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旁的指挥部/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亮的/每个人都充满悲伤/噩梦般的行走/与勇敢者同行/罗健的救灾日子/好样的民兵/时天聃的三个夜晚/往废墟里倒醋/以救难超越受难
废墟旁的指挥部
早上6点我们就爬起来了，反正也睡不安生，简单吃了点儿早餐就往北川赶。
我们的车在北川县城外的任家坝收费站停下来，被告知里面的路已经破坏，须徒步进入。从收费站开始，路两边停满了赶来救援的各种车辆，有消防的、有医院的、有红十字会的。再往里走，看见一个被推平的田坝，上面停满了军车。有率先进入北川的某红军师装甲团的车，也有各军分区前来救援的车。
我想找罗健，他是绵阳军分区参谋长，昨天在绵阳九洲体育馆我就听说他到北川一线指挥部了。
我试着打他的手机，竟然通了，他果然在北川。
罗健用电话把我们引到了北川中学的救灾现场。北川中学因为在北川县的路口上，相比较而言交通便利些，救援人员到达得比较快，大型机械也开进了现场。
在一片废墟旁，在嘈杂忙碌到有些混乱的救灾现场，我和罗健握手，他戴着口罩，一身是灰，脸色青黄，但表情还算放松，没有眉头紧锁焦躁不安。他上来的一句话就是，乱套了乱套了。
所谓的绵阳军分区指挥部，也就是废墟旁的其中两顶帐篷。罗健把我们引进帐篷，一句也没顾上寒暄就开始接电话，布置任务，协调工作。嗓音已经有些嘶哑了。旁边的人告诉我，他是13日凌晨率近千民兵到达北川的，一直不歇气地忙到现在。
罗健告诉我，最早赶到北川救灾的主力部队，是我们军区某红军师装甲团。随后又赶来了驻滇某铁血40师，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武警消防官兵，还有四川各地的民兵，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志愿者。救援人员不少，但大型机械缺乏，尤其是县城内，在黄金72小时内大型机械都送不下去（路全断了），营救困难，让人着急。对于压在重重废墟下的人来说，靠简单的工具是无法营救的。
真是让人焦虑！
罗健说，地震发生的当天下午4点，他们分区的第一个兵员动员令就向涪城、游仙、三台、盐亭、梓潼等8个受灾较轻的县（市、区）人武部发出了，要求人武部分别动员民兵400人及做好车辆、工具、食品等相关准备，立即到军分区集结，开赴重灾区。当时通讯已中断，所以这一命令完全是靠口头传达，然后以人传人的原始方式下达到每个民兵的，私家车、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自行车一齐上，迅速收拢应急分队到分区集结，于13日凌晨4点，开赴北川。
一到北川，惨烈的情况完全把他们惊呆了。冷飕飕的寒风中，整个北川县城如同地狱一般，尸横遍地，哀号声不绝于耳。
罗健带着民兵往城里冲，迎面而来的，是从废墟里逃生出来的灾民，两支人流擦肩而过，罗健说，我看到他们惊惶失措，拿着仅有的一点儿衣物，在黑乎乎的路上跌跌撞撞，脸上全是惶恐、惊吓、无助的神情。说实话，太心酸，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赶快进去救人。
成都下雨的时候，北川的雨更大，由于是山区，气温一下降了很多。大家出发都很匆忙，只有一件单衣，加上补给没有跟上，吃不着热东西喝不上热水，冷得直哆嗦。衣服湿透了拧干了再穿，饿了吃点儿干粮再干。始终没有停止营救。没有工具，他们最先营救的，主要是那些躺在路上和废墟外面的伤员，把他们送到任家坪收费站的救治点上，再上救护车送到外面的医院。
由于强烈地震，山河严重变形，道路扭曲开裂，很多地方只能从毁坏的路旁边的山坡上绕过。山坡很陡，陡坡在雨中变得更加湿滑，本来4个人抬1名伤员，到后来已经需要8人、12人，甚至20人，大家拄着木棍，人推着人，人顶着人，硬是一步三晃地把伤员送到救护站，或者救护车上。原本20分钟的路程，现在要花两个多小时才能抬出1名伤员。他们从凌晨一直抬到天黑，从北川县城废墟中抬运出重伤员40多名，背出死难者遗体22具。那一整天，是他们营救最有效也是最疲劳的一天。
不知道天什么时候亮的
口述亲历之十：
讲述者：勾易，绵阳军分区作训参谋
地震当天，我们分区刚把各县人武部的主官（部长或政委）集中起来，打算下午一起送到成都参加省军区的培训，还没出发，就地震了。当时情况不清楚，所以到底是让这些主官继续去成都，还是各自返回单位，还是待在分区等待命令，一时拿不定主意。后来罗健参谋长建议，目前情况下，还是各自回单位为好。到下午5点多时，绵阳地区所辖的9个县，其中7个县都已经把情况报上来了，只有北川和平武的没报上来。
下午6点半，徐文良政委就带着我和另外两人前往北川，想弄清情况。我们的车到永安镇时，看到了绵阳市委书记的车队，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往前走。这时，迎面遇到了安县人武部的车，就是送北川人武部罗部长回北川的车。驾驶员吕林看到我们，马上停车过来向徐政委报告说，他把罗部长送到擂鼓镇，路就不通了，罗部长已下车步行进北川县城了，他拉了三名重伤员准备送到绵阳的医院去。北川的情况到底怎样，他也不十分清楚。
但他的话让我们都感到了紧张，路不通，擂鼓镇到县城还有12公里，那里就已经有了比较多的伤员，说明情况严重。车子继续前行，我们谁都没有说话。路上开始出现滚下来的石块，车队行动迟缓。快到擂鼓镇时，我们看到有交通部门的人在疏通道路，绵阳市分管交通的副市长林新在那里指挥。但看情形，一时半会儿疏通不了。这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天黑尽了。我们便跟着前面市委的车队掉头回到永安镇，在那里等待徒步前往北川县城的人来报告情况。
深夜11点多，先后有几批人来报告了情况，都说很严重，12点，我跟着徐政委返回分区，连夜开会，成立了北川前指。在我们出发后，张学东司令员带了4个人也向北川出发了，他们摸黑进入北川县城，看到了惨况。张司令员在会上对我们说，太惨了，必须马上组织救援。这时，已经集合起来的游仙区人武部和涪城区人武部200名民兵作为第一梯队连夜向北川进发了。凌晨4点，我跟随罗健参谋长的第二梯队，带领1500名民兵也向北川出发。
我们到达北川是13日早上6点半，天刚蒙蒙亮。路不通，我们从任家坪收费站徒步往县城里冲，一路上遇见往外逃的灾民，很多人身上都有血，衣衫褴褛，目光惊恐，很可怜。我曾经在北川人武部工作过，此情此景让我心里非常难过。民兵们一路走一路展开救援，1000多民兵散到废墟里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一下就看不见了。也看到部分武警官兵在那里展开营救，据说是武警北川中队的，他们从头天下午就展开了。
这时，我们遇到了北川人武部的几个干部，黄安华参谋等人，他们看到我们，声音都哽咽了。他们简单汇报了一下情况，自身受伤情况和武器弹药库的情况，政委伤最重，已经送到外面去了。房子全部倒了，武器弹药库也倒了。他们从头天下午就开始自救，晚上太黑了不敢动，只好等待天亮的救援。现在看我们进来了，一下子有了力量，又重新投入救援。
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到达了北川大酒店那个位置，在那里遇见了昨晚刚从分区返回的北川人武部罗部长。罗部长只穿了件短袖（5月初已经换短袖军装了），冻得嘴唇发乌。那个夜晚他不要说睡觉，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是蹲到天亮的。罗部长带着我们去见了头天晚上就到达北川的绵阳市副市长左代富，还有县长经大忠。几个人在一起碰了下头，交换了情况。不研究大家都很清楚，目前只有一个中心：救人。民兵们用门板、三轮车等做了些简易担架，往外抬伤员。因为没有挖掘工具，所以第一天我们主要是运送躺在废墟外面的伤员，并疏散从各乡镇赶到北川县城来的群众。说实话，第一天到底救出了多少伤员，很难统计，通讯中断，彼此联络不上，只能说，我们的民兵在尽最大努力救人。每抬一个伤员都要花很大的力气。下雨后路滑，更是艰难，十几个人抬一个，也要抬两三个小时。
那天上午，红军师装甲团的官兵也进入了北川县城，在曲山小学和曲山幼儿园等重灾点展开营救。那一天，我们至少是把看得到的伤员和群众都转移出去了。天黑后什么都看不见了，根据指挥部的要求，我们必须撤出县城。
我记得我们这群人是最后撤离的。罗参谋长，装甲团唐保东团长，左副市长，还有绵阳市委常委易杰，当我们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发现那里还有二三十名伤员，有的躺着，有的坐着，因为天气寒冷，他们盖着些破烂衣被御寒，情形惨不忍睹。他们看到我们就哀求说，不要丢下我们啊。把我们带出去啊。
罗参谋长和唐团长马上都说，放心，我们决不会丢下你们的。左副市长也说，我们一定会把你们送出去的。于是我们马上又去联系部队和民兵，抬的抬，背的背，扶的扶，全部送了出去。
等我们转移完这最后一批回到北川中学，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累得够呛。可是突然发现出了一个大问题：我们征集来运送民兵的几辆大巴，在民兵们进入县城救灾时，全部被调走运送伤员去了，车上有民兵携带的三天的干粮和水，也被带走了。这样一来，民兵们没吃没喝，也没地方休息，连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挤在任家坪收费站的棚子下。
我看见有个民兵冷得受不了了，从废墟里的一个沙发上扯了套子下来，从中间掏了洞套在脖子上。实在是无奈了。
看到民兵们饥寒交迫的样子，罗参谋长急得不行，这样下去，怎么连续战斗啊！他连夜召集我们开会想办法，协调民兵的保障问题，又派人到安昌镇去打电话，重新征集车辆，重新采购食品和水，找衣服等。
就这样忙了一个通宵，什么时候天亮的都不知道。
每个人都充满悲伤
在罗健忙碌的时候，我们先去教学大楼的废墟看救援情况。北川县城夹在山沟里，是个长条，而北川中学在县城入口处，公路边上，故已有大型机械开入学校。
又是一座废墟下的教学楼。
我们看到，在惨不忍睹的废墟上，救援人员和大型机械正紧张地忙碌着。知情人告诉我们，这个大楼原来是四层，现在只能看到上面两层了，下两层已完全陷入地下。这个惨状，让我想起了头天在都江堰聚源中学看到的情形，何其相似！真是太让人心惊、心悸、心寒、心痛。有多少朝气蓬勃的生命，在那一刻终结。
而就在头一天，这个操场还充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阳光。
5月11日下午，学校为了缓解高三学生的压力，在校内搞了一次体育活动。我在网上看到一组照片，摄于5月11日下午3点到4点。学生和老师们在一起玩耍，比赛项目是夹着篮球赛跑。每个人两腿之间夹一个，左右胳膊再各夹一个，然后开始跑。学生和老师都玩儿得很开心，每个人的脸上都喜笑颜开。
这样的欢乐，永远留在了5月12日之前。
地震那一刻，学校正在上课，从高一到高三，18个班的学生都坐在教室里。孩子们在毫无预感的平静世界里静静学习。起初摇晃的时候，很多师生并没有很紧张，因为以前也曾经晃过，北川人都知道他们在地震带上，以为晃晃而已。却没想到，这一次，大地发疯了，狂震不止，剧烈的晃动产生魔鬼般的力量，撕裂了大地，摧毁了大地上的一切，这座教学楼惨遭魔掌，下面两层竟然沉入地下！
难以想象的可怕景象！
我们站在北川中学，时间是15日上午9点，地震已经过去了68个小时，最有效的抢救时间快过去了，大家都很着急。看上去，场面似乎有些混乱，很多人有劲儿使不上，站在那里。是缺少大型器械，还是缺少有效的指挥？
我转身想离开，忽然听见王龙叫了一声“裘老师不要回头”。但已经晚了，就在那一瞬，我看见了学校侧面的空地上，排列着孩子们的遗体，还有老师的。那么多！我眼前发黑，无法形容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无法形容！我低头，穿过人群。
后来我得知，北川中学仅仅是老师就有40位遇难，学生遇难者为1300余人。我想起头天下午在绵阳的九洲体育馆见到的北川中学的教科室主任李永老师，他当时告诉我们，他们的校长仍留在北川参加营救。
我们无法在现场找到这位校长。肯定是许许多多焦急不安、神色疲惫中的一位。
后来我和全国人民一样，从电视镜头里熟悉了他。他失去了妻子和儿子，让人难过的是，一直到最后，他也没见到儿子的遗体。他儿子班上的大部分学生都找到了，就剩3个孩子没找到。想到这儿，真为他痛心不已！
一位北川中学的女老师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抬出来，已经遇难了。她叫李佳萍。地震发生时正在上课，她的位置离门最近，但她当时却用身体顶住晃动的门，让学生们快跑。最后，她和走在最后的五个学生压在了下面，她的头部负伤，流血不止。听幸存下来学生说，她在废墟下鼓励学生们要有信心等待救援，组织学生们轮番呼救。
第三天，她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取下手上的戒指和手镯，让学生转交给她亲爱的丈夫……
很多天以后，我在中央台的《铭记》栏目里，看到李老师的丈夫手拿沾着血迹的手镯在讲述她遇难的故事。突然想起，她的遗体被找到的那天，我在现场。一种难以言表的悲伤突然重袭心头。那个夜晚又变得无比悲伤。
在《铭记》栏目里，这样的故事太多。很多时候，我不敢看这个栏目，但更多的时候，我又忍不住一次次地去看。
我们在现场看到一位大校，想问问情况。有人介绍他是阿坝梓潼区武装部副部长阿甲，一位藏族军官，他的家里这一次也遭了灾，家人情况不明，联系不上。但阿甲副部长还是带着民兵增援到北川，坚守在这里。我刚想请他谈谈营救情况，他就被人叫走了，让我感到我们此时的采访有些碍事，不合时宜。
我们在路边遇到一个中年女人，也许是太难过了吧，她主动和我们聊起来。她说她是北川县档案馆的，她说他们档案馆的所有人都被埋在废墟下了。她之所以幸免，是上班后突然发现自己手机忘拿了，于是回家去拿手机，拿了手机去厨房喝水，就在这个时候地震发生了。她有幸逃了出来。跑回单位一看，全垮了。
她反复说，他们都没了，包括临时请来的职工。显然受了很大刺激。我们也不知该如何安慰她，就傻傻地看着她。我知道在那里你遇到的每一个北川人，都有无法言说的悲伤，不是伤痕累累，就是已经阴阳两隔。如若是没有遇难，便是遇难者的亲属。
（一个多月后的7月初，我忽然在电视上看到，某部官兵帮助北川县档案馆抢救档案资料，馆长宋义德出现在那里。我当时就想，哦，馆长还在啊，我遇到的那位大姐，你会好受一些了吧？还有一位领导幸存啊。）
往回走，看到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着一个孤独的老人，神色疲惫而又茫然，手上拿着半瓶水、一个面包。我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坐在这里？他指着下面说，我有亲戚在下面，我想去找他们。我问，有消息吗？他摇头说，还不晓得情况。原来他是从绵阳步行过来的，走不动了，歇一下脚。我不知说什么好，但愿他能找到他的亲人。他也不再多说，默默地啃着面包。
每个人都充满悲伤。
回到分区指挥部，罗健告诉我，今天早上又从废墟里营救出4个活着的孩子，已送到医院，没有生命危险了。
这真是个让人欣慰的消息，此时是15日上午10点多，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接近70个小时了。人们所说的黄金救援时间快要过去了。
噩梦般的行走
趁着一点儿空隙，罗健给我们介绍了北川受灾的大体情况：北川是夹在两山中的小盆地，地震带来山体大面积滑坡，好似两山向中间挤压，让整个县城扭曲变形，没有一座完好的房屋，没有一段完好的道路。到现在为止，仅北川县城城区实际伤亡人数已超过7000，还有数千人受伤，数千人失踪。北川下属的20个乡镇，目前联系上的只有2个，其余18个杳无音信。
我们眼下所处的北川第一中学（也称曲山中学），教学楼倒塌，2000多学生只跑出来一小半。曲山小学，北川幼儿园，中心小学等，因背靠山体滑坡，整体被埋，只有很少的人幸存。
我的心被揪得紧紧的。压抑。
起初我怎么都不明白，为什么震中在汶川县城，最惨烈的却是北川和映秀？后来看到地质灾害专家史培军的讲解才搞明白。
原来此次地震的形态与唐山大地震不一样，唐山是那种以震中为圆心、不断往外画等距离圆圈的扩散方式，而汶川大地震是个条状的断裂带！这条地震带呈“中间窄、两头粗”的哑铃状，哑铃的一头就是映秀镇，另一头就是北川县城。都江堰距映秀只有三十多公里，所以也很严重。在断裂带的偏北方向还出现了“拧麻花”的状况，北川县城就是这个“拧麻花”的所在地。
难怪此次受灾面积如此之大，情形如此之严重！
罗健说，说实话，我们怎么累，怎么冷，怎么饿，都没什么，完全可以扛住的。最难过的是看着被掩埋的人而束手无策。那次在曲山小学，我们救出来三个小学生，发现下面还有一个，我看着他在废墟里，他也看见我了，我们还说了话，可我就是救不了他，他被埋压得太深了，上面是重重叠叠的破碎的预制板水泥砖头等形成的废墟，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不行了……
罗健说到这儿眼圈儿一下红了，转过头去。
我非常能理解罗健的心情。
我曾看到一组聚源中学救灾现场的照片，拍摄于5月12日晚7点。从照片上看，最初参加营救的全部是穿便衣的，我估计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家长，还有已经逃出的学生。只有他们最先赶到，也可能最先赶到。解放军最快的，也是在12日夜里。毕竟还有个集合开进的过程。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即我们国家的应急救援机制，还需要很好的完善，尤其应当注重发展民间的救援力量，不能单靠军队。军队从驻地到灾区，最快也得几个小时，再有，军队毕竟不是专业救援队，缺少专业工具和救援经验。为了有效减灾，尤其是救命，应当在各地建立民间常备救援队（我已就此问题向人大提出了建议）。
我们徒步进入北川县城，分区的同志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口罩，一双手套，一根棍子。口罩不用解释了，棍子是当拐杖用的，很多地方很难走，手套也是攀爬时需要的。
这样的行头，让我的心情更加沉重。
我们往县城里走。
一路遇见的人只有两种：救灾的，受灾的。
道路完全变形了，上坡成了下坡，下坡成了上坡，左右扭曲，很多地方张开了大口，硬路面大块大块的隆起，还有的地方撕开长长的沟壑。很有些恐怖。
我忽然想起小的时候，在石家庄，邢台发生地震，我们在帐篷里住了一个多星期。那时我们这些不知什么是害怕的孩子，每天晚上就在帐篷里一起讨论地震。其中有一个孩子说，地震就是地上裂开一个大口子，非常大非常大，地上所有的东西，楼房树木汽车和人，全部都往下掉，然后大口子就合上了。他的这个描述最让我恐怖，我在很长时间里做噩梦，梦见我站在那个裂开的口子边上，无处可逃。每次快要掉下去时，就吓醒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已离开石家庄来到四川。自以为逃过了恐惧的经历，终于还是在四川遇到了。
如今，时隔四十年，在现实中，我真的看到了地上裂开的大口子！也得知真的有人掉入其中，连水泥路面也裂开了，那么深，那么长。狰狞恐怖。我无法想象当时面对这一情形的人们，该有怎样的惊恐。有的地方整座山倒下来，有的地方整座楼房陷下去，北川一侧的山，竟然向前移动了一百米！地质专家们说，地震的顶级状态，就是山川易容。眼下正是如此，山变形，水变样。
天崩地裂。乾坤扭转。地动山摇。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残垣断壁。千疮百孔。生灵涂炭。遍地哀鸿。
这些我几乎不曾用过的词，都可以用了。都不够用了。
因为道路变形，废墟挨着废墟，所以很多地方需要四肢着地攀爬才能过去。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走临时便道，绕到山上才能通过。有好几处，我过不去，是靠李鑫、王龙他们拉我才上去的，有时则是靠路过的兵拽我一把才迈过。仿佛我们不是走在县城里，而是在野外攀岩，回到了最原始的状态。
站在高处，几乎可以看到整个北川县城。
眼前出现的那些房屋，不只是倒塌，简直就像是被一只铁蹄踏过，被一只魔掌蹂躏过，甚至，像被轰炸过。所有的房屋墙壁都是粉身碎骨的样子。
我曾经从网上看到过震前北川的照片，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小城，它夹在两座大山之间。一条清澈的湔江绕城而过，真正的青山绿水、世外桃源啊！
北川分为新老城区，老城区被王家岩包围，新城区背后是景家山。眼下，可以看到左边的山和右边的山都整体垮塌，好像山体向前移动了一样，将山前的一片房屋埋得严严实实，完全看不到痕迹。由于两山的挤压，进县城的道路变了形，扭曲断裂。王家岩巨大的山体像怪兽一样吼叫着落下来，湔江仿佛一条碧绿丝带，瞬间被拦腰剪断。而曾经清澈的可以钓鱼的湔江，已成一条死河沟，河面上漂浮着破烂衣服、建筑垃圾，甚至遇难者的遗体。
看到那样的情形，真是非常悲哀，感觉再有力的救援也无力回天了。不是房子倒塌，是整体被埋啊。北川县城常住人口2.2万人，当天逃脱的只有4000多人。老县城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80%被垮塌的山体掩埋，新县城被掩埋超过60%。
对羌人而言，地震让他们失去的不只是家园、亲人，还有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档案史料的传承。北川有大禹纪念馆、羌族档案史料。一位羌族灾民说，现在县城全毁了，所有的记忆化为尘土，整个民族的资料也都毁了。
与勇敢者同行
我们进入北川老县城。
路过一座倒塌的楼房，我忽然看到歪斜的窗户上，挂着一件孩子的小衣服。是件绿白两色的小T恤。它的主人，应该是个五六岁的男孩儿吧？应该正是淘气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哪里，是否幸存？
我拍下那件小衣服，想留下他平安的瞬间。
后来我听到一个故事。讲述者是来自云南的被称为铁血雄师的某野战师师长曲新勇，那天他率工兵连在北川营救两个被困的妇女时，忽然发生了余震，接着，废墟中传来孩子的哭声。他们冒着危险爬上去一看，一个母亲倒在地上，已经遇难。她怀里紧紧抱着她的孩子。战士们想抱走孩子却非常困难，母亲抱得太紧太紧，后来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她的胳膊掰开。这个幸运地被母亲保住的孩子，是个三岁女孩儿。居然一切完好。母亲啊。
我们走在废墟的世界，越走心里越发冷。不是害怕，也不是悲伤，而是发傻。如行走在噩梦中。
行进在这样的路上，给我勇气的，是那些不断从身边跑过的抬着担架或者门板的身影，他们从乱七八糟的路面上跌跌撞撞的跑过，他们举着输液瓶，护着伤员，一路狂奔。
就在我走进县城的一个多小时里，我遇到并且拍下来的担架队就有十几次，有解放军，有消防官兵，有武警，有医护人员。道路崎岖坎坷，危险重重，他们抬着担架，举着输液瓶，遇坎爬坎，遇沟跨沟，还不时地大声喊：快！快啊！
爬上一个山坡时，我们看到了一处不同于他处的景象：几个专业人士在那里不断地发射遥控小飞机，一次又一次。我们进县城时他们就在那里，我们返回时他们还在那里。我们上前询问。
原来，他们是专门航拍北川县城全景照片的。仪器和电脑都摆在地下，我探头到电脑显示屏去看，已经拍摄成功了。从照片上可清晰地看到北川一片残垣断壁的惨景。他们匆匆收拾了仪器离开。后来得知他们是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组建技术工作组，在利用小型无人驾驶飞机对北川进行航拍。高清晰航拍照片与视频影像显示，北川县城南部地区建筑物，约有建筑面积11万多平方米，其中直观倒塌面积约9万平方米，倒塌率占75%以上。
各行各业的人，都奔向了灾区。
我又一次得到了很大的激励。继续向前。
在北川，我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感受。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凭着人道主义，凭着善良、勇敢、坚定，凭着爱，聚集在大自然带来的灾难面前，凸现出人性的光辉。
我为自己那一瞬间闪过的退缩念头而羞愧。
正当我们绕过一处山坡（我都没弄清楚那土坡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会走到山坡上，在整个行走过程中我的大脑都处于发懵的状态），想继续深入到县城里时，前面忽然传来了一阵慌乱的喊声：快！后撤！堰塞湖出现危险了，可能会决堤！
一时间很多人都在往回跑，其中也有武警战士，边跑边喊大家快撤。我愣怔了一下。虽然不能确定这个消息的准确性，可是内心还是感到了恐惧。加之一直很盲目地往前走，除了拍照外，没找到任何部队采访。偶遇的军人，也都无暇和我们说话。
于是我跟李鑫和王龙说，我们也返回吧。
堰塞湖这个名字，就是这样第一次进入了我的耳膜。可以说我们是最早被它吓了一跳的人，渺小如蝼蚁的我们，随着慌乱的人群往回走。因为拍照，我觉得手上的棍子很碍事，早已扔掉，到某些路段，只好用手触地攀援。
只有熊家海还没出来。我很担心，不知道他走到哪里去了。我反复打他的手机，打不通，只好发短信告诉他，我们已返回指挥部了，希望他尽快出来。刚才进县城时，熊家海很性急，一个人冲到前面去了。我知道他想多拍些资料。我真是佩服他的干劲儿，就在几天前，他还在医院输液。整个春天他都在生病，喝稀饭。
直到下午3点，熊家海才和我们碰头。他告诉我们，他一直把新老县城走了个遍，拍了几十个胶卷，见到了许多我们没能见到的人和场景。唏嘘不已，感慨万端。
在跌跌撞撞往回走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顾不上看号码就接听，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喂，你怎么样啊？我马上打断她说，我现在没时间和你聊，以后再说。就挂了。挂了以后我才想出她是谁，《当代》的编辑。过了一会儿，她发来条短信，五个字：我们要约稿。
这是地震后我收到的第一个约稿电话，可当时我的情绪很不好，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不写，我什么也不写。我给她简短回复说，以后再说吧。
跟着又收到一条，还是《收获》编辑廖增湖的。他告诉我，李西闽已经获救了。我很高兴。总算有好消息传来，在这样的路上。
几天后和李西闽通了电话，一些日子后，我在他的博客上看到了他的逃生记。不愧是当过兵的，在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表现得沉着冷静，直到救援人员来解救他，他还在废墟下沉着地告诉救援人员他的方位，指引他们准确地找到他。解救他的，还真是空军部队的官兵。而他，早年也是在空军服役的。这样的巧合，也是缘分。
半年后我在成都再次见到李西闽，他已经完全康复，虽然伤疤永远在，但对于经历了那么大磨难的他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他把他的新书《幸存者》稿费，捐给了四川灾区的一所小学。
罗健的救灾日子
耗了很长时间，很大体力，我们从北川县城返回到北川中学，再到绵阳军分区的指挥部。
此时已是中午1点多了。我早已饥肠辘辘，指挥部刚刚煮好一锅面条，罗健就让我们一起吃，调料是切成片的火腿肠和酱油醋。我不客气地端起一碗就干。煮得糊烂的面条和火腿肠，这两样是我平日坚决拒绝的，可此刻却吃得非常香。
罗健说，这是他们所有人到北川三天来吃的第一顿热饭。我说那我很有口福啊。
在吃饭的间隙罗健对我说，你写写我们北川县人武部吧。这个人武部太了不起了，太感人了。我连忙搁下碗做笔记，罗健便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了北川人武部的故事，的确非常感人。我认真记录下来，打算回去就写。
但我却无暇采访罗健本人，他几乎没有空跟我聊，一直到7月我在安县见到他，才听到他讲自己的经历。
地震发生时，罗健刚起床准备上班，剧烈的晃动把他一家伙摔倒在地下，等晃动过去，他抓起军装一边穿一边冲向办公楼。同时掏出手机给妻子和女儿打电话，一律不通。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奔向办公大楼，与司令政委碰头。
通讯全部中断，一时不清楚情况，他们几个根据既往史分析了一下，估计是平武，因为平武经常地震。不管是哪里，先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再说。全分区从平时状态立即转为战时状态，然后派人到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灾情。很快，司令员率第一梯队，罗健率第二梯队，先后到达北川（13日凌晨抵达北川的某红军师装甲团团长唐保东告诉我，当他们到达北川曲山小学时，在现场看到的第一个大校军官就是罗健，看到的第一个地方领导是绵阳市副市长左代富）。
罗健率队出发的时候，仍没有和家里联系上，他只好把妻子的电话留给值班的同志，让他们代为联系，自己奔向北川。到北川后电话更是完全中断，他顾不得那么多了，率领民兵在北川县城营救了一整天。14日起，他们又奉命转战北川中学的救援现场，指挥部的帐篷就扎在废墟旁边。
罗健在这个尘土飞扬、气味浓烈的废墟现场，睡了整整十天。
到14日晚上，有了微弱的信号，分区值班的同志才打电话告诉他，和他家里联系上了，妻子女儿安好。他打开手机，看到蜂拥而至的短信、家人朋友的急切问候。那一刻，他差点儿掉下泪来。
我和罗健认识的时候，他还是军区装备部的一个处长。十多年前，我们几个创作员曾去他管辖的直属队采访，因为投缘，就成了朋友。在地震前，我们，还有几位投缘的军官，周末时常常相聚，一起聊天或者一起打球。罗健的网球打得不错，歌儿也唱得好，热爱音乐，送我的礼物常常是音乐磁带，而且全是交响乐之类。
三年前，罗健被任命到绵阳军分区任参谋长，离开了他熟悉的装备部岗位，空闲时间似乎多了起来。起初他不太适应。我和几个朋友去绵阳看他，我跟他说，你全当进修吧，好好地有计划地读一批书，写点儿研究文章。他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后来，他邀请我们编辑部去他们分区搞活动，我就带着部下们去了。那一次，他带我们参观了安县的风洞，参观了九院科技城，收获很大，他的学识、活力和军人素质，很令编辑部的几个小青年佩服。
现在，远离了音乐，远离了球场，远离了清静读书的灯光，他在这个惨不忍睹的废墟上，已经待了三天三夜（我们走之后他继续待在那里，一共待了十天十夜）。这三天三夜，他吃的全是干粮，喝的冷水，睡的木板。甚至，没有刷牙——走得匆忙，顾不上拿洗漱用具。据说在我们走后的那天下午，有人找到了几粒口香糖，一人一粒，替代了刷牙。而我们赶上的这顿面条，是他们三天来的第一顿热饭，被写入了分区的救灾日记。
但我看他没有丝毫的不适应，只是焦虑如何展开有效营救。
因为走得匆忙，罗健脚上穿了双很普通的皮鞋，救灾这三天，废墟上爬，雨水里泡，鞋子很快就破烂得变形了。我们走后军区工作组到了北川，其中一位是他在装备部的老领导王业勇部长。王部长一眼看见他脚上的烂鞋子，就知道他有多么辛苦，帮不上其他忙，立即脱下自己的鞋要换给他，可是他的鞋小了，罗健没法穿。另一位处长秦健看见了，说还是穿我的吧，我的大。当即脱下靴子给了罗健，就这样，罗健穿上了秦键的靴子继续战斗在废墟上，这双靴子穿了百天，一直穿到罗健撤回到分区。
北川封城后，罗健率前指的人奉命撤离到北川擂鼓镇，再之后转战到也是重灾区的安县。一直在第一线忙碌着。8月中旬奥运会开幕后，为了了解北川禹里乡的灾情，他又带两个参谋驱车七百公里，绕道阿坝茂县黄龙，去北川禹里乡，为灾区的重建做准备工作。
这样一位从救灾第一天战斗到第一百天的人，你在任何媒体上看不到他的名字，你在任何立功授奖通报表扬的文件上找不到他的名字。
罗健自己毫不在意这些，他在意的是他的部下没有受到应有的奖励。返回分区后，他请手下几个参谋喝酒时，用自己创造的彩票理论来安慰他们：也许你拿一百万买彩票都没中，有些人拿十元买就中了。不必在意，要看得开。比起灾民，我们算什么？我们有家，有亲人，有健全的身体。
所幸，在漫长的救灾日子里，他的女儿给了很大的安慰，那些日子，一直被他宠得任性的女儿忽然之间懂事了，以前他给女儿打电话问她学习时，她常常不耐烦，现在女儿却主动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说，爸爸，你保重好你自己，我绝不再让你为我操心，中考我一定会考好的。果然，在地震后一个月里，女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她将那个时期的感受写成一篇随笔《那些无足轻重的幸福》，发表在了当地的报纸上。
好样的民兵
在我们和罗健交谈时，我忽然在绵阳军分区的帐篷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或者说，一个很显眼的光头，他点头和我打招呼，噢，原来是自贡军分区司令员蒋黔智。我们很熟悉，但那个时候也无暇多说，只知道他是奉命带领自贡的600余名民兵增援北川的，刚刚赶到，一边擦着汗，一边在向绵阳军分区司令员张学东领受任务。
一直到大半年后，我才有机会听他讲述。
让我意外的是，抗震救灾结束后，蒋黔智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对整个救灾行动进行了冷静深入的思考，写出了一篇15000字的文章：《透视震后尘烟的思考》，就抗震救灾中的暴露出来的集中指挥问题、通信联络问题、统一协调问题等，进行了分析反思，还就大灾中体现出的时代精神、人性、党性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于民兵的热情赞扬和肯定。
口述亲历之十一：
讲述者：蒋黔智，四川自贡军分区司令员
那天下午我正准备去上班，突然，房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强烈撞击了一下似的摇晃起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地震，因为1990年云南耿马发生地震和1993年丽江发生地震时，我都在滇西。
当天晚上我们接到了省军区下达的迅速收拢民兵应急分队人员的预备号令，我当即召开了分区历史上最短的一次常委会，研究了收拢人员和物资准备的有关问题。14日上午，省军区夏国富司令员给我打电话，下达了迅速组建水上民兵应急分队和尽快出发的命令。我挑选了16名水上应急分队的队员，并派一名作训参谋担任队长，派往紫坪埔水库展开救援工作。我则率“前指”及民兵应急营、医疗分队，共641人和运输、工程机械，共39台车辆、8台大型机械，编成一个梯队从自贡出发、向北川县实施快速的摩托化开进。
在通往成都的高速公路上，我看到了我生平从未见到过的壮观场景：数十辆救护车挟着灾区的风尘，风驰电掣般的像一条白色的长龙呼啸而过，警笛的鸣叫声振聋发聩，急救灯的闪烁让人心里发紧；与此同时，在满眼都是倒塌的房屋和巨石滚落的公路上，拥挤着从灾区跑出来的群众，男女老少大包小包的扛着、背着、挑着，惊恐而又悲痛地沿着公路出走，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一个共同表情：离开，赶快离开！
说实话，从1984年南疆作战至今，我没有见过如此惨烈、混乱、令人心颤的场面，军人的直觉告诉我，眼前的抗震救灾必定是一场恶战！一股热血从我心底涌起，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
我们的任务是营救北川中学的学生。我们赶到时，教学楼的废墟上，倒塌的水泥柱与砖头纵横交错在一起，一具具遇难者的遗体正在从钢筋水泥间抬出……我们的600民兵立即进入现场，勇敢地奋战在废墟上。当刨出遇难者的遗体时，有的年轻民兵是生平第一次接触遗体，有些发愣。我就大声告诉他们：这不是尸体，是刚刚离开我们的亲人，安顿好亲人是我们生者的义务！那些日子，我们从废墟里共挖掘、掩埋遇难学生的遗体490具，救出幸存者3人。
我们的工程小分队领受了在危桥旁开辟便道的任务，冒着余震和山体垮塌的危险，经过时的奋战，我们在4座危桥旁开辟了总长680米4条绕行的便道。接下来，又连续奋战80多小时，成功打通了北川通往江油的4900米危险道路，为野战部队向纵深快速推进开辟了通路。
在一些特殊的任务中，民兵的作用不可替代。在紫坪埔水库刚开始救援时，我们的民兵并不被看好，一些领导首先调用的是野战部队的冲锋舟。但是，由于水上的漂浮物多，水下礁石、漩涡多，加之余震、情况紧急等因素，缺乏经验的年轻战士驾驶的冲锋舟几次发生翻落。而我们的队员都是来自海事局、旅游景区和沱江边上的专业快艇手，平均年龄35岁，个个经验丰富。当我们的水上应急分队队长再次请战时，指挥员终于把水上运输的重担交给了我们的民兵应急分队。在充满危险的航道上，民兵们驾驶着冲锋舟敏捷地绕开暗礁、闯过漩涡、避开滚石、躲让漂浮物，17名队员驾驶的6艘冲锋舟，奋战了13天，经历了大小余震7000余次，出动冲锋舟670艇次，紧急输送伤员和群众4400人，运进救援人员3700人和物资40余吨，安全率达100%。
我觉得我们的民兵真的很不简单，很了不起，在这样惨烈的大灾面前经受住了考验，不仅仅是勇敢，吃苦耐劳，而且有着良好的作风纪律，在搬运救灾物资时秋毫无犯，再饿再渴，也不动一点儿救灾物资。要求着装整齐，再热也没有人敞胸露怀，任劳任怨，敢打硬仗。
5月15日那天，我看到美国国家电视台在北川中学废墟现场进行直播，主持人手指着我们正在废墟里抢险的民兵老是重复说：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人民解放军。）我听到了，立即用英语对他说：No,iohe militia.（不，不是解放军，他们是民兵。）
主持人很惊讶：what is the militia？（民兵是什么？）
我自豪地告诉他：The militia,armed polid liberation army make up our armed forces of the try.（民兵和解放军、武警共同组成了我们国家的武装力量。）
主持人立即赞赏道：oH,The militia is great！（噢，了不起的民兵！）
时天聃的三个夜晚
时天聃，装甲团政委，曾是个热爱文学的青年军官。大概10年前吧，我曾经编发过他的，后来他当了领导，无暇再写作了，此次救灾，他率领团队一直在第一线。我采访时问他，那么长时间救灾，有没有打算写点儿什么，他非常干脆地回答说，没打算。
他不写，只有我来写。这应该叫各司其职吧。5月15日我到北川时，时政委也在那里，但我们没有碰见。我往城里走的时候，一路上碰见抬着担架快速往外送的官兵，我不停地拍照。后来发现，有几组抬担架的战士，胸前都有根很细的红布条，那是红军师的标志。而在北川的红军师，就是时政委他们的装甲团。
虽然当时没能采访，但还是亲眼目睹了他们紧张营救的状态。
装甲团接到命令时正在崇州外训，采取边机动、边动员、边部署的方式快速开进，连续行程350公里。看似行程不多，但当时天黑路滑、道路损毁、余震不断，这样的350公里，其艰难程度胜过了平日里的1000公里。他们到达的时间是5月13日零点三十分，以我们通俗的说法，就是12号的夜里12点半。而那个时候，我还在我们家的车上半靠着，心神不宁，我们的战士已投入了战斗。
对时天聃来说，100多天的救灾日子，每一天都是难忘的，但回忆起来，最难忘的，或者说最难熬的，有三个夜晚。
口述亲历之十二：
讲述者：时天聃，某红军师装甲团政委
其实在灾区的一百多天里，每个夜晚都很难忘，但记忆最深的有三个。
第一个夜晚肯定是12日夜。地震发生时我正坐在训练场的草坪上，我们团从吃过午饭就开始演练，准备下午迎接上级领导检查，忽然听见轰隆隆的好似远方打雷的响声，我还以为是兄弟部队在打炮。正奇怪，我身边的王副团长站起来说，地震了！王副团长是云南人，经历过海城大地震。我马上跟着弹起来，跟王副团长两人一起在操场上狂奔，一路大喊：快趴下！楼里的人快出来！地震了！
我们团团长唐保东曾经在军区司令部任过职，团长马上打电话给原来的同事，得到的信息是情况很严重，我们团很可能要投入救灾。我们立即做好准备，车辆加满油，粮草准备充足。晚上7点，唐团长就率先遣队出发了。团长前脚走，师长王凯就打电话给我，命令我也立即率全团出发。我当时还问，全团出动，这么大的行动，怎么没有一个正式命令？比如像以往那样发个传真过来，多少人多少车行程多少公里目的地是哪儿，等等。师长大声说，现在哪还来得及搞那些程序，情况紧急，立即出发！
半小时内，全团集结完毕，上路。也前往北川。但直到车队抵达安县，我对灾情仍不甚了解，到底有多严重，到底有多大面积？通讯很差，手机信号时有时无。这时我接到师里一个参谋的短信：前方道路不通，你部在安县宿营。我想，既然道路不通，那团长和师长他们也肯定在安县宿营了。可是到安县后，却怎么也找不到团长他们。我感觉不对。但电话又不通了。
这时我遇见了前往灾区的四川省张作哈副省长。我向他报告说，我们是红军师装甲团，目前打算在安县宿营。张副省长一听焦急万分，在漆黑的夜里，他双手作揖地跟我说：解放军同志，请你们千万不要在安县停留，赶快到北川去吧，北川的灾情非常严重！非常需要你们！
我一听，再根据自己的判断，师长和团长他们，也一定奔到北川去了，于是马上命令部队继续开进，奔赴北川。这个时候，路上开始不断出现从里面跑出来的受灾群众，伴随着路两边哗哗的碎石声，逃难的人蓬头垢面，神色慌张，步履蹒跚，道路变得拥挤，车队走走停停。忽然，一个年轻人跪倒在我的车前大喊，解放军快去救救我们村的人吧。我停下车来，心里很矛盾，我的任务是立即带领队伍到北川，不能随意把部队派出去，于是我把那个人扶到路边安慰他说，解放军源源不断地赶来了，一定会去你们村的。
越靠近北川越难走，有几次，我不得不命令战士下车步行，走一段路通了，又坐车，就这么反反复复的，终于在凌晨3点多到达了北川任家坪收费站。眼前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灾情的严重远远超出我的预想。
我在北川中学遇见了师长和唐团长。我们简单会了一下情况，把所有官兵分成193个搜救小组，进入城区进行全面搜救。当时联络困难，事后才得知，我和团长一个率部去了新县城，一个率部去了老县城。很默契。
进入县城后，满目废墟，不少废墟上还冒着烟，无论是医院人武部还是学校单位，全都面目全非，行进中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尸体，或者肢体。也顾不上害怕，顾不上多想了，我们直接来到北川惟一的一所幼儿园。
一进幼儿园，我就看到一棵怀抱那么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倒下了。原来是山势朝前挤压，将地拱了起来，拱翻了楼房，拱翻了树。可见这地震有多么厉害，不是摇晃一下，是地下爆炸。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趴在废墟上用力刨着，是那个废墟上惟一的人，不知是家长还是什么人。看到我们来了，他赶紧给我们指引，哪个地方的孩子多。
垮塌的楼房摇摇晃晃，楼板随时能掉下来。说实话，我很怕我的兵在营救时被余震震下来的废墟砸伤，可是救人要紧，不能等，我站在上面当观察员，余震一来就喊撤，晃过后继续施救。
三营营长高国盛和副连长陈怀亮在组织营救，大家搬开废墟后看到了一个小姑娘，一级士官朱永城马上下去了。朱永城在年初救雪灾时扭伤了腰，他忍着伤痛爬进去，用力地又是小心翼翼地把小姑娘拖了出来。拖的中间，发现孩子的背心被挂住，找来剪刀剪开。
我没想到那么快就救出了第一个孩子，很欣慰。这个被救出的女孩儿叫赵媛媛（音），穿着白腿袜，上面全是血。刚救出赵媛媛，发现下面还有一个。也是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叫陈思雨（音），当时完全没有心思去弄清楚名字。陈思雨是被三个大人保护着活下来的，不知是老师还是家长，三个大人都已经遇难了。两个女孩儿出来后都没有哭，紧咬着嘴唇，非常坚强。跟着我们又救出了第3个女孩儿杨帆。
在曲山幼儿园，我们连续救出了五个孩子，还有一个老师。老师叫刘玲，是北川幼儿园惟一幸存的老师。伤得很厉害。6月份时，刘玲老师凭着记者在现场拍摄的照片找到了我们团，她坐着轮椅专门到部队来感谢我们。
13日那天，我们一直干到天黑。每个人的衣服都被雨淋湿透了，忘了饿也忘了渴，到晚上7点多，才吃上当天的惟一的一顿饭。
就那一天，我们全团官兵从废墟里救出了320名幸存者，第二天又救出了315名，第三天救出了95余名。后来就很少了，头三天对营救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13日晚上，我看到战士们的衣服湿透了，又很疲乏，担心得不行，我想看来要非战斗减员了，明天肯定得感冒几个。可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得下令让战士们挤到卡车上，每40个人一车。战士们在卡车上脱下衣服，拧干，包括内衣内裤，再穿回去，然后人挨人挤在一起，凑合着休息了一晚上。我和团长算是享受最好的待遇，在车旁搭了个小帐篷。我一夜没睡，灾情的严重，官兵的身体状况，都让我忧虑不堪。这是我第二个难熬的夜晚。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赶紧集合队伍察看，呵呵，一个感冒的都没有！战士们的衣服也都干了！我真是大大松了口气。真是全靠青春的热血啊！
第三个难熬的夜晚是15日。那天下午我接到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组织47人突击队，分成4个小组，机降到青片、都坝、白泥等道路中断情况不明的乡镇；由营长高国盛带领的第一个13人小分队当天就机降到了青片乡，解救那里的200人老年旅游团；第二个命令更为严峻：命令你团立即组织一个加强营，不惜一切代价徒步强行军到茂县，96个小时之内抵达。
北川到茂县，地震前道路通畅时，只有4公里多，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可当时道路已完全中断，须翻山越岭绕道前往，需要多少小时，前方会遇见什么，一切都是未知的。
参谋长严俊安率队出发，带着370名官兵。
出发前，我握着严俊安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感觉此行凶多吉少，有些悲壮。想了半天我说，你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言下之意是，道个别，万一……
可是严俊安简洁地说，不需要。
我只好说，多保重，老严。
严俊安率突击队出发后，我坐立不安，天黑后忽然收到严俊安的短信：我们已爬上后山。我一边欣慰有了消息，一边又更加焦虑，两个半小时才爬到后山上，96个小时能到茂县吗？
那一夜，有月亮，我就坐在月光下抽烟，明知电话打不通，却一遍遍地按着严俊安的号码，就这么坐着，彻夜未眠，度过了又一个难熬的夜晚。
第二天没有任何消息。我简直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像猫爪挠心，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到第三天凌晨，值班员冲进帐篷说，政委，参谋长他们到了！
我跳起来问：死人没有？
值班员回答：没有。
我又问：伤人没有？
又答：没有。
终于，一块石头落地了。
然而，另一支队伍，由高营长带领机降到青片乡的小分队，还没有任何消息。我心里仍是七上八下的。一直到19日，我已经进村入户到了都坝，指挥部才接到一个老乡送来一封皱巴巴的信，是高营长托他带出来的。这才知道，高营长他们小分队也一切顺利。正在青片乡展开救援工作。
5月19日，我和唐团长奉命带领两路人马，分别前往北川的都坝乡和贯岭乡。出发前，我感到心里没底，不知前方情况如何，加上堰塞湖的危险越来越大。思来想去，我就悄悄给一个要好的同学打了个电话，我跟他说，我马上要进山里去了，不知里面什么情况，如果7天都没出来，就说明我牺牲了，拜托你给我家属和父母打个电话安慰他们一下吧。
这一去就两个半月。虽然很艰苦，但生命安全没有问题。进入都坝乡第七天后，我爬到一个高处，让手机有一点儿信号，给那位受了我重托的同学打电话，告诉他我还在战斗，没有牺牲。
我在都坝乡待到7月底，然后转战茂县。
回想起来，真像一场战争啊！
往废墟里倒醋
口述亲历之十三：
讲述者：郑宗兴，装甲团炮兵营副营长
地震发生后的当天下午，我们炮兵营作为第一梯队，跟随团长唐保东奔赴北川县城。晚上12点多到达县城边上的北川中学。当时看到北川中学有绵阳消防的二十几个队员正在营救，北川中学幸存的师生们也在进行自救。黑乎乎的夜里，看到地下躺着很多人，一排一排的，战士们起初以为是在睡觉，后来才发现都盖着脸，是遇难者，一下子意识到情况非常严重。
团长带领我们连夜奔向城区。天很黑，一路上都遇见浑身是血蓬头垢面的受灾群众，他们往外走，我们往里去。呼救声哀号声四处都是，非常凄惨。这时我遇到一个妇女，她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跪下来哭着说，解放军快去救救我老伴儿吧。我们跟着她来到一个茶场，茶场有座五层楼的房子倒塌了，下面三层都坐到地底下去了。一个女人的尸体倒挂在废墟上，血肉模糊，眼睛瞪得很大很大，在夜色中显得很可怕。有两个小战士当场就呕吐了。我扯下一个窗帘盖住那个女人的脸。我们呼喊，听见了她老伴儿的应答，还活着。但他压在一楼，我们完全没办法救他，只好从上面给他淋了些水。那个妇女也很感人，她马上说，这里还有活着的，我带你们去。她指引我们到另一处，果然还有两个幸存者，埋得不算很深。我们只带了钢钎和圆锹，就撬开大块的废墟，搬走碎石砖，把那两个人救了出来，接着又救出六个。
天什么时候亮的都不知道。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妇女和被掩埋在废墟里的老者，竟是我们团作训参谋白杨民的干妈和干爹。那个时候，他们的女儿已经遇难了（到最后白杨民的干爹也没能救出，连尸体也没能挖出来，压得太深了）。
这时开始下雨了，下得很大，路很滑。我们转移到北川新城的曲山小学，是第一支到达那里的部队。一进曲山小学，我们都被震住了，现场实在是太惨了。四层高的楼房完全垮塌，是被后面的山体滑坡向前推倒的。到处都是孩子们的尸体，甚至是不完整的肢体。旁边的茅坝中学（也称为北川中学分校）更是被彻底掩埋，只剩下一个旗杆。现场呼救声响成一片，很多战士都有了应急反应，脸色发白，甚至呕吐。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团长跟大家说，这是一场战争，我们必须勇敢面对！我甚至跟战士们说了那样的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们就是没穿这身军装，也要冲上去救人！
校门已经没有了，教学楼被后面的山体滑坡向前推移了十余米，倒塌得没有了形状。幸存的一个老师边哭边说，当时站在操场上的孩子也全部被埋了。我们只能从一个狭小的巷道进去，一次只能走一个战士。两边都是摇摇欲坠、面目狰狞的废墟，顾不得多想，我们跟随团长进入废墟中。
我在一个台阶下听到呼救声，趴下去看，发现底下有两个学生，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上面有水泥板，我们不敢砸也搬不动，只能撬开一条缝，再清除废砖水泥块。在我们营救的过程中，小男孩儿就不行了，停止了呼吸。我们给那个小女孩儿喝水，要她坚持住，小女孩儿一点儿没哭，回答我们说她没问题，能坚持住。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将她抬了出来。但抬出来后，小女孩儿的脸色突然发青，很快瞳孔放大，也死了。我太难过了……
但无暇多想，我们又听见右后方传来声音，营长教导员带着我们一起过去。教室的墙体被后面的山体滑坡往前推倒，只剩一个框架了。我们朝废墟下喊，听见了回答。我们问下面有几个人，孩子回答说，有11个。这其中就包括后来被媒体报道的芭蕾女孩儿李月。
我们先搬开能搬动的废渣乱石，给他们喂水。当时急着赶赴现场，我们除了一个水壶，没带其他水。水不够，战士们就到学校旁边一个倒塌的小卖部里找，没找到，就搬了一箱保宁醋过来，我们把醋打开，一瓶瓶递下去让他们先喝点儿。李月也喝了点儿醋，又递给其他同学。
几个小朋友很团结，没有受伤的就给受伤的喂水。
李月当时在最外面，地震时她钻到了桌子底下，她旁边的墙朝前推了十米，垮得剩下不到一米，她的左小腿被墙死死压住。上面更是重重叠叠的大块的预制板和水泥废墟。在她后面，是一个叫杨潞的女孩子，然后是另外几个孩子。
这几个小学生都非常镇静，没有一个哭闹，让我们很感动。我跟他们说，你们要坚强，要团结，不要睡着。他们就在下面互相鼓励，说笑话，讲故事，还唱歌，唱他们的校歌，也唱流行歌曲。
在营救过程中，不断发生余震，一震，山体就哗啦啦地往下滚石头，垮塌的废墟就摇晃，发出响声，很危险。在孩子们被埋的上方，还悬着一根快要断的水泥柱，无论是李月还是救援人员，都很危险。我们拆掉大门顶住那个桩子，不让它掉下来。在现场指挥的唐团长一方面急着救人，一方面又担心战士们的安全，发生余震就喊我们撤离，停下后再上去，就这么反复折腾。
眼看着天黑了，没有任何照明，加上余震不断，我们只好先撤回，留下代理排长刘更顺在那里值守，同时还有一位一直在现场的男子，好像是海南的记者或者是志愿者。
14日一大早，唐团长联系到了刚刚抵达北川的海南消防官兵，一起赶到曲山小学。海南消防的官兵带着切割机汽锤绳索等比较专业的工具，我们一起展开正式营救。在孩子们被掩埋的上方，有两块很大的预制板，我们砍了棵树把它们固定住，海南消防的人用切割机把水泥板切割成两半，我们营的战士去把水泥板抬开，再逐一清理掉废渣。我看到战士们的手都刨出了血，裤子也都跪破了。
抬开水泥板后，李月整个人都露出来了，我仔细看了一下，她的小腿被墙压住不能动，身边还有四个遇难者。我们把遇难者抬出来，还是无法搬动李月，她的小腿被垮塌的整座墙压着。而李月救不出来，后面的同学都无法营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截去她的小腿。当时李月的腿也已经变成灰白色了，估计就是完整抬出来，也坏死了。
我们就和李月商量，但李月一听要截腿就哭起来了，她说她要跳芭蕾，不能没有腿。她哭得非常伤心，让我们在场的人都跟着落泪。我们只好去做李月家人的工作。李月的父母在新疆打工，她的外公外婆还有舅舅舅妈已经赶来了，因为太危险，他们站在外面等。我走出去商量，不想她外公也坚决不同意。
这时已经是14日黄昏了，我心里焦急又难过，想到前面救出来却死去的小女孩儿，想到其他几个同学还在等待营救，情绪一下子失控，冲着她的外公大声吼道：你们到底是要腿还是要命？！
但还是做不通工作。我只好返回去报告唐团长。
这个时候，我忽然听见废墟下另一个小姑娘杨潞说，叔叔，我看到一个洞，我可以爬出来！我大喜过望，趴下去看，真的看到了她的脚。但在她前面有一扇铝合金窗框挡着。我们找来铁钳剪断了窗框，慢慢地拖着她的脚把她救了出来。她居然没有受伤，出来了也不哭，冲着我们说，谢谢叔叔，我终于出来了！后来看见她的父亲，才扑过去抱住父亲哭了，但哭了几声，很快收住了，跟父亲谈笑风生地讲述她和同学怎么在下面互相鼓励的，她怎么出来的，还夸唐团长，你长得好帅哦，又协助我们营救，告诉我们下面几个同学的位置，有几个人，等等。真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
这一天，我们团参谋长严俊安带领一部分人，在曲山小学的另一处救出了三个幸存的学生。这让我稍微好受一些。
转眼天又黑了。当时已经有了唐家山堰塞湖可能决堤的消息，所以指挥部要求救援部队晚上8点必须撤离。我们只好再次撤离。在我们要撤的时候，李月的舅妈拉住我们不让走，叫我们马上给李月截肢。可是当时天已经黑了，医生也离开了，没法进行手术。我们只好留下两个战士陪护孩子，等待天明。
15日一早，我们再次赶去，海军医院医疗队的同志也来了，驻滇某工兵团的救援队也来了。李月的舅妈到废墟旁做李月的工作，李月情绪不好，但还是同意截肢了。这么小的孩子，确实难为她了。
大家齐心协力，先手术，然后施救，到11点多时，终于将李月救了出来。紧接着，又将她后面的4个同学救了出来，分别是魏鑫钰、邱耀、王孟怡、王静杨，另有两个学生已经遇难。整个救援行动用了70个小时。真是太难忘了。
在这个点上救出的几个孩子，都是曲山小学四年级三班的，全班一共52个人，幸存17人。当时跑出去4个，后来自救爬出去4个，被我们营救出来9个。后来，那个叫杨潞的小姑娘，还跟她爸爸一起来看过我们，这些孩子的名字就是通过她知道的。我们也去医院看过李月。李月说，叔叔，我还要跳芭蕾。
以救难超越受难
装甲团有一位叫白杨民的藏族参谋，感动了很多人。
数个月后，我见到了白杨民，他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白净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他告诉我，他的父母至今（11月）还住在北川擂鼓镇的活动板房里，父亲腿受了伤，还未痊愈。
5月12日地震发生时，白杨民正在成都办事，忽然看到大街上一片慌乱，还以为发生了骚乱。当得知是发生了地震后，他迅速赶回部队。路上从广播里听到消息，震中是汶川，他当时还没有和自己的家乡联系起来。一路给父母打电话都打不通，也没有太焦急。
回到部队后唐保东团长马上叫他去，说让他跟着第一梯队走。还让他准备方案，搜集情况。
唐团长盯着地图问他，北川在哪儿？他疑惑地说，找北川干吗？唐团长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北川，北川是重灾区！
他脑袋轰的一声响，但脸上依然保持着镇静，他给团长指出北川所在地，又拿出尺子量了一下汶川到北川的距离，他发现汶川到北川和汶川到成都的距离差不多，于是抱了侥幸的心理：既然成都都没有大碍，北川也应该不太厉害吧？
白杨民出生在北川的桃笼乡，从一年级开始，他就随父母来到北川县城的曲山镇生活，小学，初中，高中，他在那里一直生活到高中毕业，1998年考上军校才离开。对他来说，北川就是他的一切，就是他的根啊。
但白杨民没有吭声，他跟随唐团长于当天晚上7点出发奔赴北川。路上，他接到了在绵阳读书的表妹打来的电话，表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说北川死了几千人，自己的父母和白杨民的父母全都下落不明。
白杨民心里咯噔一下，但他还是安慰表妹说，自己和部队的战友们正奔赴北川救援，一有消息就会告诉她。叫她不要急。唐团长听到消息后也只能安慰他说，相信你父母不会有事的。
可是过了安县后，情况越来越糟糕，车灯所照之处，全是倒塌的房屋、受伤和逃离的人群，白杨民的心里越来越紧张。
深夜部队抵达距北川数公里处后，由于进入县城的道路塌方，遍地乱石，汽车已无法通行。白杨民立即跟团长说，我带路。他马上带领400名战友翻山越岭，徒步进入北川。那条路，是他曾经每天上学走的路。
凌晨零点三十分，他们到达了北川中学门口。白杨民见到的第一个熟悉的人，是他的高中数学老师张定义，张老师浑身是血，嗓音嘶哑，出来找氧气瓶，去给压在废墟下的学生。北川中学的师生们一直在顽强地勇敢地自救。白杨民问张老师，自己的舅舅情况如何，舅舅在北川中学当副校长。张老师说他舅舅还好，正在营救学生。白杨民带了两个战士进入北川中学，看到绵阳武警中队的20多个官兵正在那里救援，遇见了舅舅，舅舅告诉他，二姨的女儿，16岁的表妹已经遇难。
白杨民一路上的紧张不安，在见到真实情况后反而消失了，他脑海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赶快救人！
夜色中，没有一点儿光亮和声音，只有风凄惨的吹过。他和战友们在北川中学干了一个通宵，没能救出一个人——在废墟外面的已经被营救，压在废墟深处的，要等大型机械。他们所做的，就是给发现的幸存者喂水，输送氧气。然后做上标记，等待专业救援。
早上，陆续赶到了几路消防官兵，白杨民就和战友们就转入北川县城。进入县城，白杨民在蒙蒙晨曦中看到了他面目全非的家乡，心如刀绞。就在今年春节，他还回过北川，原本想陪父母过年的，不料初二部队就来了任务，他匆忙离开，很多想见的亲戚、想见的老师和同学都还没来得及见。不料这一别，北川竟成废墟，许许多多的亲人、同学、街坊都永远见不到了。
在冲进县城的路上，白杨民意外地在往外跑的人群里见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在任家坪小学当老师，幸运地和学生们一起逃了出来。只负了轻伤。任家坪小学是北川最幸运的一所学校了，师生们大都得以逃生。母亲哭着告诉他，他的父亲生死不明，亲舅舅和舅妈都已经遇难了。眼下县城里余震不断，房屋随时还会再垮塌，非常危险，叫他不要进去了。
白杨民强忍住眼泪，掏出身上仅有的500元钱给了母亲，又拜托和母亲一起的阿姨照顾好母亲。他对母亲说，我必须进去，我就是来救灾的。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母亲知道儿子不可能停下脚步，哽咽着嘱咐说，儿子，你进去也不可能找到你父亲的，你能救谁就救谁吧，救出来的都是亲人啊。
白杨民含泪点头，铭记着母亲的嘱托。他和战友们冲进县城，奔向废墟，救出一个又一个的幸存者，也亲眼目睹了他一个中学同学的妻子，已经怀有身孕了，不幸遇难，还亲眼目睹了许多曾经的街坊邻居死在废墟中……就在他拼命投入营救的时候，上天也眷顾着他，他突然从对讲机里听到坦克三营营长告诉他：你爸爸找到了，放心吧，只是腿受了伤。
原来坦克三营九连的官兵在一处废墟里发现了一位老人，将他救出来抬上担架。老人一看到解放军马上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当听到回答后他激动地说，我的儿子就在你们部队啊。他一说出白杨民的名字，战士们也很激动，哦，他是我们连的老连长！
竟有那么巧，白杨民的战友救了他的父亲。而救他的九连，正是他曾经任过连长的连队。战士们也高兴地说，原来这位老伯是老连长的爸爸。
白杨民的心稍稍安定了些，但他没时间去看父亲，继续和战友们在北川县城展开拉网式搜救，接着，又进村入户，到偏远乡村帮助受灾群众安置。一直到7月份，他才在重庆的医院见到父亲。
此次地震，白杨民在北川家乡有7位亲人遇难，加上他的干爹，8个亲人竟连一个遗体都没有找到。那些日子，白杨民一直咬紧牙关奋战在一线，压抑着内心巨大的悲痛。直到某一天，一位记者采访到他，问他有何感受时，他才控制不住地热泪长流，泣不成声。
每当我听到这样的故事时，感动之余我总是想，如果是我，我能做到吗？回答也许是否定的。
这就是人与人的差别。不仅仅是军人和老百姓的差别。
我们平日里所承诺的、所表态的，也许要在生死面前，在突发状态下才能验出真伪。
此次参加抗震救灾的部队官兵，有许许多多像白杨民这样家在灾区的人，几乎每个部队都有，野战军、军分区、医院、陆航团，以及地方政府，有的部队，一个连就好几个，占很大比例。但没有一个官兵因为这个原因请假回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奔赴灾区，根据命令投入救灾，我已听到太多太多。不是他们心狠，而是他们必须尽职。想到他们在那个时候心里的焦虑，真的很为他们心痛。
在灾区的政府官员里，这样的情形也很多。那位由美国记者John报道出来，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感动国人的北川县陈家坝镇党委书记赵海清，地震当天下午就得知北川县城伤亡惨重，自己的父母妻儿均在县城，生死不明。他却顾不上去找家人，因为当时的陈家坝交通、通讯全面中断，上级政府和部队无法展开。面对手足无措的灾民，遍地的伤者，他凭着职责和良心，迅即组织幸存的镇干部进行抢险。当时天降大雨，余震不断，山体滑坡时有发生。他徒步穿越数公里，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山间学校，把2000多名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之后又继续率队抢救埋在废墟下的民众，连续奋战40个小时，救出67名群众……当记者John问他镇上有多少人死亡时，他泪水汹涌而出，几乎崩溃地喊道：“500人死了！”
第三天中午，当他徒步数十公里到绵阳抗震救灾指挥部求援时，噩耗从天而降：他的父母、年仅5岁的儿子，均被地震夺去了生命。妻子被部队救出，右臂肌肉坏死需要截肢。从抗震救灾指挥部出来，他小跑着赶到医院去看了一眼妻子。他安慰妻子说：好歹命保住了，还在意手干什么？
等从医院病房离开，这位坚强的汉子再也忍受不住，蹲在办公室角落里号啕大哭……哭完了，擦干眼泪，他又重新回到灾区……因为他的身后，还有近万名急需救援的民众。
北川民政局局长王洪发，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在地震中遇难了。那该是怎样的打击啊！怎样的惨痛啊！真无法想象。这个坚强的汉子，拼命工作，拼命抢救，拼命奔波，不让自己闲下来。
有个记者竟然问他：你失去了这么多亲人，现在伤心吗？
王洪发说，我想伤心，你能给我时间吗？总有一天我要大哭一场！
虽然此次在抗震救灾报道中记者的表现相当不俗，但还是有些记者让人失望和生气。问的些个问题，那叫个不近人情、不可理喻！我在央视上看到某著名女记者对王洪发的采访，竟反复说，我觉得你很乐观。你为什么这么乐观？
这叫乐观吗？这能乐观吗？乐观和坚强是一回事吗？愚蠢的记者啊，那一刻我真想上去把她拉下来。请她不要再折磨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了。对他们来说，永远没有乐观，只有坚强，只有忍耐，只有默默承受，只有咬紧牙关硬挺。
还有北川的卫生局长赵华，北川的县长经大忠，他们都是在失去亲人的惨重打击下坚持工作，忘我工作的。他们好像恨不能累死，以获得重生，他们被人称为硬汉，可我想，他们并不想当这个硬汉啊！
后来我看到一句话，深深理解了他们。
那句话是，以救难超越受难。
我相信他们拼命地工作，忘我的奋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疗伤。惟有救出更多的人，才能让他们的心里好受一些；惟有帮助更多的受灾群众，才能让他们暂时忘掉自己的伤痛。他们甚至比一般人还要拼命。
以救难超越受难。
这是人类独有的秉性，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第一次的北川之行，就这么匆匆结束了。
下午我们只得离开。因为匆忙出发，我们没有准备任何宿营的条件。好在，几天之后，我又再到北川，将头一次遗漏的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和了不起的人物，拾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