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小心翼翼地用最平实的语言写出对这间办公室的感觉。(*小}说+网)夸饰会损害它，而简慢又会伤害我对它的敬意。它就是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办公的地方，在位于东京都银座附近一栋楼的七层，有一间大房子，我估摸有50平方米。整个事务局，包括专务理事、常务理事以及普通干事共计13个人，都在这间房子里办公。
我跨进门的第一感觉是受到冲击般的眼前一亮，继而是被震撼，并由衷地感动了，心里热热的。是因为它的简朴和拥挤吗？或许是吧，但它拥而不挤，13张办公桌被一架架一排排一摞摞的图书、资料和文件环护着，烘托着，墙上和书柜上贴满了有关日中文化交流方面的图表和招贴画，在它四面墙的最上方留出半米高的地方，摆满日中文协历任会长和代表理事的大幅照片、奖状、塑像、海报等纪念物：中岛健藏、井上靖、水上勉、高山辰雄、团伊玖磨……
这让我想起上次（1989年）来日本，井上靖先生还风神健朗，请我们一行到家里做客，在小庭园里散步，聊天。团伊玖磨先生也在一次聚会上一边喝着酒一边生动地向我描述了六次拜见周恩来总理的细节……如今竟都已作古了，就连白土吾夫先生也坐进了轮椅。
近40年来，日中文协邀请了20批共100多名中国作家访日，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筹划和处理了所有的事务性工作。一些当代中国文坛上泰山北斗式的人物，诸如巴金、冰心、曹禺、周扬、老舍、张光年等等，都曾造问过这间办公室。这里真称得上是气象万千，一片辉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日中文协的办公室。它丰富实用，运转迅捷，多色彩，多功能。
可是，日中文协的专务理事佐藤纯子先生却说：“现在中国变化很大，有些人只认钱，看我们办公条件差，马上想到这个组织很穷，干不了什么事，所以现在有人要求拜会，我们都婉拒。”（《人民文学》2003年第11期陈喜儒《佐藤大姐》）我对日本的办公条件不甚了解，在中国或许真的很难在大机关和大企业里再找得到这样的办公室了。当今世界的潮流是隔离，每个人都要求有自己独占的空间，即使万不得已大家挤在一间房子里，也要用墙板分成许多鸽子窝。我曾进过一家保险公司的豪华大楼，总经理占据了三楼的整整一层，有按五星级饭店标准装修成的卫生间和供中午休息一会儿的卧室，他的办公室足有排球场那么大，我当时对那位老总说了句被认为是冒酸水的话：“你一个人占这么大地方就不怕闹鬼呀？”
而这里却有另外一种和谐，一种精神，一种忙碌的文化氛围，似乎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办好日中文化交流上的事情。尽管这间办公室里的空间已经非常珍贵，却仍然留出一块地方摆放着一张长条桌，我进去以后大家都围坐过来，一杯热茶，几块小点心，气氛融融，心也融融，有一股浓浓的人情味。我猜他们平时也是这样开会和会客的，但我想不出是什么样的人坐在这儿会不温暖，不动情，反而敢傲慢！
已经离不开轮椅的代表理事白土吾夫，每周还要到办公室来一次。被陈喜儒先生尊为大姐、要天天上班指挥和调度办公室事物的佐藤纯子先生，也已经六十九岁了，且独身一人。她对我说：“二十三年前丈夫就病故了，年轻的时候因工作压力大也没有要孩子，想想真没有资格做女人。”听了这话我有些伤感，更多的却是敬佩。她于1957年毕业于昭和女子大学英语系，然后就投身于刚刚成立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工作，“当时协会里加上她也只有三个人，右翼势力猖獗，协会经济拮据，曾连续三年发不出工资”。然而她始终毫不动摇地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出来，可以说她这一生就做了日中文化交流这一件事。
然而这是一件大事，如今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广泛地团结了要求日中友好的日本文化界人士和团体，曾开展过著名的“乒乓球外交”，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做出过重要贡献。协会现有五千多个人和团体会员，如日本第一次建国的都城、被誉为“日本人精神的故乡和心灵的家园”的奈良市政府，多年来就一直是日中文协的团体会员。人活一世能干成一件事就不容易，特别是终生坚持了自己的信仰，生命是充实的，到老来也足堪欣慰。其实若没有强大的信仰，也是很难坚持一生的。
最可喜的是这一信仰传承下来，协会本部吸收了一大批青年才俊，让我沉实地感觉到了这间大办公室里所孕育出的希望。希望是种子，有种子就会发芽。希望也能唤醒勇气，没有任何势力能毁灭坚毅的希望。所以，日中文协的办公室里不断地增加新面孔，而且是非常年轻的面孔。娇俏柔和的长野微，北京话说得那叫地道，活脱脱就像个北京姑娘。原来她初中毕业后就单身闯北京，用八年时间在北京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回国后就成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中一名年龄最小的成员。但她少年稳重，办事机敏干练，十分招人喜欢。事务局局长助理小阪裕二，和未婚妻是在中国相识并一见钟情的，中国成了他们的福地，成全并见证了他们的爱情。事务局次长中野晓曾是大学帆船比赛的冠军，当年是靠一个字一个字地死记硬背“老三篇”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会了中文，现在还能流畅地、整段整段地背诵毛主席的文章。已经到过中国137次之多，对中国可谓百看不厌……
可我在参观神奈川近代文学馆井上靖展时，馆内事务局长国正道夫介绍说，该馆在节假日平均每天接待参观者200人左右，但鲜有5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对文学的热情正在减弱。却有一批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加入到日中文协的行列中来，热衷于日中文化交流事业，为信仰而努力。这怎不令人感动，甚至会情不自禁地检讨自己：你为信仰又坚持得如何？
一个多月前我在刚接到邀访通知时还有些犹豫，一是手头正被一部长篇缠着，进展还算顺利，不想耽搁。二是想到目前国际上的诸多事端和民间情绪，对出访没有应有的热情，当迈进了日中文协的办公室，就知道自己不虚此行。重访日本跟第一次来的感受不一样，我开始试着理解许多中国学者和日本作家为什么会几次几十次地你到我这里来，我到你那里去。日本作家对中国文学有相当广泛的了解，中国作家对日本文学也了解得不少，你知道我跟我知道你差不多，见了面有话可说，有话想说，这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是相当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的。又熟悉又陌生，越是了解得多，越会感到两国文化上的深刻差异。
人的交往也是如此，第一次相识只说明有缘，有了第二次会面才能续缘、结缘。我在机场一见到协会的常务理事横川健先生仍然身板笔直，动作敏捷，立刻就生出一种亲切感，刚踏上异国的陌生情绪顿时消散。十几年来我想到日本就想到他，谦恭有理，面面俱到，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是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1958届的高材生。那年在东京会馆的隆重欢迎会上他为我当翻译，我是认真做了准备的，作家又常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臭毛病，真难为他竟没有卡壳，我一直心存感激。还有袁信之先生，在我的印象里他应该是个小伙子，我上一次访日他整整陪同了我半个月，从关东到关西，又从关西到北海道，他是日本的活地图、活字典，思维精细，对我照顾有加。14年未见，竟然头发花白，开始驼背，人也有些消瘦，我忽然有一种想拥抱他的冲动，却只能客气地伸出右手……
这就是日中文协，在这个以跳来跳去为时尚的现代社会，文协虽然增加了许多新人，老人却都还在，没有人辞职，没有人跳槽。文协中不止一个人向我介绍已去世的会长团伊玖磨先生的公子，说他是个优秀的建筑师，最近还出版了一部颇受好评的长篇。那神情那口吻就像是在说自己的家里出了个天才，仿佛整个日中文协都为会长有这样的公子感到欣慰，感到自豪。难怪这个团队能留得住人，能容得下人，会员们宁愿付费也要参加它的活动。
日中文协的人让我认识了日本的另一面，改变了我对日本的一些看法。我想不仅中国会感谢他们的工作，日本更应该感谢他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