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日出日落一万九千多次，我又到了德山。
一下车就看见个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妇人匆匆赶来。但直跑到我的面前，我才意识出而不是认出这就是滨田。十多年前还是个满头青丝、动作敏捷的女人，怎么一下变成了老太婆？但她认得我，跑过来抱住我的肩就擦起眼泪：“真没想到还能再见面……”说话含糊不清。中元告诉我她已七十七岁，刚从医院做了手术出来。我看看她身后，见没有别人，就问：“河谷女士呢？”滨田说：“她没来，也许直接去旅馆等你们了。她年纪比我大，来车站不方便。”我问：“河谷君今年多大岁数？”滨田说：“八十出头。”
滨田义务当向导，说旅馆不远，不用坐车。我们就在她带领下提箱携笼走上大街。穿过两条街还没到，横川健就小声跟我说：“看来还不近呢，这地方人朴素，这么远都不打车。”
旅馆楼房很小，设备陈旧，面积和设备赶不上中国县城级宾馆。迎门有个长长的柜台，柜台前摆了两对沙发，靠墙再加一排木椅就算是营业大厅。我们几个人放下行李就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横川先生抱歉说：“真对不起，我没想到这里条件这样差。现换也来不及了。”我说：“只怕要换也没地方换。大家是因为我吃瓜酪，该我道歉。”横川说：“我倒要感谢你，不然我没机会到这里来。”中国作家也说：“别的代表团来只走东京、京都等大城市，哪有这个好机会。”屋子里没有河谷。滨田带着焦急脸色跟柜台上人打听，营业员说没有人来过。
横川为大家办住宿手续，中元声明他的手续自己办，房费也自己出，只要求和我挨着住。办好后横川一边分发钥匙一边说：“安顿好请马上回到这里集合，我们赶快吃饭去，已经快七点了。”
我洗过脸再下楼来，横川健和中元正站在当地争论。横川说：“你参加接待工作，是帮我们的忙呀，怎么可以不吃饭？”中元说：“参加接待工作我向来白尽义务，不能打破我自己定的规则。我要跟滨田女士一块去吃饭，请你们自便吧。”横川说：“没有滨田女士带路，我们连饭店也找不到！”中元说：“邓先生认识路，虽然房子另建过，但街道名称还和战争时一样。方位也没变。老弟，你领他们到银座大街去好了，就是当年那里有个游戏场的地方……”横川说这叫他过意不去，请我帮助作动员。我问他俩到底能不能去。滨田说：“我们还要在这里等候河谷，她到现在没来，我怕她出什么事！”
我们只好自己去。
同伴们听不懂日语，出门后就问两位老人为什么不一块吃饭。李锦琦把刚才的谈话内容告诉他们。大家很为这种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作风惊讶。格非说他这是第一次接触普通日本老百姓，跟想象中的日本人有颇多不同。我说多跟日本人民接触一些，会发现他们许多优点。国土不大，资源不多，人口密度却不在中国之下，既受过儒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过闭关锁国的历史，还走过军国主义的错路。能成为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其国民素质起了很大作用。
横川说：“我们也有不足的一面。表面发展，内里也有泡沫经济，多呆几天你们就会有所发现。”
没等多呆几天，几分钟后我们就看到了另番景色。
这时刚七点钟，上海、北京正是热闹时刻。我家住的北京安定门外，只能算是二三流的商业区，每天看过电视新闻我到街上散步，都要穿过万头攒动的人海。路过商店门口，称得上步履维艰。德山街上这时却商店落锁，路旷人稀，一派萧条景象。一所漂亮的高楼却灯火全暗，细一看门口贴了封条，是刚宣布破产的“野村证券”。有家“千元商店”开着门，堆积如山的货物之间只有一位客人闲看。大家议论说：“这是廉价品店，日本人收入高，怕是更愿去高档商店。”说时迟那时快，转过街角就到了一家高档服装公司门前。它也还没打烊，窗前门内，摆得既有几十万元一套的西装，也有上百万元一身的和服。从店容到设备都比刚才那家店豪华得多。但比那边还惨，竟连一个顾客也没有！见我们到来，女老板和售货员远接高迎。问我们想看些什么。横川先生介绍说，我们是中国客人，来参观的。她们满脸含笑说：“欢迎欢迎，可以买一件和服作纪念啊。”横川问她们怎么生意这么清淡。她的笑容变成苦笑，说道：“我们主要做外地客人的生意。这是个工业城市，以前来谈生意的外地人多，我们的生意也好做。现在外地来谈生意的人少了，工厂产品积压，我们的生意也清淡。没办法。”
我们到饭店吃饭。偌大一个店堂只有一位客人在闷声不响喝啤酒。我们几个一进去，立刻显得热闹了许多。老板一边鞠躬一边让座。李锦琦翻译着菜单要大家自己点菜。菜单上的价目出奇便宜。大家点完后横川先生觉得太简单太节约了，不好意思，他又给大家增加了些食品。这是到日本后第一次在街上自由就餐，大家吃得高兴谈得热烈，整整吃了一个多小时。除我们外只来了两个客人，还都是吃最简单省钱的饭菜。我们问老板：“白天你这里客人要比晚上多一些吧？”他叹口气说：“都差不多。本来我们这里生意满不错，近两年不行了。外来谈生意的客人少，本地工厂又减产裁人，没几个上街来吃饭了。生意很难维持呢……”
吃完饭出来，不过八点多钟，大街之上不仅没有行人，连车辆也不多。
回到旅馆，见滨田坐在中元屋中谈心，我也参加进去。她不安地说：“河谷至今也没来，打电话去她家没有人接。八成是又住进医院了。”我说：“真不巧，看来这次是见不到了。我带来一点小礼物，请你转交给她总可以吧！”滨田说：“一定办到。我明天送走你们就到她家找她。她住在另一个市，开车要走半小时左右，所以今天是没法找她了。”我把给她的礼物拿来，郑重地双手捧到她面前，把给河谷的一份也请她代转。她拿着礼物很激动。说明天大家要一起参观，我们三人能够坐在一起谈心的时间，只有这个晚上。建议我们到不远处一家咖啡屋去闲谈。
这是个很小的咖啡屋，暗淡的灯光下老板陪着一位客人，从墙角音箱传出古老的日本谣曲。低沉的三味弦，柔和的女中音混合着酒香，使人进入一个似真似幻，半醉半醒的境界中。我们本是要来谈天的，坐下后抿着咖啡互相看头上白发，脸上岁痕，满肚子话又不知从何说起了。颠颠倒倒，说来说去两句话：“没想到我们又坐在一起了！”“友谊无价，我们要为中日友好尽力。”
午夜钟鸣。滨田回家还有一段路，我们只好分手。看她走向车站方向，我和中元道过晚安，各自回房。
回到房间毫无睡意，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想看看少年时代当过奴隶的这座城市还能认出几分，只见一轮明月高挂天边，路灯下的市街上空寂无人，一阵风吹过，树上掉下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儿朝远处飘去，远处是不高的几座山峦……
此情此景确曾相识啊！
旧电影院是二层楼，我住在楼上。每四十个人挤在一架双层通铺上。冬天午夜，劳累一天的人们正睡得死沉，突然铃声大作，惊醒后还没明白身在何处，只见山崎挥着木棍没头没脑朝还在躺着的人打来。边打边喊：“起来！起来！立刻在铺位前立正站好。不许穿衣服……”
我昏昏糊糊赤身裸体在铺位前站好时，山崎已走到楼梯口。他扯着嗓子喊道：“原地立正，不许移动，不许说话，不准乱看，不许出声，违反命令格杀勿论！”整个楼寂静下来。山崎走下楼去的脚步声和我左右两边传来的喘息声显得格外响亮。
有汽车开来了。汽车在门外停住了。一片马靴声走进了门。佩刀铁环声和山崎喊敬礼时鞋跟相撞的声音带有杀气。
山崎为首的众教官领着四五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上了楼。教官分散开，在各排华工面前站定，手持皮鞭瞪眼监视。警察结伙奔到一个华工面前，带队的警长问了句：“你是某某吗？”对方刚答应一个“是”，声音没落地，打人声、呻吟声和卡上手铐声就乱成一团，杂乱的脚步由楼上响往楼下，响出了楼门。警察并没走净，剩下两个在山崎陪同下，沿着铺位慢慢巡查，每走到一个人面前，山崎就下令：“报告姓名，年龄，籍贯，原来的职业……”华工大声报告，警察似听似不听，扬着脸往前走。不定在哪个人面前突然停脚，转过脸发出一串问题：“你跟刚才抓走的人是同乡吗？怎么不是！刚才你报告家乡不是临邑吗？什么，是临沂不是临邑？有三点水的沂，为什么不说清楚？故意跟警察捣蛋？什么？日语说不好？为什么说不好？你不爱学日语是不是……”问一句打一耳光，答慢了打，答快了打，答错了打，答对了也打。最后还叫你把床上所有衣物一件件抖开来供他检查。这样打了一个又一个，一直折腾到后半夜，警察走了，山崎叫人把被捕者的行李全部送进事务室，同时下令：“收拾好东西，准备上班。”对这一夜发生的事不作任何解释。人们看着空了的铺位，眼神流露出仇恨与悲愤。就是在那一刻，我为了转移一下心境，把脸扭向窗外。看见一轮明月高挂天边，路灯下道路上空寂无人，一阵风吹过，从树上掉下几片枯叶。枯叶打着旋朝远处飘去，远处是不高的几座山峦……
山河依旧，而人事全非了！这还是那个城市吗？那到处悬挂的“一亿一心，圣战必胜”标语呢？那挎着战刀满街横行的神风特攻队呢？那空气中交替响着的《大东亚进行曲》和B29轰炸机的空袭声呢？
战争的狂想，侵略的野心，强盗逻辑像浮在水上的泡沫，被时代的风暴扫净，被和平的浪潮冲光了。我那噩梦般的青春也将永去不返。但人们不能忘记这一切。忘记过去等于背叛！
电话铃响了。服务台告诉我，本市礼品公司的公关经理前来拜会，希望我接见。
一位穿着整齐的先生捧着精美的礼品盒走进门来，冲我鞠了一躬，把礼品盒高举在我面前。礼品盒上放着一封信。打开来看，上边写道：“知道你今日到达德山，可惜我正在土耳其旅行，无法相会，憾甚谦甚。特委托德山礼品店呈上粗品一件，略表友情与敬意。相信会有再见机会，来日方长。”署名是：西村百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