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在杂志上开辟了一个栏目，叫做《聊斋》，约我到这个“斋”里来“聊”一下，盛情难却，只好遵命。s`h`u`0`5.`更`新`快不过，平白无故，没有什么好聊的，他很客气：“您随便！”
“出个题目吧！”
还是这一句：“您随便！”
好一会儿，他才给我划了一个大致的框框，谈谈“新写实主义”。
这使我很为难，因为第一，我是不大相信文学上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的，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些年出过一个“新写实主义”，和在此之前，还曾经存在过一个旧写实主义。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来一回无聊之聊了。
这个“新写实主义”的名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些评论家和一些编辑家杜撰出来的。这班我也认识的评论界和编辑界的朋友，有点儿像《红楼梦》里那位怡红公子，忒多情了一些。见到了漂亮的林妹妹，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听说林黛玉有名无字，赶紧送她一妙字，曰“颦颦”。探春问他典出何处？这位少爷便说了一部书的名字唬她。谁知三姑娘马上笑着，但很不客气地驳他，“只恐又是你的杜撰”。所以，我在想，近几年文坛出现的新锐作家，让评论家和编辑家太兴奋了，太激动了，便想出了这么一个“新写实主义”，企图概括这一时期的创作现象。
评论家习惯将作家和作品，予以分门别类，提纲挈领，具有一种牧民赶羊入圈的天性。翻翻文学史，几乎通篇都是这样方式来描绘文学现象的。
但是，这一次杜撰出来的这个“新写实主义”，好像经不起推敲，因为把在造型艺术上的这个流派，套用到文学上来，用什么比较准确的概念来表述，至今还是空谷足音，言者渺渺，听者寥寥。而且若有新，必有旧，来龙去脉，谁谁谁谁，总得有个前后相因的关系，或否定，或继承，或在艺术上杀死自己的父亲，或是衣钵相传，然后通变而臻新的境界，反正得有一说，那么，谁又是旧写实主义呢？
第二，我也并不认为当今中国，有这么一批作家，举起这面“新写实主义”的旗帜，以这种所谓的“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在身体力行着的，再则，不讳言自己为“新写实主义”者，好像未听说过，只是含含糊糊。说实在的，一类苗，二类苗，或三类苗的划分法，用于地里的庄稼可以，用于多姿多彩，性格文风绝不相同的作家，大概难免以偏概全的遗憾。所以，评论家和编辑家将这顶桂冠，戴在某一些人头上的时候，这一些人并不认可这种光荣，当然是很滑稽的。
因此也不存在一个以标榜“新写实主义”为宗旨的文学团契，也许有的评论家和编辑家，像皇帝的新衣那样，已经看见了。但好像哪怕是极松散无契约性的联系，或者开过一次会，就像当年《语丝》同仁，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喝过一次茶，哪怕认定一下“新写实主义”呢？直到今天还未见过有人在文章里，在言谈中提起，谅是不曾有过的了。
当然，也不排除我的孤陋寡闻，如果并非如此的话，那真是有点天方夜谭了。
话题回到蒲松龄老先生的《聊斋志异》上来，这部书，说清楚了是“志异”。异者，神仙狐怪，魑魅魍魉也，在他笔下，写得幽冥憧憧，鬼气拂拂。反正除了鬼之外，谁也没有见过鬼，而且与漂亮的狐女厮混，谈个恋爱什么的，也是一种移情作用，情之所钟，怎么写怎么是，一部《聊斋》，遂成为千古绝唱。
可“聊斋”，却规定了必须聊文学，聊活蹦乱跳地从事文学活动的被称之为“作家”和“评论家”，以及那个天方夜谭式的“新写实主义”，这就有点儿费难了。
作家，不太好聊；评论家，则尤其不好聊。因为评论家的主观色彩更强。
作家的作品，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其说不一，有相当大的转圜余地。说好，当然不成问题，说不好，也许是你没能完全理解作品所致，于是作家要显得从容些。但评论家的文章，通常都是板上钉钉，说一不二的。譬如这个“新写实主义”，你就只有一个选择，认可，因为他写这篇文章，就是要你认可他的看法，这就是新写实主义，这些人就是新写实主义者，不可能有别的解释，有点类似法官的判决，连不服上诉的权利也不给的。这样，你拜读之后，附和是可以的，商榷就要考虑考虑了，若是有不同看法的话，那就得小心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聊走了嘴，得罪了哪一位，或哪一路神仙，磕头作揖都来不及的。
算了，就此把话打住，谈些不着边际的陈谷子烂芝麻吧！
《资治通鉴》682年记载了唐高宗时的名相裴行俭对初唐诗坛四杰的一段谈话，很有一点意思。
行俭有知人之鉴，初为吏部侍郎，前进士王勮、咸阳尉栾城苏味道皆未知名，行俭一见谓之曰：“二君后当相次掌权衡，仆有弱息，愿以为托。”是时勮弟勃与华阴杨炯、范阳卢照邻、义乌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为必显达。行俭曰：“士之致远，必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邪？杨子稍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幸矣！”既而勃度海堕水，炯终于盈川令，照邻恶疾不愈，赴水死，宾王反诛，如行俭言。
裴行俭用“浮躁浅露”四个字，来概括王杨卢骆，当然绝对了一些。王勃去交趾途中，路过南昌，在都督阎公的盛会上，写出才华横溢的《滕王阁赋》；骆宾王为徐敬业讨伐武则天所写的檄文，慷慨激昂，气度不凡；杨炯的《从军行》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也是领风气之先的佳作。从文学的角度看，这四位诗人破六朝俳丽浮艳之风，开有唐一代诗歌发展繁荣的先声，作为开创者是作出了大贡献的。
裴行俭是当官的，他是从政府选用干部的标准来衡量诗人，而不是从文学角度观察，就不免偏颇。虽然这四位诗杰不幸而被言中，王勃淹死在交趾，卢照邻因恶病缠身，据说是麻风病，痛苦得没有办法，跳了河，骆宾王因参与反叛武则天的军事活动，兵败以后杀了头。但裴行俭器重的王勮，苏味道，尽管当了大官，最终还是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如今还有谁会对这两位官僚感兴趣，想知道他们什么呢？而无一善终的初唐四杰，在文学史中，却有着永久的位置。王勮老弟的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到了20世纪70年代还走红一阵，万人同唱的。
因此，这位名相看到的“浮躁浅露”，固然是文人的致命弱点，不过，也未必不是文学家的某种优势。若是一个个都那么老成持重，循规蹈矩，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作为一个人，可能是好人；作为一个干部，肯定是好干部。但作为一个作家，则未必是能称得出类拔萃的了。
当时，人们就开始统称这四个人为“王、杨、卢、骆”，甚至那个杨炯，还不甘心屈居亚军位置，一直发牢骚，“耻为王后，愧在卢前”，拉一个，打一个。后代人则尊之曰“初唐四杰”，但没有人把他们归之曰这个或那个主义。因为在艺术风格上，这四个人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很难硬用一顶帽子，把这四位拢在一起的。
这就是中国人的聪明了，“竹林七贤”，以交往论，“建安”，以年代论，“花间”，以成书论，“公安”、“竟陵”、“桐城”，以地域论，“李杜”、“元白”、“温韦”，以姓氏论，都在形式上，而不在内容实质上寻求相同的地方。外国人就爱搞这个主义和那个主义，我翻了一下已作古的鲍昌先生主编的一部《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所谓“新写实主义（造型艺术的）”，就和什么新达达主义，波普艺术搅在一起，不大分得清楚。
因此，想把一些作家，由于有某些共同点，而不顾其根本上有歧异的不同点，而企图结合成某种主义的流派，大体上是不会太成功的。再没有比作家更过敏，更神经质，更不愿意听到别人对他（她）指手画脚的了。
自由驰骋的艺术个性，是作家的灵魂。
评论家对于作家和作品，任何规范化，模块化，定型化，格式化的行为，尽管其动机无比良善，都可能对作家形成一种心狱的作用。
文学家是属于“多情善感”的一族，是不怎么遵守游戏规则的一族，是特别具有个性色彩的一族，是一种很难用什么模式框起来的一族，而且，也是属于自我感觉总那么良好的一族。因此，让他们成为合唱团团员，按指挥棒在那儿多来米，那肯定会是一次很糟的演出。
我想，按部就班，言听计从，奉公守法，恪尽职守，这种规矩人，当官绝对是好样的，当文学家则不甚灵了。人是感情动物，那么，作家则尤其是，更加是。越伟大的作家，那感情也越是无比的丰富。一个非常理智的，感情硬邦邦的铁血汉子，打仗行，举重行，为朋友两肋插刀行，但要是写东西的话，恐怕就很难让读者买账的了。说得再直白一点，作家正是用他的情感去燃烧读者。虽然，一些评论家和一些编辑家在论证他们所创造的这个“新写实主义”时，特别强调了不动声色，冷静超脱，心如古井，毫无主观色彩的，像外科医生用手术刀解剖那样，将血和脓引流出来。但这种不加褒贬的原生态式的文字后面，你能感觉不到作家心中的火焰吗？
我们读作品，其实就是在读感情。读作家所表达的人物的感情，故事情节的感情，乃至没有人物，也没有故事情节，只是语言文字中所流露的或如潺潺溪水，或如惊涛拍岸，或如春雨润物无声，或如金石铿锵有力的种种感情，在使我们得到艺术享受。而越是不外露的感情，也就是那种没有感情的感情，“于无声处听惊雷”，其震撼力会更强烈。
说到底，读者是在读作家的感情。
你读到了，你领会了，那么就不必要给这些作品贴上什么主义的标签。
《红楼梦》这部不朽之作，能给它定个什么主义呢？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意识流的？写实主义的？似乎哪个主义都沾一点儿边，又似乎跟哪个主义不搭界。也许像烧一道菜，只有一种味道，一种调料，总不如酸、甜、苦、辣，五味俱全，更能令人大快朵颐。
一部好的作品，很难用一种主义框死的。相反，一旦归属到某个主义的范畴里，那也就再不能出现超越了。我们知道萨特的存在主义，学问再大一点，还会知道加谬（不过，他自己从不承认是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同样，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的名字；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荒诞戏剧，和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黑色幽默”流派。至于在这些旗帜下队列中往后再数下去的小兵小卒们，就鲜为人知了。
我在想，我也这样对一位作家朋友说过，一旦认为自己归属于什么流派，虔诚地投拜到哪位宗师的门下，那你就像大树下的一棵小草，因为阳光雨露都被大树吸收了，你就不可能长得很茁壮的了。
所以，我赞成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写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画地为牢”，对于创作，是一大忌。我想，一个作家，跳出自己和别人画下的圈子，不囿于任何哪怕是善意的拘束，听由心灵的驱使，去写想写的一切，也许能出一些拥有真情的大作品，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