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我又一次登上扶桑三岛。( .)
白土吾夫等老朋友对我很关照，问我对活动内容有何建议，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希望到少年时劳动之处再看一眼，会两个老朋友，但只作私人旅行，不可惊动官方、会社与传媒。他们接受我的请求，一改请代表团从北京直飞东京的习惯做法，要我从福冈入境，派横川健先生在福冈迎候，陪同我们先在地方上活动，最后再到东京。
我寄去想要会见的朋友名单，请他们帮助联络。
战争时期日本的工厂中没几个精壮工人，除了中国和朝鲜的“苦力”，多是残疾人、女工和“勤劳奉仕”的学生。战败后我干活的工厂因战争责任受到惩罚，被占领军封闭，人走鸟散。过了十年，恢复生产，人员和设备全部更新，那厂里是没有熟识的人了。几年打听、查询，发现还有三个相识的活在世上。
一位叫中元幸广。
在华工营地，日本管理人员分教官和舍监两种。教官权大位高，穷凶极恶；舍监位卑职低，只管吃喝拉撒睡。中元幸广是舍监中地位最低，年纪最小的。那年他不过十七八岁，因病逃避了兵役，瘦骨伶仃，毫没有武士道的彪悍与凶狠。日本人都看不起他。只因他哥哥是大教官，才给他找了这个吃饭的地方。我们管他哥哥叫大中元，管他叫小中元。两个中元从里到外没一点相像之处。大中元是公开的特务机关派驻人员，阴狠毒辣，喜欢面带笑容手执皮鞭把华工打得皮开肉绽；小中元胆小厚道，从不打人，私下里还跟华工说一两句玩笑话。多少年过去了，管理人员姓氏大都忘记，惟有两个打人最狠的和两个从不打人的姓氏牢记不忘。其中就有这两个中元。
1984年我到东京参加国际笔会，住在新宿，有天一大早楼下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有位日本老人要见你，你能见他吗？”我问：“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吗？”电话中说：“中元幸广，他说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今天特意前来赔罪……”说着话筒换了人，换成一个发颤的声音说：“我是小中元，你记得我吗？你能原谅我吗？”
我跑下楼，看见在大堂角落里站着一个又瘦又矮的老人，还保留一点青年中元的影子。我招呼了一声：“中元君！”他踉跄跑过来，抱着我肩膀失声痛哭。他说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特意从山口县赶来，很怕我不肯见他。他说战后不久他就成了共产主义信仰者，一直为工人运动，为中日友好工作，现在是某市日中友好协会负责人。当年没有能设法保护我，他感到很自疚，不来当面认错，他要受良心折磨……说着拿出他的名片给我看，我才知道他的本业是经营小小的汽车修配站，参加工人运动，为日中友好奔走都是纯义务。
知耻近乎勇！这样的人在日本见得并不多，我当然要拿他当朋友，并为久别重逢而高兴。他就在我住的大酒店附近小旅馆住下来，陪我在东京闲聊了好几天。交谈中才知道，他从小没有父母，曾随人流浪到中国，在中国得了急病，被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救了过来。他问那人姓名，发誓要报恩。那人说：“不必记住我，但要记住中日两国历史上是朋友。中国文化滋润过日本民族，现在日本兵来中国烧杀抢掠，这是恩将仇报，禽兽不如。你要还有人心，就别跟着他们欺负中国人！”
从那以后，他对中国有种特殊的感情。为此却招来了他哥哥的反感和周围别的日本人的轻视。
从此我们经常通信。过两年他退休了，就自费到中国留学，成了北京语言学院短期班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学中文，每期三个月，每年学一期，连续学四五年，竟学会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有中国代表团去长崎，他就义务任翻译，自费当陪同。张海迪去日本访问，回到北京给我看她的照片，照片上为她推轮椅的正是这位“中元叔叔”；中国儿童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演出，陪孩子旅行的又是这位“中元爷爷”！做这些他都白尽义务，伙食自理。
年逾古稀，他不再来留学了。我把中元幸广的名字报给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
临动身前，中元从长崎打来电话，他说横川先生已经把我去的消息告诉他了，他决定和老伴两人到福冈会我。还说他把这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德山滨田，滨田又找到一个老熟人，就是在食堂做饭的河谷安子……
他在电话中说：“喂，我要陪你去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