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见到马玉琪，互相对视了半天，说出同一句话来：“想不到咱们俩能在这儿见面，真想不到……”
我认识马玉琪的时候，他还不折不扣是个孩子。1950年马玉琪跟我弟弟在上海戏校是同学。1952年上海戏校停办了，他俩都回北京。一个进了中国戏校，一个进了艺培。还总找到一块玩，那时他不过十多岁，我除了嘱咐他们好好玩，别淘气，没说过几句话。
过了些年，我成了右派分子，被放逐到鞍山地界。马玉琪和叶蓬（伯英，盛兰先生长子）、艾美君、马玉璋、黄文颖等毕业后分配到了鞍山。当时的鞍钢和鞍山市领导对他们很重视，尤其是文化局长张未然女士，既懂艺术，又爱人才，把玉琪和艾美君视为“市宝”。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关照他们。
“他乡遇故知”，他没因为我的特殊身份疏远我，反而很关切。但我不想给小兄弟添麻烦，并没多来往。他演戏我是常看的。当年的小孩子已出息成这样一位嗓子好、天赋好、基本功扎实的青年演员了。这时候，他正式拜师叶盛兰，很受盛兰器重。他演出的《叫关》、《射戟》、《奇双会》等很有叶派神韵。
到了“史无前例”时候，阴错阳差，他也划入另册，跟我一块接受专政了。造反派把文艺界的黑帮分子都关进一个大院，集中批斗，牛鬼蛇神分为三六九等，吃饭也有区别：有反戈一击、立功赎罪表现的，戴着白袖标享受与造反派一同进餐的优待；罪过较轻，表现尚可的，等造反派吃完后，排队集体去吃；罪恶深重，死不悔改的分子，要等黑帮们也吃完，两个造反派押解一个、站到食堂墙角去吃。这种人共有三个，一个是在下，一个是说评书的单田芳，还有一个就是马玉琪。
在严密监视下不能对话，我们只得“眉来眼去”互致问候。造反派是对我们既“触灵魂”又“触肉体”的，我见马玉琪唇红齿白的面孔已经改了扮相，就知道他受了不少罪。有天趁造反派没留神，我悄悄问他：“怎么样？”他急急对我说：“差点没打死……”下边话没说完，造反派回过头来了，他把下边的话咽了回去。临走时我特意从他身后经过，脸朝着地轻轻说了两个字：“挺住”。这以后我被拉出去劳动改造，再也没见过他。
我后来被放到一个工厂接受监督改造。工厂只叫干活不给地方住，我花二百元买了间草房，就这么个狗窝也有人来投宿。来者名叫马延济，是清朝内务府大臣韶英的嫡孙。是马玉琪的表哥（马玉琪姓的就是母亲的姓）。这位马先生本是水电部的会计，为人忠厚老实，唯一的毛病是爱唱京戏。他小时候，言菊朋先生是他家座上客，很得言先生点真传。但只有唱功，没练过身段。他一心要下海。就找到他表弟马玉琪。按规矩剧团请他先唱一场。在幕后先唱了句〔倒板〕，台下的内行们一听给个满堂好，议论说：“每月工资就得值八百。”等出场一亮相，底下又说：“五百也可以了。”走完台步一念引子，下边竟说：“三百也就差不多。”最后决定请他仍到剧团来当会计，但碰上合适机会就请上台来一场。他就留了下来。文革中文艺界划黑线，把他的到来列为“走资派”“网罗牛鬼蛇神”的罪状，给他定了个“封建王朝的孝子贤孙”外加“严重历史问题”，也放到工厂劳动。他连买间棚子的钱也凑不出来，便来和我搭伴。转户口时街道就给写作“同居”。这样我与马玉琪的关系又密切一步。到了1976年，我满四十五岁，被照顾提前退休，回到了北京，便再也没见玉琪，偶然听到点他的消息，却是令人难过和愤懑的。
“四人帮”垮台，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开放高潮，使我受到鼓舞，想要弥补二十年虚度的光阴，埋头写作，无暇它顾。等有机会打听他的消息时。人们告诉说他已移居香港，并且弃艺从商了。
80年代中，我在深圳过春节。忽然有人送了一张请帖来：马玉琪当晚在深圳剧院演出《四郎探母》。来人传马玉琪的口信，请我一定到剧场一会。我惊喜之余，早早赶到戏院，进了后台。玉琪已开始化装，他没见老，但是胖得邪乎。他正跟身后围着的几个说话，他一边说那几个一边记，记完又用广东话问道：“先生，还有什么地方要鼓掌喝彩？请再指教一下……”玉琪一见我来，匆匆把这几位打发走，把我拉到化妆桌旁，连寒暄都没寒暄，就跟我说起他这晚上的戏来。好像不是相隔十年没见，而是昨天才分手。他说在香港的生意还可以，就是放不下自小迷恋的京戏。总不唱就要回功了。所以找机会来唱两出。
玉琪在上海戏校开蒙时曾学旦，后来社会上对越剧女演男和京剧男演女颇有非议，转到中国戏校后才专攻小生。我认识他许多年，还没看他演旦角戏，这天的《探母》他前铁镜公主，后杨宗保，颇见功力。但体态发胖，底气有不足之相。广东人又不大会欣赏京剧，尽管有专业捧场者按笔记本的指点叫好鼓掌，那天的气氛也说不上热烈。我暗暗有些难过，心想本来可以成为一代名优的人，今后怕只能做个好票友了。
此后，我每到香港都和他通电话。有时他是在电影厂帮忙（我弄不清他是教把子还是拍片），有时他又去内地做生意。香港朋友谈到他，多会提起两件事。一是凡有大陆来的同学和朋友，马玉琪都无私地给以帮助，二是他近年在商业上不大顺心，颇有重踏台毯之念。1987年我到香港，又给他打电话。果然，在电话中他告诉我，他决定重返舞台，明天就应约到台北去唱戏了。只得在电话中告别，我祝愿他此行能成功。
这一去就是九年。这中间听说他不止一次回来，尽管鞍山那地方给他留下苦难的回忆，他仍没忘记那里的朋友和观众，还到那里去演出过。他到北京我多半不在，只有一次通上了电话，约我一块吃了顿中饭。告诉我他在那边干得不错，没工夫多谈。
这次我一到台北，就对东道主说：“请帮我打听一下马玉琪先生的地址。”旁边有位记者笑道：“是盛兰京剧团团长吗？不用打听，我这就有。”说着他就给我抄了个号码。电话一通，我自报家门，马玉琪大声问：“你在哪儿来电话？在台北，老天，你到台北了，别费话，快来吧，见面再详谈，请记下我的地址……”
我参加完一个晚宴，驱车找到了马玉琪的住所。
这所房子，从外边看是台北的公寓，进到他屋里，觉得又回了北京。甚至不是现在的北京，倒像是当年各府大臣家的一角，花梨木房罩把厅房隔成两单元，悬着宫灯，挂着古画，青花大瓶，官窑瓷罐，多宝格上是玉佛铜鼎，木刻牙雕。黄花梨家具上铺的是缎子绣花软垫。一派传统文化氛围。
他把我拉到里间椅上坐下，沏了碗盖碗茶，又说了一句：“真想不到，我们会在台北见面，回想从前……”
我说：“往事不堪回首，现在大家都好了，这才是真格的。”
平静下来之后，我注意观察了一下，发现一个奇迹：不是深圳看到的那个肚子腆出，面孔圆胖的那个马玉琪了，好像时光倒退了二十年，又见到了那个刚从戏校毕业不久，英俊潇洒的小生。比以前成熟，但仍然年轻。
我说：“你的体型恢复，嗓音都还原了，大概下了不少功夫吧？”
他点点头说：“当然得下横心，吃点苦。可是太值了，我找回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告诉我，到台湾九年，他拼搏了九年。先与郭小庄女士合作。后来经济基础强些，就与魏海敏合作成立了盛兰京剧团。他说：“我不能忘中国戏校对我的教育，恩师的栽培，台湾人喜欢京剧，带有怀念故土、不忘根本的情结，我要唱就得唱好，使叶派艺术在台湾再现。”盛兰京剧团成立后，得到两岸同行和各界人士的欢迎支持，张群先生特为他题写了团名，每次演出京剧界前辈师友都热情协助。他唱《探母》，章遏云女士担纲萧太后；他唱《临江会》，李桐春助演关羽；他好学不倦，师友们都伸出热情之后。袁世海先生跟他讲自己和叶盛兰合作时，所看到叶先生细节表演；叶少兰把自己家传的心得无私地转授给他；他向画家程十发请教昆曲，跟赵荣琛学程派唱腔。盛兰京剧团每年在台湾至少要演出两季，每次都造成轰动。他给我看近几年演出的说明书和剧照，演出的剧目比在大陆时扩展了许多。《临江会》、《群英会》、《雌雄镖》、《奇双会》这都是他在大陆很少演出的剧目，至于旦角戏程派的《骂殿》，在大陆时他根本就没说过会这出戏。此外他又新排了清装戏《清宫秋雨》和移植的朝鲜剧目《春香传》。几年时间，盛兰剧团在台湾打开了局面，立稳了脚根，成了台湾京剧界顶梁柱之一。从张学良先生、蒋纬国先生与他合影中那种赞许和鼓励的表情就能看出他业务上取得的成就。
随着事业的发展，马玉琪的经济当然有了不小改善。但他个人生活仍保持着我习见到的那样简单，甚至可以说朴素。他不用工人，自己洗衣做饭搞卫生。钱多半花在帮助朋友、同行，和收藏文物工艺品方面。他收藏了许多精美的戏装、文玩、书画。目前正筹备举行他收藏的扇面展。他拿出一些扇面给我看。真是多姿多彩，美不胜收。不是白石老人、大千居士的遗墨，就是梨园界名人的一些作品——四大名旦合画花卉，历代名伶的墨宝，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他见我看得如醉如痴，笑着说：“你挑一幅去作纪念吧。”我怎敢夺人之爱，连声婉谢。但他随手挑一幅胡佩衡先生在上一个甲子年画的兰草，诚挚地送给了我。玉琪的性格我熟悉，再推他就嫌我生分了。我再三致谢收了起来。
已到深夜，谈兴尚浓，忽然来了电话。他接过电话没谈几句嘴角就哆嗦起来，惊慌地间，“在哪儿出的事？你现在在哪儿？好，我一定帮忙，后天我就赶到香港好了……”放下电话，他脸色苍白，坐在电话桌前半天没有一丝动静。我等他缓过点后忙问：“出了什么事？”
他告诉我，刚才电话是从泰国打来的，曾经由他帮助过的一个大陆出来的朋友，刚在经济上有点基础，夫妻二人去泰国旅行，丈夫在那里被人杀死了。没有抓到凶手。但看作案情形很像是港台黑社会跟踪过去作的案。那女人困在泰国无法脱身，来电话要我帮助。我要尽快赶到香港去替她想想办法。我也大吃一惊说：“怎么会这样？”他说：“近来这样的事发生不止一起，是这边的人早就策划好的。有的为了敲诈钱，有的因为别的缘故。如果当事人不满足黑社会的条件，他们就盯住你。不在本地作案，专等你到外国旅游，办事时跟踪而去，在那边下手……”说着他摇摇头。
夜已很深，他又在考虑如何着手帮助那位女士的事，我便起身告辞。临走说：“何时到大陆，给我个电话，咱们后会有期。”他说：“目前我正在考虑处理掉一些家具。把有些东西整理一下，到北京买幢住房。每年回去住几个月，再到这边住些日子。两边跑着，心里才踏实些。在这事业上虽然顺，可没有生根的感觉，总还好像在作客，我的根在北京。那里气氛环境，民情风俗，连街上走道的人说话听起来都亲切。慢慢我年纪大了，演出会减少。我要把更多精力放在艺术研究、教学和文物收藏上。两边都是我的家，两边都有我存身之处，凭我所有的能力，为两边的交流，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做点工作，我就心满意足，再没有其它奢望了。”
他把我送下楼，雨夜中我频频回头，望着这位战胜了苦难，自强不息的小兄弟。祝愿他的计划会实现，相信他的计划会实现。
回来后我想写一篇文章谈他那些扇面。它们算不上宏伟巨作，但绝不是凡俗之物，它们是珍宝。中国少了这一份珍宝它的文化财富就不完美、不丰富、不多彩。把它们汇集起来就展示出中国在这一艺术领域的伟大成就……想着想着，我思路有点模糊起来。我弄不清在想的是马玉琪还是他收藏的那些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