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驶在交通管制的公路上/坐冲锋舟进映秀/婆婆救媳妇/夜宿工棚/在废墟旁醒来/同年同月同日生/冉政委讲故事/“汪妈妈”的眼泪/出没在废墟里的退役上校/烂泥路上的硬汉子/农民兄弟牵着我的手/写在水泥袋上的诗
行驶在交通管制的公路上
头天晚上我们在绵竹采访结束后赶回成都，已是深夜12点。我们说好各自休整一下，第二天再出发。
回到熟悉的大院，感觉很安静。如果不是随处可见的帐篷和沿途停满的车辆，根本看不出是处于非常时期。尽管很累，我还是上网看了一下消息。有鼓舞人心的，也有让人焦虑的。当然，来自主流媒体的，大多是鼓舞人心的。
16日一大早，接到余青的短信，说她已经出发去北川了，希望关照一下独自在家的女儿。我立即回复没问题。看到她也去灾区了，心里有些感动，她是《战旗报》的编辑，在家编稿就行了，完全可以不下去的。
我迅速准备好东西，主要是补充物资，如电筒、口罩、湿纸巾、药等。然后给手机、相机充电。看还有些时间，我给阳台上的花草浇了水，然后再次上网，跟关心我的朋友们简单说了说目前的情况。这个时候，网上全部是关于地震的消息、帖子、图片。打开电视和收音机，也全是这些消息。而我们的感受又更切身一些，因为还在不断的余震，晃动的大地不断提醒着我们不要忘了身处灾区。一位朋友发短信问我情况如何，我回复说，余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办公室空空荡荡，编辑部所有人都出发了。
跟李鑫熊家海和王龙约好了，下午2点出发。
家里也没什么可吃的，储备的都是方便面和纯净水。于是吃了碗面条，再次出发。仍是我们三个，仍是小李开车。
再一次出发，似乎心里有底了。我们准备取道都江堰，去映秀。
早上曾收到一条短信，是成都市公安局的通告：成彭、成灌、成温邛高速、成彭路、国道213出城实行交通管制，只准抢险救灾车辆通行。
一上路，发现真是不一样了。路上的车非常少，大多是为灾区运送物资的车。还专门辟了一条专用通道，上面写着“抢险救灾专用车道”。我们的车就在这条专用通道上飞驰。好像进入了战争状态。看来管制一下是不同。
我们很快就到达了都江堰。
这一回，很准确地找到了军区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在都江堰体育场。我们想先去指挥部了解一下映秀的情况，听说那里的灾情很重，还听说某集团军军长许勇率先带小分队已徒步进入映秀镇，受到了军委领导的表彰。
李鑫说，我要尽快采访到他，尽快写出稿子。
我没有明确目的，只是想，救灾部队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在指挥部的大帐篷里，一眼看见了我们宣传部理研室的周胜刚主任，正在那儿值班。我们一下感觉到家了，毫无拘束地问他情况。
他告诉我们，目前都江堰到映秀的路还没有抢通，车进不去。要去的话，只能先到紫坪铺水库坐冲锋舟，然后再步行五公里山路进去。他看着我笑，说你行吗？我没把握地说，五公里应该没多远吧？他说关键是路很糟糕，泥石流、塌方，很不好走。李鑫和熊家海马上说，我们先走到那儿看情况吧，如果你不行就跟着车回来我们三个进去。
看看，还老朋友呢，说扔就扔。
我也不敢乱拍胸口，害怕真的不行了成为大家的拖累。
我已经记不清我们行程的具体时间了，只记得过程。离开指挥部40分钟后，我们就从都江堰赶到了紫坪铺水库。
还在山顶上，就看见下面一片杂乱，大车，小车，机械，物资，军人，灾民，医护人员，乱麻麻地塞满了河滩。我猜想，千百年来，这个小地方，第一次聚集了那么多的人。一个原本偏僻的地方，成了交通要塞。
车无法再往下开了，我们决定弃车下山，跟司机小李说：如果我们上了船，就发信息给你，你先回去，明天再来接我们。
为了便于徒步行进，我们只能轻装，我把大背囊留在车上，只带了一个随身小包，将东西简化到最简，临了，又加了一件厚一点儿的长袖。后来的事实证明，非常必要。
这个时候，他们三个好像都忘了问我有没有把握走进去了。我也不再提，大家急匆匆地往下走。
为了快捷，我们就从山坡的羊肠小道往水库边走。非常不好意思的是，我很想方便，从指挥部就开始找厕所没找到，一路走过来竟然都没找到能用的厕所，要么倒塌了，要么是危房。由此可见，没人在修厕所的时候考虑到要防地震，都是对付着能用为原则。后来采访途中进入过几个厕所，都是危房，只好一边观察一边进入。但愿经过这次地震，人们会把厕所修得结实些。
老实说，每次到艰苦地区采访，路途危险，颠簸都不怕，最让我有心理障碍的就是这个问题。以至于我落下个毛病，到一个地方就先找厕所。后来跟在北川待了一个月的沈阳军区女作家马晓丽聊起此事，她也深有同感，她因为上厕所还差点儿遇险。
还好山路不是很陡，十多分钟后我们到了水库边。
坐冲锋舟进映秀
我们下到水库边，迎头遇到一批从映秀转移出来的受灾群众，看上去他们一个个神色疲惫、风尘仆仆。有的背着背篓，有的提着包袱，大多是青壮年和孩子。还有一些正蹲在地下吃饭，端着统一的碗，一看就是政府或者军队提供的赈灾饭。我们询问，大多是从映秀出来的灾民，也有一些是从汶川跑出来的。有个小伙子穿着武警迷彩服，敞着怀，一问，原来也是从汶川跑出来的，衣服烂完了，一个武警战士给了他这身衣服。
听说有从汶川出来的，我们特意多问了几句，他们说，他们是地震后的第二天从汶川走出来的，走了整整三天。
我注意到，多是体力比较好的青壮年。他们的脸被晒得绯红，仿佛要脱皮了，他们的双脚更是不堪，鞋都裂口烂了，裹满泥泞。一眼望去，就知道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有一个年轻女人和她的丈夫一起走出来，看见我们，一句话没说眼圈儿就红了，我问她去哪儿，她摇摇头，好像没有力气回答了。
我说，去都江堰吧，那里政府会安置你们的。
让我吃惊的是，有两个八九岁的孩子，看到我们竟然很生气地说，都是修水库修的！天天搞爆炸！我猜想一定是成人中有此议论让他们听见了。紫坪铺水库的修建一直有争议。地震后一些专家认为修水库的确造成了影响；另一些专家认为，这次地震距地面十几公里深，不可能是炸山引起的。我只想把我听到的记录下来。
走到水库边，看到了一些冲锋舟，正在浩大的水面上一趟趟地运送物资。那可不是我们想上就能上去的，需指挥员安排。
最初去商量时，他们让我们乘坐门桥，那个看上去可容纳几百人的一个大平板。但门桥的速度很慢，渡到对岸需要四个小时（冲锋舟只需要50分钟）。我们等不及。冲锋舟只能到映秀铝厂，从铝厂到映秀镇，还有五公里的山路。就我们四个人的情况看，至少要走一个小时。当时已经下午4点了，我们感觉必须坐冲锋舟进去，才可能在天黑前赶到映秀。
关键时刻，我又见到朋友了！老兵的优势无所不在。在一个山坡上，我看到一个帅气的大校正在那里指挥安排冲锋舟，仔细一看，这不是司令部某部的黄承伟副部长吗？哥们儿啊。他也认出了我，大声说，山山同志，你咋也跑来了？我顾不上寒暄，赶紧请求他让我们坐冲锋舟去映秀。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马上发出指示，让我们四个人分别搭乘其中两个运送物资的冲锋舟。
负责为冲锋舟搬运卸货的是来自江西武警总队的官兵，年轻的指挥官皱着眉头说，装完货我们还得上几个搬货的战士呢。言外之意，我们占了他们战士的座位。我连连说，我们可以搬货，我们可以卸货。他不好再说什么了，让我们上船。
小小的冲锋舟，装了无数箱方便面、牛奶和纯净水。都是些急需的救命物资。我把自己蜷成一箱方便面大小塞进船侧，王龙也蜷起来坐在另一侧。李鑫和熊家海上了另一艘。
我们坐定后，上来四个武警战士坐在船尾。驾驶冲锋舟的，我们问了一下，是资阳军分区预备役工兵团的两个民兵，他们已经数十次往返在这个湖面上了，脸上写满了劳累。他们驾驶得非常熟练，平日里时常在沱江演练就是不一样。
冲锋舟发动的那一瞬，我发出两条短信：一个是给我们司机小李的，告诉他我们上船了，大约明天中午出来。另一条发给先生，告诉他我马上进映秀，里面没有信号了，明天联系。这期间若我母亲来电话，一定不能告诉她我去灾区了，就说在办公室开会。
收到的最后一条短信，是成都女友海侠的。她告诫我，注意蚊虫叮咬，不喝生水，不吃霉变食品。如果发现病人突然发烧，头痛，呕吐，脖子发硬，就赶快找医生诊治，防止灾害瘟疫。
此时是下午5点30分。
冲锋舟疾驶，乘风破浪，水花四溅。其实以前我也是坐过这个东西的，在一些旅游景区的湖面上，那时心情放松，悠然自得。而此刻，多少有些紧张。水库的水面上，有大片的因地震而下的各种漂浮物，以及枯枝，时常会绊住冲锋舟的螺旋桨，驾驶的战士不得不在行进过程中减速清理。水库两边的山势陡峭凌厉，依然很不稳定，时不时有滚石落下。
浪打进浅浅的船舱，我的裤子很快就湿了。驾船的小战士看见了，让我坐在纸盒上，说那纸盒很结实的，坐不烂。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但还是坐了。
船颠簸的时候，放在纸盒上的一个塑料袋开了，掉出一个白馒头。一问，那是几个江西武警战士自带的干粮。从遥远的江西带来的，他们的领导可真是细心。我笑问，我可以吃一个吗？那个武警小战士马上从里面拿了个干净的递给我。我说了声谢谢，顾不上什么风度了，大口嚼咽起来，那是我吃到的最好吃的馒头了。我是个吃不多但饿不得的人，过了钟点吃饭必胃疼。想到还有那么远的路要走，还是补充点儿体力为好。
很想跟两个驾驶冲锋舟的战士聊天，可是马达声太响，谈话很吃力，只好放弃。只弄清楚两个战士都是四川人，还好此次家乡没有遭灾。还弄清楚了他们每天要在这湖面上跑七八趟，一个往返就是两小时，很辛苦。
50分钟后，冲锋舟到达铝厂岸边。我们告别了预备役官兵团的战士，告别了江西武警的战士，上岸，走自己的路。武警小战士并没要求我们帮着搬东西，虽然我曾那么许愿。他们三下五除二，几下就搬完了。
岸边已经有很多人了，有部队、有医护人员，还有帐篷，大概属于救灾物资水陆中转点。忘了是谁，给了我们一人一瓶水，我们就携带着一瓶水，还有几包饼干，开始向映秀进发。
时间是晚上6点30分。
一看手机，果然没信号了，索性关掉。有懂行的朋友告诉我，没信号时开手机，辐射更厉害。
眼前出现的，根本就不是路，是泥浆，是乱石堆，是碎石坡。
后来从采访中得知，这条五公里的路，有四公里大面积滑坡。其中有四处大滑坡，每段都长两百米。
后来看我自己拍的照片，我都无法相信自己从那样的路上走过。但当时我的体力还行，跟着大家一起走。很庆幸自己平时爱走路，脚力还行，走几公里没有问题。半路上，我们增加了一个同伴，“海峡之声”的一个中尉记者王宗磊，他一个人带着电脑背着背囊，深入灾区部队采访，也真够勇敢的。这样我们就成了五个人。
照理说五公里走一个小时就够了，但我们却走了大约近两个小时，路实在太差了。我们走的已不是原来的路，而是许勇军长他们开辟出来的便道，在原来公路的下面，紧邻江水。有几处，垮塌下来的泥石流一直漫到江里，人只能从泥石流的斜面上跋涉而过，要一个人一个人地过，人多了就有可能再次引发泥石流。过的时候，需侧着身，很小心地踩着前人的脚印。不扶石头不行，用力扶石头也不行，因为每一块石头都不可靠了。
还好王龙一直帮我背着随身包，让我轻装前进。在最危险的路段，他们三个男士要么在前面带路，要么殿后，让我好歹有点儿安全感。
一路都看到被毁坏的路面，连刚刚建好还没通车的都江堰至卧龙的213国道，大桥也断掉了，高悬着断裂的水泥板块，面目狰狞。还有一块两层楼那么高的大石头兀自立在路边，真不知滚下来时，是个什么阵仗。
与我们相对而过的，多数是映秀的灾民。他们往外走，解放军往里走。彼此默默无言，只是在经过危险路段时，互相拉一把。
还看到两个扛着摄像机的江西电视台的小伙子，在坎坷的路上跋涉，两个人都显得很单薄，扛着机器，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着。开始有些奇怪他们为什么也跑到这里来，那么远啊。后来忽然想起，在船上遇到的不正是江西武警的战士吗？显然他们是来跟踪拍摄他们江西子弟兵的。
后来采访得知，江西消防总队的官兵一直在映秀参加营救，而且战功卓著。就在我们进去的那天下午6点，他们成功地将一名在废墟里掩埋了100个小时的汶川映秀湾水电总厂职工董风强救了出来。之后的晚上9点多，又和中国救援队一起，将映秀工商所的女职工陈晏营救出来。陈晏在废墟中被掩埋的时间是103个小时。
此次抗震救灾，媒体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可圈可点。我觉得全国人民之所以那么关注灾区，那么齐心协力地支援灾区，和媒体的实时报道、现场报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听很多志愿者说，他们就是坐在家里看电视看得心痛，看不下去了，毅然出门投入救灾。还有很多感人的镜头，促动一些大侠当即捐出巨额款项。报道的迅速和透明，对抗震救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四川电视台，过去我们都不喜欢看，嫌他们老套落伍，这一次却表现相当出色，在现场报道这部分，超过了央视。哦不说了，再说好像我在搞总结似的。其实这不只是我的感受，也是很多人的感受。
婆婆救媳妇
走到后来有点儿走不动时，我们遇到了一队修路的兵，他们是驻渝某军工兵团的，受命要在5月17日黄昏前打通这条路。他们已经在危险重重的路上干了一整天了，刚下来休息。
他们看出我们都是些弱文人，便主动来接我们的包。我们都说不用，一个小包，不好意思啊。他们就强行接过了“海峡之声”记者王宗磊的电脑。那个电脑实在是又重又不好拿，王宗磊客气了一下也就给了他们。那个战士抱着电脑好像很轻似的，边走边和我们聊天。其中一个大个子兵看我很累的样子安慰说，路马上就要修好了，等你明天出来就好走了。
真有些不好意思，还要战士来安慰我们。
快到时，路边有一些帐篷，那里就是工兵团驻扎的地方。战士告诉我们，马上就到映秀了。我们和他们告别，继续向前走。
到映秀时天已经擦黑，记忆中的所有美好记忆都不曾出现。看到的只是灾情、灾情。
路边有些灾民，用塑料布之类，搭着简易的棚屋。我有些疑惑，他们为什么还不离开？出去的路虽然难走，总还是通的，并且不算远。只要到了都江堰，就可以去政府的安置点，吃饭饮水可以保证。
走过其中一个棚子时，一个中年女人端着碗在吃饭。我看到碗里是方便面，没有泡开，大概是没有开水。我还注意到她脸上有一大块乌青，显然是地震中受的伤。她看见我，很友好地把碗朝我伸了一下，微微有些笑容，那意思似乎是说，你吃吗？
我摆摆手，忍不住问她，你们为什么不走啊？我看见她老公也蹲在一边吃饭。她说，我小儿子还没找到。我说，小儿子在哪儿？她说，在下面埋着。
她的眼圈儿一下就红了。声音哽咽。
她又说，我小儿子才19岁，刚刚进那个厂工作啊，太惨了。我都晓得他在哪儿，他们厂里的人告诉我，他已经跑到一楼了，出门之前房子垮的，他被砸到了……我去那个地方看过几次了，我敢肯定他就在那儿，喊也喊不答应……可能不行了……我就是想把他弄出来……可是我没办法。我今天去看，已经有苍蝇在飞了……
我心里发紧，无语。只好扶着她的肩膀。说什么呢？我能说什么呢？同为母亲，我知道说什么也无法安慰。她的丈夫，黯然地蹲在一边。他的身边，还卧着一条大黄狗，目光哀伤。
后来我转移话题：地震的时候你在哪儿？
她说：我和大儿媳妇在家里，我一看不好，拉着她就往外跑，刚到门口房子就垮了，我使劲儿用背顶住门，让媳妇跑出去了，她有身孕了。我的背遭压伤了，脸也伤了。
我发现说起这个，她的眼里有了些光亮，想来这是令她自豪和欣慰的事。婆婆救媳妇啊。
在这次地震大灾中，亲情显得那么珍贵，又那么动人。多少亲情故事在报道出来后让全国人民唏嘘动容。那位背着儿子遗体回家的父亲，在途中遇见了《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其人其事得以在全国迅速传开。其实更多的默默无闻的百姓家庭，同样在演绎着感人的亲情故事，你到灾区家庭随便访问一下，都能听到。
像我眼前这位大妈。
我又问她，现在你的媳妇上哪儿去了？她说，她和大儿子到都江堰去了。他们叫我们过去，可是我还是想等等看……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几个傻站在那儿，无言以对。后来我从包里拿出二百块钱给她，她不肯要。我说，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我只想告诉你，你要坚强一点儿，好好活下去。
她含着眼泪，点头。
第二天下午我们离开映秀时，那个棚子已经空了，女人和她丈夫都离开了，看来他们是去都江堰找大儿子了。只有大黄狗还在，默默地守在曾经的“家”旁。他们给它留下一个锅，锅里是没有吃完的方便面。听说所有震区的狗都不准带走，害怕传染疾病。很多灾民上车后，狗就跟着车跑，狂吠，或者哀鸣。真正的丧家犬啊！
我走过去，又忍不住倒回去，拿出两块饼干给大黄狗，它却忠于职守，很警惕地看着我，不吃。也不知道它的生命，能维持多久。
我心里默默希冀着，那对离去的夫妻能渡过这一难关，能和大儿子一家，好好生活在一起，安度后半生。也希冀这条大黄狗，有个好归宿。
夜宿工棚
我们到达映秀，大约是晚上八点左右。天很快就黑尽了，看不清镇里的受灾情况，只看到河滩上有一些部队和医疗队的帐篷，我们也弄不清是哪些部队，只知道许勇军长在此，在某个帐篷里，而我们正是要采访他。
我们东问西问，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许军长所在的帐篷。可他正在组织召开会议。我们只好坐在帐篷外等。
说坐，也没凳子，是坐在地下的石头上。黑乎乎的夜里，没人管我们，连瓶水都没人给喝。我感到很饿。那个馒头已经在泥泞中化掉了。我也知道，部队刚刚展开救援，后勤供给还没跟上，水和食品都很少。加之工作的高强度劳累和精神紧张，已经不可能像平时那样接待来访的记者作家了。
我跟门口的兵打听，你们政治部张副主任在吗？回答是，他今天刚刚出去。很遗憾，好不容易认识一个领导偏偏不在。这个张副主任是刚从我们政治部机关到这个军任职的，在此之前，我们天天在一个食堂吃饭，要是遇见了怎么也可以关照一下啊。
没辙了，只好继续在暗夜里等待。
这时有个人靠近我，小声说，是裘老师吗？我是新华社的小朱。
我一看，真是和我们在一层楼办公的新华社驻成都军区记者站的小朱。他也是来采访许军长的。此时看到熟悉的同事真是亲切啊。小朱大概看出了我们的窘迫，从口袋里拿出几根火腿肠给我们。我根本没看清是什么样的火腿肠，就毫不客气地吃起来。一边吃一边打听他住在哪儿？他说他住在济南军区“铁军”的帐篷里。还说这种时候，只能自己想办法找地方了。我表示理解。
这时李鑫也遇见老朋友了，好像是武警宣传部副部长，他亲自带了艺术家下来采访。副部长兴奋地告诉李鑫，这里刚刚成功营救出一个被埋了103个小时的妇女，已经送到医疗队抢救去了。他跟李鑫说这可是个绝好的新闻啊，赶紧去采访吧。李鑫一听，也不管晚上有没有地方住，跟着副部长就跑了。
这个让李鑫感到兴奋的幸存者，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陈晏，她是在废墟中掩埋了103个小时（起初说是104小时，我认真算了一下，应该是103个小时）后被营救出来的。这在当时，是时间最长的幸存者，是奇迹。所以李鑫急着想给他的报纸发稿。
半个小时后李鑫跑回来，不知跟谁借了台电脑，蹲在黑夜里就开始写稿，完成后又借用军里的卫星电话朝北京发稿。
我在一旁说，营救创奇迹，你发稿也要创奇迹啊。
我们一直等到深夜近11点，许勇军长才有空接受采访。毫无怨言。因为我们知道，军长他们，也是分分秒秒都在忙碌。
许勇是一位年轻的军长，当然我说的这个年轻，是指他到达这个位置的年龄，48岁。虽然在此之前我从没有采访过他，但早就知道他的大名了，毕竟军长不多。何况他曾任我们军区快反师师长，也算赫赫有名。我在许军长的帐篷门口遇见了高小勇副军长。高副军长名副其实，个子很高，大概有一米八五吧，原先在机关当部长，我们认识。匆匆握手打了个招呼，他就去安排工作了。
我走进许军长的帐篷，自报家门。他听到名字，说原来就知道我的名字。这就好，免得再中规中矩的介绍。许军长喊了声，“哎，给作家拿几瓶水进来”，就坐下来，接受我们采访。
许军长从温家宝总理在都江堰向他们交代任务讲起，讲他们如何在13日那天，采取兵分两路、水路并举、南北对进的战术，带领先头部队打通通往映秀的生命通道的，这条水路并举的通道，为营救灾区群众、为大部队的开进、为救灾物资的运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此，许勇军长在那条我们今天走得龇牙咧嘴的路上，跋涉了五个来回。他说他的速度，是每次两小时。
在许勇军长给我们讲述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始终没有人“给作家拿几瓶水来”，我一直在等着。特意在此记一笔，当然绝不是表达不满，而是以此证明，那个时候，的确物资匮乏，水也很宝贵。不像后来的几天，无论我们怎么说我们有水，部队的同志都会再给我们塞上一瓶。
后来，由王龙主笔，我们共同完成了一篇通讯：《开辟生命通道的尖刀军长》，先后发表在多家报纸，并被多处转载。这稿子来得不容易啊！
采访完毕，许军长指示下属给我们找个地方住。我们就是打算“投靠”他的。但“军部”的帐篷已经挤得满满的。
一个少校就带我们去河滩的另一处找红军师。我听见他们小声商议说，红军师驻地有个棚子，空了几张床，可以安顿几位记者。
我们摸黑到了那个棚子，所谓棚子，就是一面靠土坡，三面用彩条布围着，上面盖着铁皮。一看里面，果然空了四张“床”，其实就是四个光木板。师里组织科魏科长认识我，一再跟我说，裘老师真的很抱歉，现在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以前我下部队，部队领导也很爱说这句话，那是客套，这回可是大实话。那个四面透风的棚子里，除了四个光木板，什么也没有。我还是连连说不要紧，谁让自己这么突然跑来的呢。
魏科长让我们等一下，他去找被子。虽然我心里很歉意，知道徒步进来的战士们并没有多的被子，但还是希望他能找几床被子来。天一黑，这里的气温明显下降，我从包里翻出那件最后关头塞进的薄毛衣穿上，好了一些。但若没有盖的，依然很难熬此夜。
默默地坐在黑漆漆的棚子里，不知所措。睡不能，吃不能，写不能，只能胡思乱想。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还从没遭遇过。
忽然，棚子外传来嘈杂声，接着一个男人在门口大喊（那个棚子没有门）：
“解放军，我是阿坝州的副州长，我们又救出来一个，请找人帮我们抬到医疗队去吧！”
我们上哪儿去找人呢，这么漆黑一片的夜里？熊家海和王龙立即站起来说，我们来抬吧。于是他们两个，加上王宗磊，跑出去帮忙抬担架。李鑫跟上去拍照片，边跑边说，看看，我刚发了一个103个小时的，这儿又出来个106小时的。把我给淘汰了。
我说，没准儿明天还有更长的，总有些生命会创造奇迹。
后来我得知，这个深夜还在营救群众的汉子，是阿坝州副州长，叫白里成。他是在地震后第一个赶到映秀镇的州领导，当得知前往汶川的路断了后，他立即想到了水路，可是从紫坪铺水库往映秀的路，整座山体滑坡，已没有路了。白里成坚定地说：“我死也要到映秀去。”他带着几个人跳进峡谷中，用双手在泥石流中爬行，一阵余震突然袭来，他的右腿被碗大的石头砸中。他继续前行，三小时后，终于进入了映秀镇。到达映秀镇后，白里成发现绝大多数房屋已成废墟。镇政府的15名干部只幸存下5人。他立即带人赶往受灾最严重的映秀小学和映电宾馆，调来建筑工地的吊车进行搜救。从13日下午到14日凌晨5点，在他的指挥下，搜救人员在废墟下救出了200多名幸存者。
真是一个好官，一个好人。我很荣幸在那个夜晚见到了他。或者说，听到了他的喊声。
在废墟旁醒来
大概深夜12点的时候，魏科长终于来了，他给四个男士每人找了两件军大衣，给我找了一个睡袋。我也不客气了，马上钻进睡袋，跟几个大男人“同棚而眠”。
刚躺下，忽然晃起来，还挺厉害的。他们几个站起来就要往外冲，我听见动静也坐了起来，但裹在睡袋里动弹不得。这时听见有人说，没事儿，余震。他们回到棚里，看见我裹着睡袋忍不住笑说，你是想跑也跑不掉哈。我反驳道，我才不会跑呢，八级的时候都没跑，余震算什么。是真的，我躺下时已经观察了这个棚子了，估计就是塌下来也不会有大碍，故很放心。
睡袋毕竟是睡袋，这个夜晚我居然睡得还不错，没有被冷醒，而他们几个盖大衣的就不行了。熊家海冷得爬起来到工棚外活动，遇到几个志愿者，也是寒冷无法入眠，在烤火，他就和他们一起烤火。王龙反复倒腾，终于发明了一个办法，先穿一件大衣，再盖一件大衣，一下子暖和多了，好歹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李鑫听说后，连连责怪他没有及时传授窍门，冷得他清鼻涕长流。
17日早上我在映秀的废墟上醒来。
我是被哨音惊醒的，看表，刚6点。睡得还不错。很庆幸自己的好睡眠，无论在哪儿，车上、帐篷里、大堂沙发上，或者现在这个工棚，都能睡着，仅此一点，还是很适合做战地记者的。
爬起来后我们吃惊地发现，就在我们下榻的棚前，一排排士兵在露天宿营。王龙也才发现，所有的战士都是两个人挤一个铺，他们用一个人的背包铺在地上，另一个人的被褥盖在上面。王龙感慨地说，昨天夜里我冷得不行，还打主意想去和战士们挤一下的，没想到他们已经是挤着睡了。
战士们迅速收拾起背包，简单吃了点儿东西，就开始集合。
在他们集合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有几个战士，拿着垃圾袋，弯下身去，将他们脚下的垃圾一一拣拾干净。在我看来，那个地方已经谈不上干净了，一片乱石沙砾滩而已，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习惯，真不愧是红军师的战士啊！
我们在战士们的激励下，也准备迅速投入采访。我找出包里惟一一张湿纸巾擦了擦脸，算洗脸，然后用护手霜当护肤霜抹了两下。在紫坪铺水库，我们和我们的车暂时告别时，我的随身行李全丢在车上了，包里带着最简单的东西，也还都派上了用场。
师里的余政委和黄主任在，请我们喝了稀饭，吃了几块点心。吃饭时黄主任说，这是他们到映秀后吃的第二顿热饭。对我来说，是从头天中午之后的第一顿热饭。我得知，红军师赴映秀镇救灾时，官兵们的给养只是矿泉水和干粮，而且全靠人背肩扛。官兵一律平等，每天一瓶矿泉水、一袋饼干或面包充饥。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四天。直到昨天，临时指挥部才将镇上的粮库里的粮食，分给他们一些。
这个师的师长王凯，也是我熟悉的朋友，三年前我在西藏跑边关时认识了他。他当时在西藏山南分区代职。那次我们一起去了错那边防。有一天我们计划去一个叫日廷布的边防连队，结果被告知塌方，我们就改变计划去了另外一个通车的连队。到晚上我才得知，王凯并没有改变计划，他徒步去了日廷布。我当时就对他心生敬意，很后悔没跟他一起去。
可惜王凯师长不在，他于头一天（16日）带着一支15人的小分队空投到距映秀十公里处的银杏乡去了解灾情、救助百姓了。（原来我们昨晚下榻的木板的其中一块，正是他的）。很遗憾不能亲耳听他说说他这些日子的经历。好在若干天后，王龙采访到了他，写下一篇详尽的报告文学。
在映秀带领炮团救灾的师政委余永洪和政治处主任黄国林，给我们介绍了炮团的救灾情况。炮团在12日晚上7点30分就接到了命令，向汶川开拔。部队机动到都江堰后路就断了。上级命令炮团立即组成小分队向汶川方向突击探路，其余大部队在都江堰参加救灾。
难怪我在采访的第一天就在都江堰遇见了炮团官兵。
黄国林主任介绍说，炮团在完成了聚源中学的救灾任务后，受命赶到紫坪铺水库，徒步开进映秀。映秀镇是震源地，灾情十分严重。也因为山体滑坡等原因，惟一的通道被冲毁。其间有三四公里的路段右边是百丈悬崖，左边是泥石流冲刷的陡壁，须斜侧着身子一点点地往前爬才能通过。
因为亲自走过，当黄主任说的时候我完全能体会。相比之下，他们走的时候更险，路尚未成形，等我们昨天进来时已经好多了。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鲁迅的话太对了。
炮团抵达映秀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五项任务：一是建立直升机起降场，二是搬运伤员，三是实施现场救助，四是了解灾情反映情况，五是运送物资。除此之外，还协助地方政府看守一些重要的点位，如银行、粮店、派出所、超市等。官兵们从14日到达后，帐篷来不及搭、饭来不及做就投入到了救灾工作中，睡的是露天，吃的是干粮，直到昨天晚上，他们才吃上第一顿热饭（准确地说是热稀饭，为了节约大米）。
我跟政委和主任说，我很想知道那支第一个达到映秀的22人突击队的情况，想见见突击队队长。可他们说，当时带队的李立衡科长跟师长一起去银杏乡了，不在，只有另一位带队的团副参谋长杨卫东在。于是就把他叫来了。
杨卫东不善言谈，虽然坐在我们面前，我们却无法听到滔滔不绝的讲述。几乎是我们问一句他回答一句。我们就这么一点点地抠，“抠”出了那个雨夜——那个说来简短、却惊心动魄的夜晚。
我将从他嘴里抠出的内容写了一篇短讯：《雨夜急行军》。
离开红军师，天已大亮。
废墟、帐篷、坍塌的道路，一切的一切都呈现在眼前。最醒目的就是漩口中学，估计很多人已见过它的照片了，斜斜垮塌的教学楼顶上，“漩口中学”四个大字仅剩“漩口”二字，以至于有刚刚到达的人把这里当做了漩口。实际上，漩口是汶川的另一个镇，距映秀镇很近，也遭受了严重的地震灾害。
映秀是汶川的一个镇，距成都88公里，距汶川59公里，是成都进出九寨沟、卧龙、四姑娘山等风景区的必经之地。1982年我读大三时，曾和几个同学相约着来过映秀。当时是为了去卧龙看大熊猫的。那个时候胆子真大，6个人就带了50块钱，而且旷课5天，经灌县到这里再到卧龙。为了省钱，我们在映秀搭了一辆卡车去卧龙，颠簸得够呛，风吹雨淋，却也快活。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数码相机，仅仅留下很少几张黑白照。
因为“映秀”这个名字好听，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个深刻印象是，从映秀到卧龙人都非常少，记忆中只有青山绿水。好像是春季，山上开满了杜鹃花。到卧龙后我们上山，看到了原始森林，看到了厚厚的青苔，还有青苔旁浅浅的积雪。我们在卧龙认识了一位林业学院毕业分到那里工作的大学生，姓刘，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林业方面的知识，我第一次从他那里知道了什么是原始森林，什么是次森林。“次森林”这个词让我觉得很新鲜，后来朋友们编诗集，想不好题目，我就建议他们用“次森林”，被大家接受了。
这就是我和映秀卧龙之间的浅浅的关系。
可是如今，在事隔25年后，在我再次接近它时，它却是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怎么也难以想象。目力所及，全是废墟。几乎没有一座完好的房屋。除了岷江依旧，所有的一切都被改变。
我曾看到一张航拍的映秀镇的全景照片，其损坏的惨烈程度，就好像那里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垃圾场。据资料显示，映秀约一万两千的人口，此次仅有三千多人逃生，不到三分之一。映秀损毁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过汶川县城。
真让人痛心不已！
我们走过去，一路看到参加救援者的帐篷，搭建在漩口中学门前的213国道上，那条路，大概是映秀镇仅有的平地了，镇里已无法安营扎寨。213国道下面，是一个很大的河滩似的平坝，所有部队和医疗队的帐篷，都搭在这个平坝上。
经过漩口中学门口，我们忍不住走了进去，默默凝望。
教学楼和教师宿舍都倒塌了（又是学校！）。
墙体上两排红色的大字依然醒目：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阳光出来了，照耀着惨烈的废墟，让人难以相信在这朗朗的阳光下曾发生过这样惨烈的悲剧，仿佛噩梦一般。
这次地震，就我所知道的受灾惨重的学校和幼儿园有：都江堰聚源中学，都江堰向峨乡中学，都江堰兴建小学，北川中学，北川县曲山小学，北川县曲山幼儿园，映秀漩口中学，映秀小学，德阳东汽中学，德阳九龙镇小学，绵竹汉旺镇中心幼儿园，遵道欢欢幼儿园，什邡红白镇中心学校，什邡镇龙居小学，青川木鱼镇中学，等等，每个学校的死亡人数都在数百人以上。
怎能不让人悲痛万分，心如刀绞？怎能不让人生气，愤怒？
仅有悲痛和愤怒是不够的。
我祈祷，今后建起的每一所学校，都能成为最牢固的建筑，如人们所说的，成为避难所。如果不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脸面繁衍后代？
同年同月同日生
在漩口中学废墟前的空地上，我们看到有医护人员摆着桌子在为群众看病，包扎伤口。这时过来一队准备去清理废墟的战士，医疗队询问他们是否有需要看病的，战士们呼啦一下围上去，纷纷伸出胳膊和手掌，我注意到，几乎每个战士的手都磨破了，或者擦伤剐伤，还有一些战士身上过敏起湿疹。
昨晚到达时，就看见河滩上有很多绿色的帐篷上挂有红十字的标志，据了解他们是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的医疗队和陆军第42医院的医疗队。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全国各大城市各大医院向灾区派出了医疗队几千支。仅仅是我军总后勤部，就派出了70支医疗队。
而这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女性。她们让我深感敬意。我在北川时就见到了很多胳膊上套着红十字的女兵，其中有昆明军区总医院的，也有陆军42医院的，同样是女军人，她们敢于奋战在灾区，我不过是短暂的采访，还不应该吗？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
我们先去了三医大医疗队。
很想看看昨天夜里熊家海王龙他们帮忙抬的那位被埋了106个小时后获救的幸存者，现在的情况如何了。
我们在其中一个帐篷里找了她，她的脸上还是青紫的。我们得知她叫袁仪，是个年仅19岁的年轻姑娘。三医大的刘明华教授告诉我们，袁仪伤得很厉害，全身几乎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他们昨天一夜都在对她实施抢救，现在已脱离了生命危险，等待飞机将她送出去到内地进一步治疗。
（两个月后，我在成都军区总医院再次见到袁仪，虽然她已没有生命危险了，但由于伤势严重，恢复较慢。袁仪和父母都心情不好。是啊，对袁仪来说，人生刚刚开始，带着满身的伤痕，她该如何去应对？我害怕面对她无力安慰，没有走进病房。）
在同一个帐篷里，我还看到了昨夜李鑫赶着发稿报道的那位被埋103个小时的陈晏，她也脱离危险了。但她的胳膊由于长久压伤已经坏死，急需手术。她们都在等待往外运送进行下一步治疗。
她们两位，加上后来我见到的映秀水电总厂职工虞锦华，都是在废墟中掩埋长达100多个小时的幸存者。从生命的角度来说她们是幸运的，从今后的生活来看她们依然是不幸的。
我只能为她们默默祝福。
我发现在帐篷外的窗下，蹲着一个年轻男子，他背着行囊，一直等在那里。一问，原来窗内的那位被埋103个小时的幸存者，是他的妻子。再一问，竟然听到了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
被救的那个女人叫陈晏，是映秀工商所的职工，等在外面的丈夫叫叶盛，在华能太平驿水电厂工作。
地震发生后，叶盛因为在外作业，幸运地逃出了死神的魔掌。但还是被困在了电厂里，与外界失去联系。两天后，粮食和饮水都快光了，叶盛等人就组织了一个八人的“敢死队”，爬了11个小时，终于来到映秀镇。
一到映秀，他就向人们打听妻子的情况。有个幸存的熟人告诉他，好像看见他妻子受了轻伤，被救走送到成都去了。他连忙让成都的亲友到医院去查询，可亲友查遍了成都所有收治灾区伤员的医院都没有陈晏的名字。叶盛感到情况不好，又把映秀所有的帐篷找了个遍，还是没有。他怀着不好的预感或者说一丝希望，回家去找。他在家里的废墟上连声呼喊，真的听到了妻子的声音。妻子说，你终于来了。
叶盛连忙去找救援队来救援。江西消防和中国救援两支队伍赶来了，但当时大型机械还没来，只有一些简单的工具，效率不高。陈晏的右侧脖子边有一床席梦思，旁边还有一个大衣柜，席梦思把她的右手卡在了脑后，无法放下来，有一只脚被卡在了柜子里，取不出来。
第三军医大学的医护人员接到通知后，连忙赶来查看了陈晏的情况，给她服了些葡萄糖盐水。这时天色暗了下来。救援队员表示，陈晏暂时已经安全，现在天色已晚，无法继续开展营救工作，第二天早晨再继续营救。
为了避免陈晏害怕，救援队员拿出一支打开的手电，放在陈晏旁边。然后告诉叶盛，每个小时和陈晏联系一次。为了安全，不许他跨过废墟旁的铁丝网。但叶盛为了抚慰妻子，还是不顾一切地靠近陈晏，他不断跟陈晏说话，回忆他们在一起的美好往昔，说起他们可爱的只有九个月大的女儿。
“她好坚强的，她说她一定要活下来！”叶盛说。为了减少妻子体力消耗，他和妻子约定，他说话，妻子就在里面晃手电回应。到早上，陈晏有些支撑不住了，她叫丈夫不要再靠近了，害怕丈夫有危险。还说感到胸口很闷。叶盛焦急万分，害怕妻子坚持不住。
所幸救援队又赶来继续援救了，两支救援队轮番作业，采取多种措施，一直奋战到晚上9点多，这中间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包括余震将拓宽的空间缩小，以及救援人员的几次历险，包括一块木板卡住了陈晏的脖子，等等，网上有很详细的报道，我就不叙说了。我只想说，最终，陈晏被解救出来，时间是16日晚上7点45分，也就是我们到达映秀、到处找部队的时候。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叶盛忽然听见了帐篷里的呻吟，他马上俯身去问，原来是陈晏想喝水。叶盛四处张望，找水。我知道在那个地方，找一瓶纯净水是不容易的，赶紧将自己包里的一瓶给他。他谢过后连忙递进去，让医护人员喂她。
我感动于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除了祝福，说不出什么。
李鑫比我细心，留下了叶盛的电话。回成都后他再次和叶盛联系，得知陈晏已被转到成都的医院，做了截肢手术（因为那只胳膊一直被卡住，已经坏死），其他情况尚好。
知道吗，这对夫妻，他们生于1976年2月12日。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命不该分离啊！
衷心祝福这对夫妻今后的日子平安、幸福。
冉政委讲故事
头天晚上“无家可归”时，王龙曾帮我联系了一个临时住处，即42医院医疗队的帐篷。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我的朋友，42医院政委冉建波。冉政委听说我到映秀了，没地方住，马上表示欢迎我去他们医院的帐篷“下榻”。可等我们采访完许勇军长，已经深夜了，看到医疗队的帐篷已经熄灯，不好意思再去打搅，这才跟大家一起去了红军师的驻地。
所以，当我们离开三医大医疗队后，马上就到42医院了。既要采访，又要见老朋友。冉建波和刘渠是同学，他们都是1980年我军军校招收的第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这一批军校生我认识好几个，都非常优秀，成为部队的中坚力量。在地震前，因为与他们熟悉，我还计划带编辑部去他们医院所在地夹江搞一次活动的，后来因为种种事情没能成行，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他。
冉政委正和医疗队的人在开会，见到我很高兴，马上请我们坐，拿矿泉水给我们喝——矿泉水在那里很珍贵啊！他还告诉我们，他们今天弄到一点儿肉，中午可以款待我们。我再次感到作为一个老兵的骄傲：处处有战友。
当然，我们在战场相遇，不同寻常。平时见了面我们总是会喜笑颜开，而这一次，我们除了握手，没有任何言语。
42医院这次一共派出了三支医疗队：甘孜一支，北川一支，映秀一支。映秀这支由冉政委带队，共30人。由于道路中断，医疗队原本计划摩托化开进的方式只好临时改为空运。14日下午5点，医疗队降落在映秀，一下飞机，他们就看到不远处的漩口中学操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五六十名受伤的村民和学生，还有数百名师生聚集在摇摇欲坠的教学楼周围，一双双眼睛充满了惊恐和无助，一声声呼救撕心裂肺。没有时间流泪，医疗队一边搭建帐篷，一边迅速展开救治。看到医疗队的帐篷立起来了，看到红十字的旗帜飘起来了，受灾群众迅速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医护人员立即开始清创、缝合、输液……紧张而有序地忙碌起来。晚上做手术没有电，就用电筒，一个个的伤员在他们的手中脱离危险。
到我们去时（16日），他们已经抢救医治了420余名伤员，其中重伤90余人，除两例死亡外，其余全部成功地转运到了内地医院。
冉建波告诉我们，地震后映秀的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缺乏，很多官兵每天仅靠一瓶矿泉水和一袋压缩干粮维持。因为吃不上蔬菜，好多战士的嘴唇裂开了口子，稍一张开就鲜血直流。更严重的是，很多官兵长期在废墟中奋战，没有换洗的内衣裤，饱受烂裆病痛的折磨。甚至在厕所解手都成了难题。身为医疗队长，他真是着急，虽然援助物资不是他分内的事，但也不能袖手旁观啊。于是他打电话到内地，向自己的朋友们求救，在他的呼吁下，成都几个朋友自发凑出两万元钱，买来卫生巾、袜子、内裤、拖鞋等日用品，还有蔬菜水果，送到了映秀，一下解决了大问题。
在灾难面前，善举比比皆是；在灾难面前，善举如此重要。
我们坐在无遮无拦的大太阳里，听冉政委讲医疗队的故事，讲发生在这片废墟上的感人故事。
忽然，一个长着娃娃脸却身着迷彩服的女兵出现在医疗队的驻地，女兵说，他们就要离开了，还有一些剩余的药品送给医疗队。她身后还有两个小伙子，他们都穿着迷彩服。
我连忙上前询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做什么的。
原来他们都是退伍兵志愿者，已经到映秀参加营救三天了。女兵原是南海舰队的，男兵是森林武警的。他们在成都相遇，组成一支七人小分队，到红十字会报名，红十字会就派他们到映秀来参加救援。根据红十字会的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后撤出这里。
尽管我一再追问，他们还是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后来还是“汪妈妈”说，我们要登记，你必须说名字。女兵这才告诉我，她叫范美灵。湖北人。而两个男兵，逃一样地跑开了。
虽然我在映秀仅仅待了一天一夜，已深刻地感受到需要怎样的毅力和坚强才能待在这里了。我因此对这个小女兵充满敬意。
一个勇敢的女兵，范美灵。
我们刚走出医疗队，又遇见一队老兵志愿者，扛红旗的那个，来自广元旺苍，曾在东海舰队服役，是个守岛士兵，叫高明辉。他说每天在家看电视看得难受，还不如到灾区来和战友们并肩战斗。他老婆开始不让他来，把他的帐篷背囊都藏起来了，他还是毅然出发，重新买了帐篷背囊。现在老婆只是每天打电话叫他小心。
他乐呵呵的，跟我们告别。
我想，来这里救灾的，个个都是热心肠的勇士。
“汪妈妈”的眼泪
冉政委正讲着，忽然问旁边的人，汪妈妈呢？快去找汪妈妈来。
起初我有些诧异，医疗队怎么会有大妈？
有人说，汪妈妈打水去了。
原来“汪妈妈”就是他们医疗队的护士长，5月12日那天，她正和医院里的护士们在参加医院组织的护士节联欢会，地震发生了。得知灾情严重，她立即报名参加了医疗队。飞机舱门打开的瞬间，她第一个跳下飞机，奔跑着，把一面印有“四十二医院抗震救灾医疗队”的红旗插在了废墟中。接下来的日子，她和年轻的护士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工作。前天（15日）上午，“汪妈妈”和徐霞护士去镇里巡诊，遇到救援官兵正在奋力抢救被埋在瓦砾中已经三天的映秀居民杨云芬。汪护士长立即以医护人员的身份上前参加救援。虽然救援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杨云芬最后还是离开了人世。汪妈妈因此非常难过，不愿人提起这事。
正说着，被冉政委叫做“汪妈妈”的人来了，我一看，年纪并不老，也就是中年人吧。冉政委给我们做了介绍，我们热情握手，同为女军人，何况又同在灾区，彼此毫无陌生感，好像老朋友一样。但汪妈妈一听冉政委讲那件事，连连摆手说，不要讲不要讲。
冉政委说，你不要一提这事就难过，你已经尽力了。
我也在一旁恳求，给我们讲讲吧。
“汪妈妈”勉强讲了一下，还是很简单，不比冉政委多多少内容。直到很久以后我看到报道，才明白“汪妈妈”为什么不愿意细说，才明白她当时经历了什么。如果是我，我也不愿意复述。在这里，我还是要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讲述一下，为了两位了不起的女性：
那天“汪妈妈”赶到救援现场时，垮塌的废墟下，救援官兵们已经掏出一个高一米、长两米的通道。听说杨云芬身体非常虚弱，汪妈妈马上带着药品从那个通道里爬了进去。
在废墟下，“汪妈妈”看到伤情严重的杨云芬仰躺在废墟中，一块很大的槽形板压住了她的下半身，两块预制板紧贴在她头顶。她的下肢一直在流血，可是她却够不着，无法为她止血。
“汪妈妈”的心揪得紧紧的，但还是尽量平和而亲切地安抚着杨云芬。同时在她惟一能动的右手上寻找血管，给她输液。杨云芬的意志很坚强，求生的愿望很强烈。虽然每次救援失败她都难过得流泪，但还是会跟救援者说，你们加油，我会配合你们。
“汪妈妈”一边为她输液，一边和她聊天，安慰她。当得知杨云芬虽然已经当了外婆，却比自己还小一岁时，“汪妈妈”安慰她说，你看，你比我还年轻呢，你就叫我汪姐吧。
杨云芬告诉“汪姐”，她的女儿叫连蓉，在映秀小学当老师，她和老伴儿就是为了帮女儿带孩子才搬到映秀的。地震发生后，女儿连蓉为了救孩子，一次次地跑进废墟，一共救出13个孩子，最终牺牲在废墟下，死后怀里还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活着。杨云芬还说，女儿很漂亮，是教美术的，地震前正在准备画展。
“汪妈妈”听得热泪盈眶。她说你女儿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你要向她学习，坚强地活下来。
这时余震再次发生，废墟又往下压了一些，空间更小了。但“汪妈妈”丝毫没有退缩，依然镇定地为杨云芬输液，和她说话，鼓励她。见她呼吸比较困难，一检查，是胸罩勒住了胸部，她就让外面传剪刀进来，将胸罩剪开，然后又脱下自己的迷彩服盖在她的身上。
洞外，参与救援的官兵已经达到一百多人，分三个班次轮番作业，但是垮塌大楼的废墟结构异常复杂，掉落的水泥板和混凝土大梁横七竖八，即使有空间，也被砖块和泥沙填满，严重倾斜的楼墙，又正好挡在逃生的方向。救援连续四次都失败了。不仅如此，参加救援的官兵们，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命危险。
当得知目前的情况随时在威胁着救援者的生命时，杨云芬难过得泪流满面。她突然对“汪妈妈”说，你们别管我了，这里太危险，放弃我吧，你们去救别人！
“汪妈妈”说，不，我们不会放弃你的。你一定要坚持住。
可是她刚说完，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杨云芬右手紧握一块尖长的玻璃片，朝自己左手腕部用劲儿一划，血从腕部流淌出来。
“汪妈妈”吓坏了，拼命伸手去抓她的手，但是够不着。
“不，不，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
但是去意已决的杨云芬又用玻璃划开了右手腕的静脉……束手无策的“汪妈妈”只能号啕大哭。矇眬的泪眼中，她看见杨云芬又取下金戒指，吃力地吞了下去，然后，慢慢地低下了头。
废墟外，杨云芬的外孙女好像有预感似的，忽然撕心裂肺地哭喊，救奶奶！救奶奶！
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失声痛哭。
“汪妈妈”的心里，从此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汪妈妈”，全名汪玉明，是个有着40年军龄的老兵，也是这个医疗队年龄最大的女护士，还是曾受到过全军表彰的优秀护士。她对战士非常好，爱兵如子，有个记者采访她后写了篇通讯，称她为“爱兵模范汪妈妈”。从此，大家就亲切地称她为“汪妈妈”了。
出没在废墟里的退役上校
在我们采访“汪妈妈”时，几个着便衣的人走过医疗队，冉政委和他们打招呼，很熟悉的样子。我一问，原来他们是广州派来的医疗队。我注意到他们的背心上印着“广东卫生应急”字样。
冉政委非常感慨地说，这支医疗队全是广州最优秀最有水平的医生和专家，由卫生厅副厅长带队。他们都是可以做大型手术的尖端人才，却来到了第一线，做着普通医生做的事，包扎伤员，为灾区群众看病。但他们毫无怨言，很朴实，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生活却非常艰苦，有时我看不过去，就帮他们一下。
昨天他们还成功地救出一位幸存者。
冉政委仿佛在讲自己医院的事迹一般，给我们讲述广东医学专家的故事：昨天营救人员在废墟中发现一个男性幸存者，叫李科，被压在很窄的一个洞口内，一只脚掌还被预制板之类的东西死死卡住了，怎么都无法将他弄出来。眼看他的体力有些不支了，再不及时解救出来的话，生命就会有危险。医学专家到现场察看分析后，决定为他做截肢手术。
当时洞内非常狭窄，很难立足，而且李科的旁边还有其他的尸体。这在正常情况下是无法想象的。一个叫马文伟的医生毅然下到洞内，侧着身子，忍着闷热和难闻的气味，冒着余震的危险，用了半个小时时间将截肢手术完成。这样，救援人员很快将李科救了出来。
冉政委指给我看，路边一排低矮的单人帐篷，就是专家们每晚住宿的地方。我在心里默默地向他们致敬。
正说着，一位年轻医生走过来，冉政委连忙叫住他，给我们介绍说这位就是下到洞内给幸存者做手术的医生马文伟，我们上前问候致敬。这位医生看上去很年轻，瘦瘦的，胸前挂着“深圳南山医院”的牌子，问起他当时的情况，他讲得很简单，一点儿不比冉政委多，惟一的新信息是他是个麻醉师，而不是我想的外科医生。马医生讲完就匆匆离去了，想来他一定很忙。
讲完广东医疗队，冉政委又开始给我们讲他在映秀见到的志愿者，他这个举动让我心里暗暗感动。我们难得在灾区见面，他却并没有急于介绍自己医疗队的事迹，而是在讲其他战友。一定是这些战友深深地打动了他。
冉政委说，他到映秀后，遇见一个堪称英雄的退役少校（据他自己讲，他是位上校，为了便于进入灾区，他穿上已经脱下多年的迷彩服，挂上了军衔。因为没找到上校的牌子，就挂了个少校）。
这位退役上校虽然已离开部队多年，一得知四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就像个战士一样冲上了战场。在灾后第三天，他就独自一人赶到了映秀投入救灾。主要是在废墟中营救幸存者。后来他遇到一个退伍士官，也是作为志愿者赶到映秀的，两人便组成战斗小组，不分白天黑夜地展开营救。
冉政委说，他们俩不但具有献身精神，而且胆大心细，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依然在废墟里一个又一个地寻找遇难的人，一个又一个地将遗体背出。有一次较大余震发生时，将倒塌的房屋再次撼动，危房摇晃得厉害，大家都叫他们快撤离，可上校说了声没事。依然没有停止他的营救。
我被深深震动，连忙追问他们叫什么。冉政委竟然说，我忘了问他名字了，只知道是山东人，济南军区某野战军转业干部。至于那位士官，好像姓万，是哪里人，哪个部队转业一概不知。
也许这就是战时吧，可以一起战斗，却不知道彼此的姓名。
冉政委说，他们自己带着帐篷，吃住都很艰苦，我就让他们住到了我们的帐篷里，和我们一起吃饭，以保证体力。今天一早他们又出发了，到镇上的废墟里去营救可能幸存的人去了。
我问，那他们中午会回医疗队来吃饭吗？
冉政委摇头说，很抱歉，今天早上我让他们走了。我现在最最担忧的问题，就是卫生防疫，眼看天气一天天地炎热起来，我们住在这里都能闻到腐烂的气味。可是消毒药品还没有运进来，专业的防疫人员也尚未到达，形势很严峻。
原来，昨天两位志愿者从废墟中返回时，身上已经明显有气味了，作为医院政委，冉建波当然知道那气味来自什么。考虑到日渐炎热的天气，考虑到卫生防疫的严峻形势，冉政委不得不婉转地告诉两位志愿者，医疗队无法再让他们留宿了。因为有那么多病人，有那么多医护人员，还有川流不息来看病的群众，一旦他们从废墟中带回病菌在医疗队传染，后果就不堪设想。他们俩非常能理解，于是带上自己的帐篷离开了。满怀歉意的冉政委，给他们带足了三天的口粮和水。
我也非常遗憾，我多想亲眼见见这个英雄的退役军官，可我不知去哪里找他们。我只在本子上写下了“退役军官”四个字。也许对于这位上校来说，永远都没有退役，只要有战斗打响，他就是一名战士。
我只能希望他们保重身体，安全撤离。
一个多月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志愿者》，其中写到了这位退役军官，发表后又贴到了我的博客上。神奇的是，有一天他忽然出现在了我的博客上，在《志愿者》一文下留言，告诉我他就是那位14日到达映秀救灾的退役军官。还说谢谢我。我又惊又喜，连忙回复他，希望他给我邮箱写信，告诉我联系方式。可是他没有写，又一次从我眼前消失了。
但至少，我知道他已经安全返回了。
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到他，采访到他。
烂泥路上的硬汉子
结束了42医院的采访后，我们顾不上吃午饭赶紧出发。尽管冉政委一再留我们和他们共享他们几天来难得的“盛宴”，我们还是坚决告辞了。因为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到紫坪铺水库，搭乘冲锋舟回到都江堰乃至成都，为了安全，天黑后冲锋舟不再运行。我们又不可能在水库边露宿。
其实还有两个原因我当时没说，一是冉政委一再说，现在映秀最大的危机是防疫问题，必须尽快将防疫药品和专业防疫人员运送到映秀，否则一旦爆发疫情，谁也离不开那个地方。他希望我们出去后尽快向上级报告。二是我自己的原因。我发现我身上开始出湿疹，并且拉肚子。我也担心自己病在这里，更麻烦。
李鑫同意我的意见，他是急着回去赶写稿子。王宗磊也说要赶回成都发稿。这样我们五个人决定一起走。
很多天后，我在青川遇见了我军心理咨询专家、装备部装甲兵学院教授王利群，她告诉我，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拉肚子，发湿疹，在心理学上被称为“精神因素躯体化”，是过度紧张和劳累导致的。很多救灾官兵在救灾期间都出现了身体反应，比如青春痘严重、比如牛皮癣、比如拉肚子、比如发湿疹，等等，并不完全是水土不服或者卫生问题，而是过度劳累加上压力大精神紧张。搞了半天，我也出现了心理问题。可能是头天走进来太疲劳，晚上又没地方住，采访中得知情况严重引起压力增大造成的。
我看了一下表，我们从映秀镇出发时，是中午11点20分。
离开42医院帐篷时王龙还有些不情愿，他说裘老师你要想好啊，离开这儿我们就再也没地方吃饭了，走出去得几个小时呢。你行不行啊？我也知道一离开这里就没地方吃饭了，但我还是坚持走，我说路上会遇到部队的，可以找点儿干粮。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到水库边。
上路没多远，大概个把小时吧，看到前面山坡上到处都是人，好像路不通了。走过去一问，果然是路断了。原来是头天晚上的又一次余震引起塌方滑坡，打通的便道再次被掩埋。此刻驻渝某军工兵团的战士们正在采取爆破的方式尽快疏通。为了安全，山口站着一排警戒的战士，挡住所有过往的军人和百姓。
我们也只能停下来跟着等。大太阳底下无处藏身，想坐下来，连一块稳当的石头都找不到，只好站着。站了一会儿，太累，干脆坐地下了。我的心里有些焦虑，这么个地方，一直等下去可不是个办法啊。但看大家都在等，旁边有一支武警部队还有位将军也在等，心里又踏实一点儿。
等待的时候，王龙抓紧时间拿出录音笔来听采访录音，从来没见他那么抓紧时间过，平时散漫之人，也被地震改变了。
我抬眼，忽然发现山坡上一些同样在等待的战士躺在地上睡着了，抱着铁锹或者镐头什么的，睡得很香。好像那不是随时余震的山坡，而是家里的大床。显然是累坏了。我心里一下很疼，拿出相机拍了几张。
但我相机的镜头不行，拍不清楚，我就指给熊家海看。他的相机好。熊家海一看，马上噌噌噌地蹿上去拍摄了。
我远远看着他，他就跟个小青年似的，在损毁严重的道路上奔波跋涉，上上下下，根本看不出是个55岁的人，更看不出是个身患重病的人，我的心里充满了敬佩。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地震100天后，他彻底病倒了，住院了……我总以为他是个打不垮的人，他是个永远都能挺住的人，却不料……当我们送他到医院时，查出是胰腺癌晚期。医生直说发现得太晚了，已无法挽救。他在医院里熬过了最后三个月，瘦得皮包骨头，终于离我们而去。终年55岁。
回想起来，我们在灾区采访的那些日子，对他的身体是一种折磨，每天有一顿没一顿的，吃干粮，喝冷水，大强度的行走，肯定加重了他的病情，而我们，也忘了他是个病人……灾区采访之后，他马上开始创作大型丝网版画《废墟中——生命的最后定格》和《子弟兵——我们的生命通道》。两幅画的长度分别为16米和26米，这令艺术创作成了体力劳动。创作完成后，他又马上送到北京去参加“抗震救灾主题展”，之后又回成都参加抗震救灾画展。前一幅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整整三个月，他都处于高度紧张的运转中，每天奔波忙碌，比一个健康人还要劳累。而那段时间我们也赶着写作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重兵汶川》，无暇顾及他。直到他再次病倒。
我们一次次去医院看他，每次去看都是一种折磨，眼见着他一次不如一次，眼见着生命从他身边一点点离开。可我们却束手无策。而他还是那么要强，住院的最初一周，甚至不肯换病号服，一直穿着迷彩裤，我知道他心里祈望着，很快就能回家。最后一次去看他时，他忽然把我叫到床边，声音微弱地说，山山，我不能走路了。我听着心里真是太难过了，无比辛酸。我努力找出安慰他的话，但发出的声音连自己都无法听到。一星期后，他终于走了。
他走后我做了个梦，很奇特：我梦见我和编辑部的同仁们一起在为他办后事，忽然看到他就站在我身边，依然穿着那件很旧的深蓝色的夹克，很瘦很小，好像比我还矮。我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我们在为你办后事啊？他露出难得的微笑说，我没事，大家一起干吧。
家海，走好。
农民兄弟牵着我的手
当时走在那样的路上，熊家海的干劲儿给了我很大的激励。那段时间就是这样，我常常要从别人身上吸取力量。
半小时后，一些从映秀或者汶川赶往都江堰的受灾群众等不及了，他们开始从小路上山，想绕过去。山上的路是原来通往映秀的公路，中间断了。想必他们打算绕过塌方段再下来走便道。
我一看也很动心，总等在那里，一旦天黑我们就完了。可是那山路看上去很陡，这个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山上也有塌方。
在我犹豫的时候，旁边一位戴眼镜的武警小战士说，你最好别上去，我刚刚被派到上面去探路回来，有两处长两百米的塌方，全是大石头，你根本过不去的。
我打消了念头，继续等。又过了半小时，终于响起了炮声。我们兴奋得站起来，等硝烟散尽，可是，却又传来消息说，还得等，还要爆破两次。这下我们无法再等了，再等就天黑了，我们总不能在这随时垮塌的山路上过夜。于是大家纷纷跟着当地百姓上山去。
危险是上山后开始的。
我原以为，不管怎么说，山上是公路，再烂也有老底子。哪知上去一看才知道，路已经成了泥泞与乱石堆的世界，那些石头每一块都大如磨盘，高如桌子。他们几个男同志还比较矫健，可以一步踩一块石头跨过去，而我必须从一块石头下来，再上另一块石头。没有石头的地方全是泥浆，泥浆很深，足以将整只脚淹没。所以我不是翻山越岭，而是翻石头越泥浆。
路烂都罢了，关键是不安全，一边走，山上的石头一边在往下掉，负责观察的战士不时地大喊：有塌方，快速通过！但怎么个快速法啊，想跑都跑不了。还没走完两百米的塌方路段，我已经气喘如牛了。王龙从上路就一直在帮王宗磊抱电脑，我不好意思再让他帮我背包，那个时候觉得包真沉。其实里面就一个笔记本、一个相机，连瓶水都没有。后来李鑫帮我背了一段，熊家海帮我背了一段，我也没法好强了，只好让他们照顾。
有一段路，我的腿发软，满脸都是汗水。我觉得我快不行了，好像要崩溃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想放声大哭。我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你要坚强，你要坚强。精神绝不能垮。
要知道，无论多么难走的路段，都有人在和我们一起走，而且我们走出去，还有很多人走进来。很多人不仅走进去，还背着很重的背囊和工具，在路途中，看到了著名的“铁军”，扛着著名的旗子：铁军来了。这些与我擦肩而过的人群始终在提醒我，我不是一个人，在这个危险的处境里，有着许许多多的同道者。
在进去的人流中，我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脸庞，是我们军区记者站的曾和平干事，他和同事扛着摄像机往里走，我们简单打了个招呼，无暇多说。他的表情看上去很平常，不似我那么龇牙咧嘴的。我告诉他往里走的路很烂，不好走，他说他知道，他已经走过一次了。让我暗暗吃惊和惭愧。
那段日子过去后我们在一起吃饭，曾和平笑眯眯地告诉我，他进映秀坐冲锋舟时差点儿丢命。他们的冲锋舟刚驶出不久就遇到了余震，一个大浪涌起，把他们的船掀翻，船上的12个人全部落水。他当时背着背包，手里拿着摄像机。情急之中他将摄像机高高举起，不让机器入水。且不说机器价值几何，关键是机器里还有他们刚刚拍下的珍贵影像。想象着他那么精瘦的样子，在水中高举摄像机，很有些英雄的样子。幸好大家都穿着救生衣。一个战士一把拉住他的背包，把他救上来。爬上岸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出带子擦净烤干，将没有损坏的节目赶紧倒腾出来编辑好，发往北京。当晚就在中央台播出了。
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找到把我救上来的那个战士，曾和平说。
相比之下我可是差远了，仅仅在那样的路上走一趟就要死要活的，人家可是走了三四趟啊。
我们继续向前跋涉。翻过一块大石头时，对面过来一群人，虽然也走得很艰难，但看上去比我好多了。其中一个人拿着相机，见我狼狈的样子，冲着我就咔嚓了一张。我赶紧展现出笑容，毕竟我穿着军装啊。现在想想，那一路上我都没想到要拍照片作纪念，现在我说那路如何难走，只能凭口说，没有照片为证。那位给我拍照片的也不知是谁，要是能把照片给我一张就好了。
强撑着，总算过完了两处长两百多米的塌方路段，终于该下山了。这时遇到一队从山下爬上来的人，看上去像是工程技术人员。我像看到救星一样问他们，下面的路怎么样？好走吗？他们回答说，比这里还危险。那一刻，真是绝望得很哪，真希望他们说，下面还好。
可再危险也得下，谁也代替不了你走那样的路。
那个坡很陡，至少有70度。上的时候还好一点儿，下的时候感觉随时要哧溜下去，土是松的，草是湿滑的，没有一样是可以依靠的。每个地方都无法踩稳，步步都滑。我几乎是手脚并用，慢慢往下挪腾。一面是碎石不断滚落的山体，一面是绝壁下的江水，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我不会死在这条路上吧？虽然我也多次进藏，多次遇险，但这样的经历，却是头一回遇到。
一路下滑着，以至于装在我口袋里的半瓶矿泉水不断地掉出来，掉一次我捡一次，都是冒着危险捡的。虽然只有半瓶，也不敢放弃，万一晚上在这条路上出不去，这半瓶水该有多么重要！
这个时候，有几个农民模样的人从我们身后赶上来，他们也许走惯了山路，比我们矫健多了。其中有个农民走过我身边时，我正好没踩稳差点儿摔倒，他一把扶住了我。扶住后他发现我根、本站不稳，就没有松手，拉住我的手一步步牵着我往下走。他走前面我走后面，每一步，都是他踩稳了再让我踩在他的脚窝里，他还不断告诉我，脚要横着放，才不会滑，我就学着他的样子，一步步地移动。
我忽然觉得自己回到了孩提时代，刚开始学走路，虽然步步紧张，心里却一下觉得有了依靠，好受多了。
也许对这位青年农民来说，他从小在山上放牛放羊打柴担水，走这样的山路如履平地，牵着我不比挑一担柴更难。但对我来说却如同遇见救星。我真是太感谢他了！后来整个的下山路，都是他扶我下去的，否则我不敢保证自己会不会摔下山去。一直下到平坦些的便道上，他才松开我，快步朝前走去追他的伙伴儿。我连忙追上去问他叫什么，他告诉我，他叫雷波。
我不知该怎么谢他，只能记住他的名字——雷波。
进入便道后，虽然全是泥浆，总算可以一步步走了。刚走没两步，突然听有人大喊，塌方了！快跑！走在我前面的王龙回过头来大喊一声“裘老师快跑”，一把拽住我就往前冲，因为用力太猛，我感觉胳膊要脱臼了。其实哪里跑得动啊，脚下全是深泥浆。我跌跌撞撞跑了两步，喊他，这样不行，你松手让我自己走吧！当时真是想，死活都随它了。也想，我不会那么倒霉吧？偏偏遇到一块石头？
还好，塌方不大，石头滚落几块后停止了。
很感谢王龙，在那个时候，回过头来拉我。如果他出于本能，撒腿往前跑，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他却回身来拉了我一把。在那段路上，每个人对我的帮助，我都铭记在心。
仅仅是刚才那么一瞬，我就体会到了当地震来临、山体垮塌时人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大难临头是什么感觉。想想那些正好走在山路上的汽车、那些旅行者，还有紧靠大山修建的房屋，所有的一切都在一瞬间遭遇灭顶之灾！面对大自然的作为，人真的是渺小可怜无奈。也正因为如此，人在强大的自然面前要紧紧靠在一起，彼此温暖，彼此给予力量。
这个时候，我遇见了那个告诉我路很难走戴眼镜儿的武警小战士，他很同情地看着我。我想我的样子一定很狼狈，就努力朝他笑笑，我终于走过来了。
写在水泥袋上的诗
就这样，我们从中午11点20分，走到下午4点，总算走到了水库边。历时四个半小时，比进去时多花了一倍时间。而中间所经历的种种险境，令我终生难忘。
快要走到水库边时，忽然有个小战士朝我跑来，他说，你是裘老师吗？我点头，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准确地说是一条牛皮纸，好像是水泥袋上撕下来的，递给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写了一首诗，想给你看看。
我接过来，看到在一支烟那么宽的水泥袋的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一首诗，题目是《献出你的爱》。我问他哪个部队的？他说是红军师炮团的。
我做了20年的编辑，第一次收到这样的投稿。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一定要把他发在我们刊物上。我跟他说，我先拿回去看，你救灾结束后给我打电话。我给了他一张名片。他点头跑掉了。
但他始终没有给我打电话。
我回去后，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忙，忘了这件事，很久以后整理资料，才发现这首诗还夹在一份稿子中。很抱歉我没能把这首诗发在我们刊物上，就录在这里吧：
献出你的爱
周杰
灾难撕裂了大地的安宁
恐惧凝固了我们的笑声
无助的孩子举着小手
绝望的母亲哭红了眼睛
…………
伸出你的手，帮助每个人
都是兄弟姐妹啊，十指连着心
献出你的爱，温暖每颗心
让孩子的小手不再冰凉
让母亲的伤痕慢慢抚平
只要爱在传递
没有什么不可战胜！
2008.5.13夜写于都江堰
我走到水库边，看到四川某电视台一个女记者坐在岸边哭泣，旁边有两个穿迷彩的志愿者在安慰她。那两个老兵志愿者，是陪他们进去采访帮着扛机器的。看上去他们也是刚从这条路走出来。我看着那个女记者，很理解她此刻的心情，同时庆幸自己终于忍住了眼泪，没有泪洒征途。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映秀之行，是我所有采访中最为艰难的行程。当时我几乎怀疑自己还能否活着出来。如果事先知道要经历这样的危险，我真不敢保证自己有勇气进去。庆幸的是，我进去了，并且全身而回。有了这趟行程垫底，后来的采访，我都不觉得危险和艰苦了。
当我坐上冲锋舟时，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大脑发懵。我搭上一艘海事局的冲锋舟，很快抵达了彼岸。其实就在我们离开映秀后，当天（5月17日）下午17时30分，213国道都江堰至映秀段道路就打通了。后来进去采访的人就是坐车进去的了。对我来说，那条路成了我经受锻炼和考验的一条路。
回家后上网，看到一条关于映秀的详细报道，从中得知，映秀的防疫工作已全面展开，顿时为冉政委他们松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