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基：
《火》三部都是失败之作，我自己讲过不止一次，所以十卷本《选集》里没有收入它们。当然我也不会把它们从《全集》中抽去，而且我并不后悔编《文集》时将它们留了下来。“我写文章靠的是感情”。（一九八四年二月，可能以前还讲过这一类的话。）我不掩盖自己的缺点。但写一个短篇，不一定就会暴露我的缺点。写中篇、长篇那就不同了，我离不了生活，少不了对生活的感受。生活不够，感受不深，只好避实就虚，因此写出了肤浅的作品。
我没有毁掉这些作品，我说是“为了宣传（抗战）”，这也是事实。我的确在做宣传工作，我想尽我的责任。我知道，这样宣传，作用不大。但在四处逃难、身经百炸之后，还不曾丧失信心，不间断地叫喊几声鼓舞人们的勇气，也是好的。有总比没有好。不过这谈不上文学和艺术了。固然三卷书中都有“感情”，这“感情”当时还能打动人心，今天却不易争取到读者了。就留着它们作为“考卷”看吧。
我说过：“我想写一本宣传的东西”。《火》的头两部都是宣传的书，第三部却不是，第三部写了阴暗面，因为我自己看到了阴暗面，不少的阴暗面。我不能睁起眼睛撒谎，这不是宣传。我得讲真话，才能够取信于读者。因此我写了知识分子受歧视，写了人们向钱看，写了学生看不起老师等等等等。这说明即使在这类肤浅的作品（我的确写过不少肤浅的作品）中我也不曾无病呻吟。
三卷《火》中我写了两位熟人。冯文淑是我的妻子萧珊，田惠世则是在桂林逝世的老友林憾庐。写萧珊，我只写了她初期的、表面的东西，不曾写她的成长。写憾庐，我想借他来说明真正的基督徒宣传的人道主义的教义。但是我应该承认跟我这样熟的两个人我都没有写好。除了我在以前发表的几。篇《后记》中指出的原因外，除了刚才说到的“避实就虚”外，我还有一个毛病，我做文章一贯信笔写去，不是想好才写。我没有计划，没有蓝图，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做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关于《火》我不想再说什么了。我的一本《创作回忆录》里有一篇谈《火》的散文，是将近八年前（八〇年一月）写成的，当时讲了不少，我那些意见、那些看法今天不曾改变。我希望《火》的读者有机会翻看这本小书。
巴金 1987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