，能不能托你办件事？”
“什么事？”
我想一定是姨婆要告诉我心中的秘密了。看看四周，人影稀疏，静悄悄的，因为是星期天。阳光暖暖地照着树木花草和我，使我有几分困倦。这氛围实在是不宜讲一个感伤的故事。但看来是不能不讲了。
我抱着一丝遗憾和九分渴望随姨婆回到那条长椅上。
姨婆说：“你要先答应我，这事对谁也不说。”
我说：“保证不说。”
姨婆说：“包括你爸爸妈妈和阿清舅舅。”
我说：“一定。”
姨婆这么一叮嘱更让我激动，我将成为姨婆秘密的唯一知情者。其实我早就猜到了，我差点儿这么说出来。但终于忍住。
姨婆深深地叹了口气，瘦削苍白的手指从拎袋里取出了那个旧报纸包着的钱夹。
“你姨婆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亏心的事。”
姨婆开始了她的讲述。
既然姨婆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我也就无法将姨婆的讲述写在这儿了。我只能说，我听了之后半天反应不过来，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
后来我机械地按姨婆的旨意将那钱夹去送给黄大头。黄大头的爹先接过去看了半天，说他们家从没有过这个钱包。黄大头苏醒后，看见这钱包也面无表情。我按姨婆的讲述如此这般的学说了一番，黄大头依然一声不吭。倒是黄老头叹了口气小声对我说：“这钱包很可能是他小时候偷人家的。”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为姨婆吸的。但回到姨婆面前我还不敢将实情和盘托出，只说这钱夹不是黄大头的，黄大头不肯认领。
我力图说得轻松一些，想让姨婆得以解脱。但姨婆反而更加惶惶不安了。从她的眼神里我感觉到：如果过去她只对黄大头一人负疚，那么今后她将对所有可能丢掉这个钱夹的街邻们负疚。
这可如何是好？于是我又说一定是黄大头撞迷糊了，或者失去记忆了，钱夹就是他的，等他好了再还他。
姨婆依旧惶惶不安。从那时起终日没有一点笑容。
最后出来收拾残局的还是黄大头。他在三天后终因失血过多而死去。在我的建议下姨婆用钱夹里的钱外带自己的钱买了个花圈送去。离开黄家时姨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故事到此就该结束了。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画蛇添足。
一星期后我在当地的晚报上见到一条消息（出现在“社会一角”栏目里）：
一年近花甲的老妪于20年前在院子里拾得邻人一钱夹，因当时家境窘迫急需用钱而未归还失主。但后来她不仅没敢用钱夹内的钱反而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包袱压了她整整20年。不久前她终于鼓起勇气将钱夹还给失主，还付上了相应的利息。事后她对家人说：“我终于可以轻松了。”
我反复读了几遍，也没敢肯定这是写姨婆。因为姨婆的事到目前为止依然只是天知地知她知我知呀！
我只好把这条消息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我想等我大学毕业当了作家，一定把它的详细经过写成。
取个什么题目好呢？
199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