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棠逝去，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八年前送走鲍昌，他曾对我说：“咱们活得在意点吧，轮到咱们这一茬了！”
他戒了烟，断了酒，但无法降低写作热情，不能减少社会活动。这是他生命存在的形式。从那时到今天竟又出版了三十几本书，比我一生出的还多！
家要塑造典型，绍棠本人就是个典型。是50年代先被视作“文学新生力量”，后来是被“错划右派分子”的一个典型。那批人年轻，爱国，在革命思想教育下长大，受中国革命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影响步入文坛。他们可能有各种缺点，却绝不会喜欢“资产阶级专政”。而他们偏偏就戴上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的幸运者，赶上了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拨乱反正，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于是用整个生命拥抱新时代，忘我地歌颂改革开放，歌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对党，对人民爱得更加真诚执著。即使谈到那段不幸的误会，也能释怀（绍棠则更忠诚些，他说那是母亲打孩子，打错了，做儿子的也不该抱怨！）。他们像火山喷发般的写作不息，却忘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警句。绍棠不是这样一个典型吗？
我认识绍棠时他才十七岁，《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一部部清新得像荷叶上露珠的作品，已使他挣得个“神童”的诨号。在文学上他搞“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尊孙犁先生为房师，以肖洛霍夫作借鉴。少年得志，老人们放心不下，郑重警告他：“要防止头脑发涨。不然就要应一句老话：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绍棠不仅记在心中，还写进序言，借以鞭策自律。所以他自信而不狂妄、得意而未忘形。工作学习，他一切听从党安排，叫他到编辑部实习就实习，叫他进学校念书就念书。他努力做听话的孩子，却难免有单纯、偏激和任性的小疵。
1957年初春，乍暖还寒之时，北京市委宣传部召集小会，向我们几个青年人传达“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介绍了毛主席反对围攻王蒙，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说公平话等内容，号召在文化科学界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我们听得很兴奋，散会已是深夜，外边在下雪，大家不肯坐车，踏雪漫步走到天安门广场。望着毛主席的巨像，宣誓般地争说要为革命文学献身的决心，说主席这样爱护我们，我们要争气，从严要求自己，不可犯错误。绍棠极表赞成，并充满信心地说：“记住，像我们这几个人，只要在男女关系上把握住不犯错误，别的跟我们不沾边！”
没料到几个月之后，就在团中央礼堂专门为他开批斗会，封他为文学界“青年右派分子”代表，“思想堕落，蜕化变质的典型”。
绍棠获罪的原因之一，是他有“鸣放”会就参加，参加就“放毒”！其实，他自己本来不想参加“鸣放”。
那次踏雪夜游后，北京的文化单位轮番地召开起座谈会来。有天在一起吃饭，绍棠喝了几口酒，趁兴说道：“开会通知越来越多，哪儿不去都得罪人，我得躲躲。我全靠稿费过日子，不写作吃什么？我准备下乡，连深入生活带写作。”
几天之后接到通知：全国作协领导要找几个青年作家谈话，要我和林斤澜参加。第二天我和林来到东总布胡同口，就碰见了绍棠和从维熙。我问绍棠怎么还没走。他说：“车票早买好了，为这次谈话又改了期。今天下午一定走！”
和我们谈话的除去作协一位领导同志，还有两位一向关心、扶持我们的前辈。三位长者对我们四个后进，语重心长地教导了一上午。从左联时期谈到抗战，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说明要做个合格的革命作家，不仅在艺术上要有所追求，更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并且不能脱离群众，要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以眼前事为例，就该积极参加“鸣放”，帮助党整风。绍棠说他已整理好行装，下午就回农村去。有一位前辈就摇头说：“怎么非这时候下乡不可？你们青年人、党团员不起点带头作用像什么话！票退了吧！”
就这样绍棠把票退了，留下来参加“鸣放”。
老前辈的教导与关怀出于爱心。他们那时也不知道还有“引蛇出洞”一说。绍棠后来的发言也没跟他们商量，出事绝对跟他们没有关系。而且开始反右不久，周扬同志惟恐我们出事，专找我们几个人去吹风，并指定绍棠整理他的讲话纪录，嘱咐我要写反右文章。前辈们一直是要保护我们的。而且他们对那场运动的底线也所知不多。我在这里只想说明：绍棠参加“鸣放”，并非出于自愿，更没想借机发泄对党之不满。数十年过去了，绍棠对此事只字未提过。我想再不替他说清楚，将无人知道其历史真相了。
绍棠在同辈之间，对这类事也很大度。四十年前在团中央召开的那个大会上，我曾奉命上台发言，揭发他下乡带馒头。此后数十年风风雨雨，我们友情未断，绍棠从不提起此事。我自己不能忘记，于是在十年前就写了文章，准备公开道歉。但有关领导劝我暂缓发，就拖了下来。年过六十，去日苦多，再不清理旧账难免要有后悔之日，去年我趁着随张锲、翟泰丰同志到医院看绍棠之便，就把文章带去，在他病床前当众朗读一篇，以示公开悔过与道歉。绍棠边听边含泪说：“我们俩谁不了解谁？提这些干吗？我明白，前台后台的事我都明白……”
绍棠受难，并不减少对事业的执著和对朋友的义气。“文革”时期，我们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为了怕翻出来当罪证，我连写日记的习惯都改掉了，除去思想汇报绝不动笔。他却竟能在劳改之余，夜里趴在坑上连续写了几部。气氛紧张时他写好要赶紧挖坑埋进地下，埋了又接着写。待到邓小平同志给我们带来第二个春天，想挖掘面世之时，才发现有的早已腐烂成泥，只得再重新补写。我为他叹息，他却说：“那也没白写，我总还是满足了写作愿望嘛！”他在50年代没正式安排过工作，因而既没有职衔也没领过工资。我们定为右派还受撤职、降级等处分，他无职可撤，无级可降，有些年是挣工分吃饭的。坦白地说，他劳动能力不强，存款也有限，真正挑起生活重担的是他妻子彩美。就在这种情况下，绍棠还要讲义气，顾交情。有在外地劳改的文友回北京探亲，绍棠知道了总要邀请一聚。朋友求帮则倾囊相助。哪怕是咸菜疙瘩下酒，也不能来了白坐着；粮票钱票，无多有少，总不能叫人走时空着手。彩美这位海外归来的华侨小姐，默默地承受这一切，一声不吭地在一边伺候，为他们做菜、买酒，自己和孩子则连饭桌都不上。绍棠一家，跟他的一样，始终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气氛，不论你赞成不赞成，但面对这家人你不能不起敬。
绍棠只是个作家，不是圣贤。即使圣贤，身后也有人揭他的短处。但瑕不掩瑜。况且他近年着实在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看得出他有不小的改变。比如，多了些深思老成之态，少了点任性急躁之风。不计个人恩怨，常虑团结大局。从老朋友的眼睛看来，他不再只是位“神童”了。
他的愿望总算在实现中。他求团结的好意也得到了朋友们的响应。因此才有五次作代会上团结共进的场面。
政协散会那天早上，传来他去世的噩耗。随即就接到陆文夫的电话，他已买好机票要回苏州，要我赶紧陪他去绍棠家行告别之礼。当我和北京文联的同志商量时间时，王蒙和贤亮的电话也来到了。贤亮仔细嘱托要选择什么样的花篮，如何撰写悼辞；王蒙则特别嘱托文夫和我劝彩美节哀，并说他虽然也已买好机票要外出，但走前一定去绍棠家，为老友送别……
绍棠是在朋友们真挚、深切的怀念声中离去的，是在团结的气氛下远行的，他是含笑而逝的。
绍棠，放心！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