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生前和去世后，为他出书的事奔走最热心的朋友应当首推荀令文。
令文是慧先生生的二公子，和我相识也有几十年了。“艺培”一建校，他和他大哥令香就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令文多年担任班主任，我弟弟在戏校学习时，十分调皮捣蛋。校方为此找家长谈话，有两次就是令文和我谈的。但我们较密的过从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陶然亭的把式场上。那时人们虽然强作欢笑，但总在眼底压着些苦色，尤其是文艺界的同人，除去在唱样板戏中捞到好处的浩亮之流，多半都神情有些压抑，惟独这个荀二公子，脸上从来不带愁苦相。挺高的个子，穿着件破旧的棉大衣，扣子掉了两个，两肘见了棉花，脚上一双“猫窝”棉鞋也是打过掌的，可脸上总是笑嘻嘻，很像庙里那尊布袋和尚。他不打拳，而是在陶然亭下那个小广场上绕着圈子跑步。跑步时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一边跑一边吹呼（不是喊，而是吹呼）：“嗨，嗨，嗨！”全陶然亭的遛早客他没有不认识的。认识的他全打招呼，所以他这“嗨，嗨，嗨”，是连呼气带招呼两用；他也有不来的时候，他如果这天不来陶然亭，必定是到别处游玩去了。他买了张郊区通用月票，香山、卧佛寺、樱桃沟、西山八大处，想上哪儿登车就走，第二天见面他准带回一两件趣闻，逗大家哈哈大笑。这些趣闻他有的是亲眼所见，有的我怀疑是他编的。有次他去颐和园，回来说园内有的地方隔离开来另外卖票。有一处门口还有两个人站岗，完全清装打扮，马褂、箭衣、缨帽，腰上还挎了把腰刀，但两个人却是完全的现代青年，红线帽下边是长发。观众就在一边议论说：“这两个人不像。”两位站岗的听人议论难免有些不高兴，有一位就小声说：“像，像你爸爸！”于是引起一番争执。我问他：“可是你亲眼所见？”他说：“当然亲眼所见，我只把情节组织了一下。”
沈先生去世后，我为他的书得不到出版而不平，提出自费替他印。令文听到后，郑重写封信来说，他虽不富裕，印书他出一份钱。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答应出这本书了，图书发行部门要征求一下订户。令文又到处写信，征到了不少订户。谁知出版社另有原因，又把出书的事推到不知多久的“以后”去，订户们收不到书，纷纷写信责问他，批评他，他又一一写信去道歉，并劝我：“别生气，别得罪出版社，多说点好话，托托人早点印出来比什么都强，别的事我全兜着，你就管这一样好了！”
令文做得一手好菜。每天早上去陶然亭，必带个手袋，回去路上寻找人口之物。他本是学唱老生的，后来又对京韵大鼓入迷，但始终没当正式演员。他哥哥令香倒是从父亲那里学了些荀派的拿手戏，现在专教荀派戏，而且专教三十年前荀先生的戏，如《香罗帕》、《荀娘》。令文说：“我们大爷这手弄对了，红娘人人会唱，用不着咱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