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禁区/15勇士/我被选上后特别自豪/噩耗传来/艰难的搜救/差点儿葬身山谷/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飞越禁区
6月1日，我依然起了个大早，跟随总政艺术家采访团去采访。今天安排的日程是前往成都某军用机场采访某空降师。
头一天乘坐“黑鹰”飞进汶川，已经见识了飞翔在蓝天上的英雄，今天的采访对象也是蓝天上的英雄。虽然执行任务的方式不同，但都是飞翔在灾区上空的鹰。此次地震的灾区，大都在山区峡谷，道路被山体滑坡和泥石流中断后，地面交通短时间无法恢复，空中航线便成为救灾的重要渠道。
我注意到，在抗震救灾的第二天，“空降兵”几个字就出现在了媒体上。比较多见的是来自新华社的这篇消息：15名空降兵从海拔4999米高空伞降茂县。不过这条消息里讲述的情况，和我后来的采访略有不同。可以想见，当时只要一有新情况，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报道，难免有疏漏。
到达机场后，我们经过严格地安检进入到机场内。太阳很大，宽阔的机场上摆着一排排等待空投的物资，军绿色的，如列兵队列般整齐。我们坐进机场旁临时搭建的指挥部棚子里，在飞机的轰鸣声中，采访了空降兵某军军长姚恒斌和某师长王永臣等。
姚军长和王师长分别为我们介绍了部队从接受任务到现在的抗震救灾情况。这个部队是5月13日早上8点从武汉机场起飞，10点降落到成都的。在这近20天的时间里，他们已完成空中搜索178架次，空投910吨物资，计6700个小件。同时，还派出一支小分队伞降到茂县了解灾情。
我是第一次接触空降兵，很多情况都感到很新鲜，很有意思。短暂的采访中，几个突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个突破，大规模投送兵力，12000人在一夜之内投到灾区；第二个突破，空投的飞机架次为历史之最；第三个突破，在近5000米高空跳伞（平时训练为1000多米），跳伞高度的突破；第四个突破，在复杂地形条件下跳伞（复杂体现在三无：无地面标识，无对空引导，无气象资料）；第五个突破，在7000米高空空投物资，7000米什么概念，差不多有珠穆朗玛峰那么高了，已经缺氧了。打开舱门操作时，就有战士缺氧昏倒，后来是带着氧气瓶作业的；第六个突破，实现了小拣物品连投80—100件（以前的最高纪录是连投60件），为了争取时间，也为了节省飞机飞行的次数；第七个突破，实现了超长超大物品的空投；过去最长2米2，现在因为要大量空投帐篷，长度达到2米8，伞绳只有2米2长。经过6个架次的反复试验，终于成功了。成功当天就投下了1000顶帐篷；等等。
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创举。
他们是灾区上空勇敢的雄鹰。不仅仅给灾区人民带去了急需的物资，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全国人民对他们的深切的关爱。我数次听到救灾官兵说，每每老百姓看到他们出现时都会说，你们终于来了，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解放军不会不管我们的。解放军在那一刻，就是灾区群众的定心丸。
我们特意去看了那些空投物资，每件物资都捆在带有轮子的车板上，便于快速地运上飞机，上面是降落伞。所以，抛开中间的救灾物资不算，单是下面的车板和上面的伞，就价值7000多人民币。那些伞和车板投下去后都很难回收了。我们一边看一边感慨，我们的国家确实比过去有实力多了，这样大规模的空投，投的都是一捆搁人民币啊！
既然是空降兵，除了空投物资，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投人”了。用空降兵的术语说，是伞降。
第一次执行伞降任务是在13日上午。由100名官兵组成的突击队于10点半登机。当时气候很差，又阴又冷。而那条航线在峡谷中，必须飞到一定高度飞机才能安全。飞到茂县上空后，隐约看到了茂县县城，但当时气温已降到了零度，舱门打开都很困难。而突击队所带的伞是圆伞，根据当时的情况，须用翼伞才行。何况任何地面资料都没有，盲目跳下去的话，无异于瞎子跳悬崖。不但不能执行救灾任务，官兵的生命都有危险。于是只好返回。
第一次伞降就这么搁浅了。
上下都很着急，当时陆地交通完全中断，通讯也中断，灾区情况到底如何，非常需要有准确的消息，同时，也非常需要我们的解放军给灾区人民送去依靠和信心。在研究了情况后，重新计划，包括更换伞具，调整人员装备，很快又进行了第二次。5月14日上午，由15位勇士组成的特种侦察小分队，其中包括通讯、气象、卫生等多兵种，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再次起飞。他们的任务是：第一，迅速查明灾情；第二，担负随后飞机降落的引导；第三，负责提供灾区的气象情况，以便指挥部做出正确的决策。
终于成功了！15名勇士从4999米高空伞降到茂县。
茂县是高山峡谷地形，境内山峰多在海拔4000米左右，伞降难度很大，当时无地面指挥引导、无地面标识、无气象资料条件。可以说勇士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往下跳。李振波大校第一个跳出机舱，可是主伞没有开，下降到大约700米时，他才沉着迅速地打开了备份伞。然后按照“空中选片、地面选点”的空降要求，一方面准确选点，一方面引导后续的伞兵向他集结。
李振波在一片复杂地形下着陆后，其他14名伞兵也相继在20分钟内迅速集结到他身旁。然后他们迅速找到茂县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了受灾情况，迅速向指挥部做了报告。之后的7天7夜里，他们冒着余震翻越了4座3000多米高的山峰，徒步220公里，先后在7个乡55个村庄侦察灾情，向上级报告重要灾情30多批次，为指挥部指挥部队开进和部署抗震救灾提供了科学的信息依据。在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无论缺粮还是断水，15位勇士都没有给当地老百姓添一点儿麻烦，饿了就吃一块干粮；困了，就用降落伞露宿野外。完成任务后，于5月20日顺利返回成都。
在去采访之前，我从网上看到很多关于这只空降兵部队的消息和议论。一方面，对15勇士冒着生命危险高空跳伞到灾区感到钦佩和感激；另一方面，也有人对空降部队没能在第一时间将救灾官兵伞降到灾区感到不满，对部队平时训练和素质有疑问。但我想，只有亲自采访了当事人，你才能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不能道听途说，指手画脚。
15勇士
很多人并不了解空降兵，包括我在内，对他们怎样执行任务，怎样跳伞都感到好奇。在听了军长和师长的介绍后，我们还感到不过瘾，于是提出要采访15勇士。
军长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让15勇士集合在一起，便于我们采访。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李振波、王军伟、李志宝、殷远、郭龙帅、李亚军、赵海东、赵四方、雷志胜、刘文辉、王磊、余亚宾、任涛、李玉山、向海波。
他们的排头兵，是空降兵研究所所长李振波大校。
李大校笑眯眯的，模样很和蔼，很慈善。一点儿不像个跳伞英雄。我问他，你是研究所所长，怎么去带队跳伞呢？他笑眯眯地说，已经有好几个记者问我这个问题了，其实我是刚当所长的，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师里面负责跳伞训练，有比较丰富的跳伞经验。
李大校13日凌晨五点接到命令，迅速奔赴机场执行任务。在第一次大规模伞降没有成功后，他又率小分队于14日再次执行伞降任务。虽然他的主伞在第一时间没能开启，但他还是沉着镇定的应对，以备用伞顺利降落在茂县，并率领14位官兵完成了侦察灾情等任务。
我们很快见到了15位勇士，他们精神焕发地列队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大家都跟追星族一样争着去和他们合影，和他们交谈。我感觉我们10来个人面对他们15个人，不便采访，就建议一对一交谈。大家都很赞同。我就随便叫了一个坐在边上的战士，和他聊起来。
我采访的这位战士叫王磊，辽宁朝阳人，生于1981年，1998年12月入伍。二级士官。
我被选上后特别自豪
口述亲历之二十四：
讲述人：王磊，某空降师二级士官
我们是5月12日晚上接到命令的，11点多紧急集合，所有人员都一夜没睡，准备物资，叠伞。13日早上8点起飞，其中一百人直飞茂县，原计划这100人就伞降到茂县。没想到天气太糟糕了，加上飞得很高，天气很冷，下雨后舱门都冻住了。还有，带的伞也不对，是圆伞，不适合那个地区，必须换成翼伞。
13号晚上翼伞准备好了，就开始组建侦察小分队。大家听说后都积极要求去，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第一次没成功大家心里都很着急，都想第二次一定要完成任务。所以我被选上后感觉特别自豪。我是作为通讯兵选入的。小分队由四个通讯兵，四个引导员，六个侦察兵，加上李所长十五人组成。
14日上午，我们再次起飞，飞临茂县上空。我被安排在第二批跳伞。第一批李所长他们八个人跳下去后，飞机又飞了一圈儿，这个过程中我很怕任务被取消不让我们跳了，因为当时确实很危险。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最高也就是1500米，地面还有人指挥，风向如何，风速如何，怎么转向，每降落一百米，地面都会下达指示。可现在却比平时高两三倍，地面指挥也没有，完全得靠自己判断，自己把握。但我心里想，无论如何都要跳下去，坚决完成任务。
我们第二批是七个人。我背着通讯器材、雨衣、单兵战斗装具（内有防毒面具，药品，三角巾，指北针，水壶，干粮），从打开的舱门跳了下去。按以往的经验，跳下去四到六秒钟，伞就会自动打开。可是那天过了十秒都没打开。我感觉不对劲儿，就按应急方案用手动打开了伞。平时训练要求我们高空选片，中空判断，低空选点。用两个操作棒来掌握方向，但以往跳下去没多久就能看到下面的地貌了，可是那天过去好几分钟了，我才看到雪山等，又过了一会儿，才看到岷江，水流很急，然后看到了茂县县城，四面都是山。感觉时间比较长。从离开机舱到落地，大概有十多分钟吧。这使我意识到我们飞得很高。跳伞的距离很大。当时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高度，只说比平时训练的要高。不过怎么也没想到接近五千米了。
为了努力避开山上的树枝和城里的电线，我最终降落在了公路上。还没落地，就有好多人追着我们的伞跑。一落地，四面八方的群众就围了过来，有的帮我收拾伞，有的帮我拿东西，一个个都很激动，反复说，你们是来救我们的吧。还有些人拉着我哭了起来。有个开小车的中年人还主动对我说，我送你到县指挥部去。我感觉我们到那里后，给灾区群众带去了很大的安慰和信心。
20分钟后，我们15个人集结完毕，全都安全降落了。然后就到茂县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见到了县长和武装部部长。在那里，李所长用电台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第一，小分队全部安全降落；第二，汇报了茂县灾情。
之后我们就在茂县寻找机降场地，侦察灾情。我们发现茂县有两个水电站损坏严重，有决堤的危险，便把这一情况迅速报告给当地政府，及时展开抢修，避免了新的灾情出现。
完成茂县的任务后，我们开始向汶川进发。其中翻越了三座四千米以上的大山。每次路过那些羌寨，群众都不让我们走，但我们的任务是侦察了解那一带的灾情，向上级汇报。我们必须往前走。
途中我们发现了成都美术学院的2名教师和45名学生，以及106名中外游客，被困在泥石流夹击的山谷里，我们赶紧和阿坝州取得联系，又报告了救灾指挥所，后来直升机把他们解救出去了。
从茂县到汶川的路，实在太危险了，我感觉比跳伞还让人害怕，很多地方的路只有20公分宽，脚下根本踩不稳，一不小心就可能掉下岷江去。我们只带了一壶水，很快就喝掉了。从安全考虑，不允许喝山里的水，但实在太渴了，还是偷偷喝了几口。后来老百姓拿家里的水给我们，我们都不忍心喝。
我们到达汶川后，仍是了解灾情，开辟机降场，然后报告方位坐标。一些小学生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解放军叔叔谢谢你们”，还有，“解放军叔叔注意安全”。真是让我们感动！一路上看到灾区的老百姓实在太可怜了，房屋都倒了，没吃没喝的，眼泪汪汪地望着我们。那些老人就跟自己的父母一样，让我们心疼难过，我们就想着怎么能尽快帮助他们。我们让那些需要和外面联系的群众写纸条，写上电话，我们用带来的卫星电话帮他们与外界联系，以便告诉他们亲人他们的信息，我们还把里面需要的药品物资告诉外面，这样第二天就可以空投过来。
说实话，我不觉得自己做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完成任务回来后，却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很多肯定和赞扬。我的家乡从电视上知道消息后，都为我感到骄傲，县政府的领导马上到我们家去看望了我的父母和我的妻子孩子。我已经结婚了，儿子九个月大。我去执行任务，没有告诉妻子，七天后从完成任务回来，我才给她打的电话，她哭了，说着急得不行，每天都吃不下饭。现在总算放心了。县政府领导上我们家看望时，发现我们的房子比较老旧，马上决定帮我们重盖。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知道这是因为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抗震救灾，支持抗震救灾。
噩耗传来
就在我们采访那些勇敢的空降兵时，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传来：一架直升机在抗震救灾中失事。
听到这个消息时，采访刚结束，我们正准备在机场吃盒饭，时间是12点，之所以那么清楚，是因为消息来自王甜的短信，她告诉我，她刚从电视上看到，昨天有一架直升机失事了。尚不清楚是哪一架，只知道是和我们昨天返回的那一架同一时间。
毫无疑问，是我们军区陆航团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立即把这个短信读给其他艺术家听，大家都很惊愕，很沉重，很难过，忐忑不安。王海鸰和燕燕说，难怪昨天她们刚回招待所，就有汶川部队的电话追过来，问他们是否已安全抵达。柳建伟马上打电话给他熟悉的陆航团领导，也没得到明确答复。
我忽然想起，就在一个多小时前，我很奇怪地摔了一跤。当时我看见15勇士整整齐齐地席地而坐，激动得往前跑想给他们拍照，忽然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狠狠地摔在地上。爬起来一看，是一根横过路面的细细的电线。当时痛得我龇牙咧嘴，感觉骨头都摔碎了。医生马上赶来给我做了处理，我又疼又尴尬，连连说没事，然后一瘸一拐地走过去采访。坐下来，腿已无法弯曲。我感到很纳闷，平时那么稳重的人，怎么会突然之间变得毛毛糙糙？在灾区走了那么多危险的山路都没摔，怎么会在平坦的路上摔跤？
现在看来，我刚才摔那一跤是有原因的。大难不死，我理当跪谢——跪谢机组，跪谢老天爷。
其实早在直升机失事之前，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灾区群众，还是陆航团官兵，都对飞行员们的安危感到担忧，更不要说他们的亲人了，大家都悬着一颗心在默默祈祷。谁也不愿意说不吉利的话，但谁心里都捏着一把汗。自抗震救灾展开以来，陆航团的官兵们实在是太辛苦了，飞行密度、工作强度都远远超过了极限。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确切的消息——
新华网成都6月1日电：5月31日下午，成都军区抗震救灾部队一架米-171运输直升机在执行运送第三军医大学防疫专家到理县的任务返回途中，在汶川县映秀镇附近因局部气候变化，突遇低云大雾和强气流，于14时56分失事。机上有机组人员4人和因灾受伤转运群众10人。目前，成都军区抗震救灾联合指挥部正在组织全力搜寻。失事直升机上有机组人员5名，他们是：邱光华、李月、王怀远、陈林和二级士官张鹏。
原来这架飞机，正是头一天和我们乘坐的那架飞机几乎同一时间从灾区飞回成都的。我们从汶川起飞，他们从理县起飞，在空中曾有联络。
直升机在飞机家族中属于低空飞行器，原本安全性能就排名最低，飞行风险极大，偏偏此次飞行的航线又那么复杂、那么危险，飞行员们称其为“死亡航线”，飞行难度甚至要超过青藏高原的航线。直升机要在高山峡谷中贴着峰壁飞行，在毫无回旋空间的狭窄江边寻找降落点，在山头间蜘蛛网一样的高压线杂技般穿越，在陡然变化的强烈气流中颠簸……窄窄的山谷中，一股突然袭来的强气流，一团突然飘来的云，一根看不见的高压电线，一处变形凸出的山体，都有可能给飞行中的直升机猝不及防的致命一击。何况那些日子灾区的天气一直不好，少有晴朗的天气。有时眼看要降落了，大风扬起灾后废墟的尘土弥漫满天，只能立即爬升拉高，否则不知会撞上什么。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飞行员的每个动作只有一次机会。拐弯、拉升、降落，一次次地化险为夷。
但不幸还是发生了。
回到家我迅速上网查询，看到了我们那架飞机的机长、陆航团飞行技术检验主任、特级飞行员多么秀在接受采访时的讲述：
“邱光华机组是从理县过来。邱光华跟我联系了，我问他高度和位置，他说快到汶川了，高度是2200（米）。到了草坡乡侧方，我问他能不能看到我，他说不能。我就说：‘我保持速度120（指时速120公里，下同），你保持180的速度向前追。’他说好。过了一分半钟左右，他说：‘我能隐约看到你。’我说那就好，我就保持速度150。这时，他的高度是2200，我的高度是1800，下面就基本看不清了。天气突变，低云。我说，‘准备上去，到云上去。’我就直接拉飞机上升高度，准备飞到云层上方。他告诉我：‘你速度不要小于150，我保持120。’我说可以。过了30秒，他又问一次，速度多少，我说速度160。我说：‘你是多少？’他说是120。此后就失去联系了。”
“天气变化太快，恐怕不行……”这是邱光华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原来，我们还在空中时，多么秀已经知道发生了情况，凶多吉少，但他还是非常镇静地将我们平安送达。
难怪燕燕说，到后来（我睡着的时候）机组人员就把舱门关上了，大概怕我们听见什么影响情绪。那个时候他们呼喊失事机组，已经听不到回答了。
真的跟残酷的战争一样。是战争，就无法避免牺牲。
消息一出，我们家在杭州的亲人，还有父母的同事朋友马上联想到我，都打电话到我们家里问情况。幸好我头一天返回成都就发了报平安的短信，不然母亲的高血压肯定会吓出来。但姐姐还是打电话过来再次确认，听见我的声音，告诉父母让他们放心。
随后我接到许多短信，都在为我们的经历吃惊，并为我感到庆幸。而我自己，心里的难过已远远超过庆幸。当有记者想就此采访时，我拒绝了。我感到非常难过，想想头天晚上，我还兴致勃勃地在网上贴汶川的照片，其实那个时候，陆航团已经进入了非常状态，所有的人彻夜未眠。他们连夜开会确定搜救方案，上级指示，要派最好的飞机，技术最过硬的机组执行搜救任务。团长余志荣和几个特级飞行员都已经编好机组，一等天亮就出发搜救。今天早上当我们出发到空降兵采访时，他们已经起飞，沿着航线去寻找战友了……
我的女友海侠，听到直升机失事的消息在博客上写了一首诗，她不是诗人，但她的诗令我动容——
以一切的方式纪念你
谁的父母少了儿子
谁的妻子少了丈夫
谁的身边少了恋人
谁的孩子少了父亲
谁的 谁的 谁的
你是谁的所有 谁的一切
亲爱的战友 亲密的伙伴
从此 队列里少了五个熟悉的身影
从此 蓝天上多了五只最矫健的鹰
悲恸、撕裂的五月
肃立、静默的五月
泪是一滴滴汇成的江河
心底埋葬着刹那的废墟
都在这个鲜花盛开的五月
这个刻骨铭心的五月
这个比艾略特的四月还要残忍万倍的月份
也许不再提起但将永远不能忘却
当每一个五月来临
当每一次飞翔的旋律响起
甚至 看到你最喜欢吃的食品
听到你最喜欢播放的Cd
我们在营房 在街头 在青山上
在你曾经经过的地方
在你永远安睡的地方
在我们心上
纪念你
不顾一切地
在所不惜地
千遍万遍都值得地
以所有我们想得到的方式
以人世间存在的一切方式
纪念你
艰难的搜救
直升机失事的消息，惊动了全国，甚至是世界。
我们军区迅速成立了联合搜救指挥组。派出地面和空中搜索分队进行拉网式搜救，并运用各种通讯手段联系机组，同时通过空军中继机、中国移动手机呼叫直升机和机上人员。从中午到深夜，一连十多个小时，一直没有回应。
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直升机与地面失去联系意味着什么？无论是拥有丰富直升机飞行经验的专家，还是普通的百姓，都想到了那四个字：凶多吉少。
在搜寻过程中，各种消息不断传来，有人说在映秀制药厂听到爆炸声，有人说在赵公山附近听到爆炸声，还有人说在某寺庙发现遗体，每个消息传来都立即排查，结果都不是。
6月2日忽然传来消息：飞机上有一个成员的手机仍能打通，但无人应答。成都军区、济南军区数千官兵连夜扩大搜寻范围，希望能尽早地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6月3日又有媒体说，失踪两天的直升机找到了，机组人员和乘员无人死亡。很快又证实，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
那些日子，我每天都盯着网络，希望能看到新的消息。
但搜救非常困难。直升机失事后，机体可能散落，变成碎片的机身涂有迷彩，与植被的颜色相同，很难通过肉眼分辨。特别是失事地域山高林密，很多地方因为地震引发山体松动还在不断滑坡，无论是徒步攀越，还是直升机空中搜索，难度都非常大。一是因为汶川地区地形地貌非常复杂，山高林密，崇山峻岭，交通非常困难，很多地方人迹罕至，人员徒步难以到达，直升机更难以搜索到位。二是因为汶川地震以后大量建筑物倒塌，特别是一些金属建筑物，比如高压线铁塔倒塌以后目标特征和直升机失事目标极为相似，在使用技术手段发现目标特征以后，分析、判断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发现目标后，派人到实地判断，每个目标都需两到三天才能到达。
最初几天，我们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那架失事飞机能迫降在某处山谷，或者，机组人员侥幸存活。但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希望越来越小，直至完全绝望。
为了寻找这架直升机，陆航团的官兵们飞了一趟又一趟，救灾官兵们徒步上山找了一天又一天，部队、民兵，还有志愿者，在极其危险的山林间进行地毯式搜索，但一个星期过去了，仍没有消息。
陆航团的战友们更是心情沉重，他们冒着危险，反复模拟失事飞机的航行路线飞行，盼望能出现奇迹发现他们的踪影。团长余志荣、团参谋长杨磊，飞行大队副大队长刘梁华，还有特级飞行员多么秀、刘绍良等，都一次又一次地起飞，寻找战友。为了搜寻有效，飞机上还加装了红外成像、手机信号搜寻等设备。但始终没有线索。
刘绍良告诉我们，搜寻飞行是非常疲劳的，飞高了看不清地面以及丛林里的情况，飞得太低又不利于安全，还要随时睁大眼睛盯着下面，贴着峰壁飞行，还要不停地转弯。真比抗震救灾时还要累。
刘梁华告诉我们，因为眼睛一眨不眨地长时间盯着下面，以至于返航后都闭不上眼睛了，眼睛干得不行。
杨磊参谋长说，搜救直升机在搜救中风险非常大。峡谷细长，周边的山峰海拔都在2000米以上，直升机遭遇紧急情况，没有足够的空间爬升拉高，调头返航的回旋空间也很小。峡谷的气候变化太快，有时候飞得好好的，突然就飘来一朵云，直升机就像一头扎进雪堆里一样，什么都看不见。第一天无功而返。第二天再次起飞。天气却不作美，能见度很差。昨天发现的疑似目标也找不到了。直升机在各个山峰之间来回地穿梭，仍然没有收获。
实在是太难了。杨磊说，每分每秒都使劲儿盯着底下看，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仍没有发现什么。一架小小的、涂着迷彩的直升机没入原始森林，真的就像一滴水汇入大海啊！从直升机的窗户看下去，刀削悬崖，茫茫森林，让人望眼欲穿，欲哭无泪。
后来我采访了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多么秀机长，他说，那一天的天气真的是太差了，突然出现的云团很大，云底都有1800米到1900米高，必须拉到2200米以上才能钻出云团。当他拉高时，又下起了雨，为预防万一，他让机械师李俊苗打开了防冰系统，然后再加大马力上升，一直升到2600米！
机组失事后的第二天夜里多么秀梦见了邱光华，一早醒来他马上就驾机去寻找，总以为也许会有感应，能找到他。但还是没有发现线索。作为少数民族飞行员，多么秀平日与邱光华常在一起聊天玩耍，两家人也常一起吃饭聚会。他说，邱光华是个直率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与人相处很坦诚。他们已经是三十年的战友了。邱光华的妻子跟多么秀说，你说我们老邱会不会降落在哪个山谷里了？如果是落在山谷里的话，他肯定会找些野果子来吃的，他小时候吃过。多么秀听着心酸不已。作为一个资深飞行员，他心里明白老战友一定是凶多吉少。但他还是安慰嫂子说，对的，他肯定能想办法坚持下来的。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不只是陆航团的官兵日夜无眠，所有的搜救部队都日夜无眠。地面上，成都军区、济南军区、武警部队、民兵和预备役人员不分昼夜，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攀峭壁、越深谷、钻密林，冒着随时发生塌方和泥石流的危险，进入映秀、漩口等深山丛林，在山高、林密、坡陡、谷深、塌方不断的群山中进行搜索。只要有一线希望，军民情愿付出百倍的努力。
搜索的第三天传来一个消息，在漩口镇赵公山发现疑似直升机残骸的反光淬片。映秀任务区搜索行动指挥组组长、成都军区某集团军副政委郑道光，当即指挥就近的成都军区某装甲团、某炮兵团与济南军区某红军师和武警官兵对赵公山实施拉网式搜救。
我前面写到的红军师炮团的排长权威，就参加了这次搜救行动。他告诉我，参加搜救的艰辛和危险，大大超过了前期的救灾。
差点儿葬身山谷
口述亲历之二十五：
讲述人：权威，某红军师炮团反坦克营七连二排排长
我们是6月2日下午接到搜救直升机的命令的。
当晚就赶到了映秀。当时什么也不清楚，去几天，走多远，都不知道。我们只能估计着带了些东西，在水壶干粮之外，带了电筒和步枪上的刺刀，用来预防毒蛇之类的。准备好东西后，我们睡了三个小时，于凌晨5点半出发。往银杏乡的方向走。到了银杏乡后，上级又给我们发了地图、指北针、对讲机、望远镜等装备。我们就沿着岷江河谷往里走。山体松松垮垮，我们像壁虎一样匍匐在山体上。可我们毕竟不是壁虎，没有吸在山体上的功能，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走了没多远，遇见了也是执行同样任务的济南“铁军”某部，我们交错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个战士忽然踩滑了，在掉下去的一瞬间抱住了我的左腿，把我一起带了下去……
我当时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完蛋了！我努力把身体往后仰，想增加摩擦减缓速度。下面就是岷江湍急的河水，掉下去肯定完蛋。我听见上面的战士在惊呼呐喊：排长！排长！还好，那面山坡上还残留了一些树桩，一下子挂住了我的背包带。小小树桩救了两条命。我们的背包带也够结实的，吊住我们两个人。我跟那个战士说，不要慌，稳住。然后我开始一点点地带着他往上爬。不敢动作大了，怕引起新的垮塌。就那么跟虫子似的，一点点爬了上去。爬上去后我继续走了一段，才坐下来，当时感觉手脚发软，心慌气喘。
那个战士一个劲儿地说，排长，把你的电话留给我吧，等这次完成任务后，我一定要好好上门感谢你。我说你不用来找我了，以后别再抱我腿就谢天谢地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因为地震改变了地貌，地图上有的路现实中没有了，我们只能估计着走。我们每个人负重70斤左右，很沉。还常常遇到一些80度或90度的陡坡。走得非常艰难。遇到陡坡时，我们只能用绳子一个个地拽着往下滑。幸好出发的时候，我们把连里拔河用的绳子带上了，那根绳子有20多米长，很粗。每次遇到陡坎绝壁，我们就把绳子拴在树上，然后一个个滑下去。战士们还调侃说，我们这完全是在搞极限运动哦，而且是没有保护设施的极限运动。够酷。
就这么走到中午，简单吃了点儿干粮再走。余震时不时地发生，余震来时就跟火车驶过一样，轰隆隆地响。走到一个隧道口，很多战士都体力透支，有点儿起不来了。但我们必须上到山顶去看看。连长就挑了包括我在内的八个兵，带着我们往上爬。一边爬，一边听见石头在往下滚。感觉我们随时会跟那些石头一样掉下山涧。我当时心里想，既然上来了，就豁出去了，管他死活呢。这么一想心态反而放开了。我们爬上去后，什么也没发现，又退下来。
晚上6点我们回到隧道口，对讲机里忽然传来消息，说飞机找到了。我们高兴坏了，简直就跟过年一样，大家一阵欢呼，然后把干粮全吃了，水也喝了，想着反正要回去了。晚上我们就睡在公路上，幸好留在山脚下的同志找到一些空投物资，有几床被子。我们就两个人盖一床，垫一半盖一半，像夹三明治那样。夜里两点多，我忽然听见我们作训参谋在对讲机里说，飞机没有找到，是误传。当时感觉别提多沮丧了。
凌晨5点，我们又爬起来，返回映秀。上级说要重新确定方位，再去找。那两天，我们就帮老百姓插秧、拆危房、分发救灾物资，反正也没闲着。没有帐篷，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一部分睡车上，一部分睡车底下；下雨的时候，我们全部转移到车上。位置不够，我们就用拣来的空投的网做成吊床，吊在车厢里。大家白天干活一身汗，晚上挤到一起，别提多难闻了。但也顾不上了，累得倒头就睡。
6月8日那天，总后一个心理医疗队来我们这儿给我们做心理测试，刚做完，通知就来了，说方位确定了，有卫星图片显示在都江堰的赵公山附近。我们简单准备了一下，十分钟后就出发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感冒了，自己吃了点儿感冒药，坐在车上昏昏沉沉的。车上没有一个人说话，我知道我们的战士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已经到极限了，但又必须执行任务。两个小时我们来到山下，连长副连长又带着我们上山。依然是险情不断。上到山顶天就黑了，我们就分成三路往下走。因为上来时已经签了责任书，要确保搜索过的区域不发生遗漏。连长带着三排，副连长和我带着二排，指导员带着一排。
我们这支运气不好，走岔了。地图已经被雨淋湿了，加上天黑，看不太清楚，对讲机也时好时坏。我们只能凭指北针确保大方向没有错。说老实话，当时心里真的有些发紧，一步步地拽着竹子往山下移动。忽然遇到一个很陡的坡，也不知下面有多深，我们把那根绳子甩下去也看不见底，扔了个背包下去，听见砰的一声闷响，感觉很深。也只好让大家都把背包扔下去，然后再一个个拽着绳子往下滑。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把排里的弟兄们都安全地带回去。我往下滑时，忽然瞥见一块石头朝我砸来，我头一偏，石头砸在了我肩膀上，惊出我一身汗。还好肩膀上有背包带垫着，没有砸伤。到晚上10点多，又遇到第二个陡坡，从第二个陡坡下来，我们终于遇到了连长他们。别提有多高兴了。三排有个战士从小在贵州山里长大，一路走来在树上砍了记号，于是我们顺着记号，终于返回到山脚下。
深夜回到映秀。战士们都累得说不出话了，倒下就睡。但我实在睡不着，身上太脏了，迷彩服全部糊满泥巴，一点儿绿色也看不到了。我就跑到老乡家的井旁边打了井水冲洗。天还下着雨，我一边淋雨一边淋水，那是我这辈子洗的最舒服的一次澡了，也忘了自己还在感冒。第二天上级让我们做短暂休整。正好出了太阳，战士们都学着我去井边冲澡，我坐在那里看他们，感觉很享受。
10号传来消息，说飞机残骸和烈士遗体都找到了，但找飞机的部队和民兵断水断粮，命令我们马上送干粮和水上山去。
我们收拾好东西已经是夜里12点半了，赶紧睡。当时只有一个帐篷，我们一个个就跟书架上的书一样侧叠着。勉强睡了三个小时，四点半就起床了。背着沉重的背囊爬山，每个人的背囊都装了两瓶矿泉水、两件干粮，爬了12个小时，终于到达飞机失事地点。路途中有位叫陈遵辉的战士一脚没踩稳，摔下坡去，幸好被两块大石头夹住，但还是受了重伤。每次累得受不了时我总想，再怎么苦也得去做，这是职责，谁让你穿着这身军装呢。就跟医生要治病救人一样，我们当兵的就要完成上级的任务。尽职是一个人的本分。可当我们冒着危险背着七八十斤重的东西爬上山时，却发现那里并不需要。也不知这消息是怎么误传的。可我们顾不上生气，歇了不到五分钟，新的命令又下达了，必须在当晚将遗体运送到山下。我们连负责其中三具。我们将包裹好的遗体放在担架上，分成三组，每个干部带一组，轮流往山下抬。根据当地风俗，遗体一旦抬起来就不能再放地下。好多战士的肩膀都勒破了，像我们排的李润和蒋文，衣服都嵌到肉里了，有时候实在抬不动了，又不能放下，他们就跪在地下歇息一会儿再走。有时候我就接过来替换他们一下。就这样一点点地艰难跋涉，我们终于在13日凌晨，将烈士遗体抬到了映秀。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6月12日，我们再次来到陆航团。
这一次的心情与上一次大不相同。还没走进营区，我就看到了路口扎起的白色挽幛和花圈，看到了白纸黑字的横幅。见到熟悉的朋友也只是点头致意，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尽管知道牺牲机组的战友都心情沉重，我们还是一一做了采访。因为我们希望能将烈士们生前的种种可敬、种种可爱，还有种种不易，都一一记录下来，并告知给大家。借此永远缅怀。
采访后我最深的感受是，五位机组成员都是那样的可敬，他们无愧于“烈士”这一称号。
今年51岁的机长邱光华，是1974年周总理挑选的八名少数民族飞行员之一，一个耿直朴素的羌族汉子，他也是陆航团资历最老、经验最丰富的特级飞行员之一。还有半年时间，他就该退下来了。这次救灾，团里本来安排他负责地面指挥，但他主动请战，坚决要求参加飞行。他和其他年轻机长一样执行着大强度的任务，清晨6点就出发，有时工作到晚上八九点。他不是不知道这种紧急状态、复杂气候条件下飞行的极大危险性，他必须将操作技术发挥到极限，但他依然勇敢地飞上蓝天。
就在邱光华牺牲的几天前，5月26日，曾接受过一次记者采访，采访时他说，这次救灾就跟战争一样，平时训练的时候，每次起飞前需要一个小时做准备。而这一次，从拿到任务书到起飞，最短只有五分钟，最长也就十分钟。机组往往是只知道飞行高度就出发了，上天以后自己再观察天气和地形条件。气象和地形条件都相当恶劣。
邱光华说：我们整个团已经把直升机飞到“四个极限”了：第一是天气极限；第二是地形极限；第三是飞机极限，就是最大的载重量；第四是飞行人员的操纵极限，就是把直升机的这四个极限达到了最佳状态。在四个极限上，邱光华和他的机组成员也创造了这次抗震救灾五个第一：第一个从空中抵达汶川、茂县、映秀、北川等重灾区；第一个将食品、药品等救灾物资送到灾区群众手中；第一个从灾区运回伤员；第一个搭建通讯小分队飞抵汶川；第一个将通讯设备运抵灾区。
邱光华最后很朴实地对记者说，当时我们那批少数民族飞行员，周总理招了100个，现在只有我们两三个在参加飞行了。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党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邱光华的家就在茂县，离震中汶川很近，直线距离也就五六十公里。他家里还有父母和两个弟弟等许多亲人。地震后失去联络。当团领导关心他家人情况时，他平静地说：我帮不了家里，只有靠当地政府。我能做的就是救灾。直到他后来受命前往茂县侦察灾情，才从弟弟口中得知家里的房子垮了，好在人还平安。有一次邱光华送帐篷到茂县，他家的房子也垮了，他弟弟就领走了一个帐篷。邱光华知道后让弟弟退掉，他告诉弟弟，咱们家也要和大家一样，根据政府的安排领取救灾物资，不能搞特殊。
申领任务时，他总是跟团领导说：在这种大灾面前，我们老飞行员要是稳定不住军心，对年轻飞行员的影响肯定大。飞机失事的当天上午，邱光华已飞行了两个架次。接到飞行任务，他和机组人员匆匆吃了两口饭，就驾机起飞，这是他执行的第64次救灾任务。却不想永远融化在了蓝天中。
47岁的机械师王怀远，是陆航团最出色的资深机械师，他曾经担任过机务大队的大队长，也担任过地面修理厂的厂长，从任职经历就可以看出他的具有精湛的专业技术和丰富的机械维护经验。他曾八次飞进西藏，七次飞临雪山孤岛墨脱，出色完成了十余颗卫星回收、数十次实兵演习、航测、边防巡逻等任务，多次荣立战功，还被评为“爱军精武标兵”。陆航团的人都喜欢和他搭档飞行。愿意和他飞行不仅仅是他业务好，还在于他责任心强，工作非常仔细，还在于他性格开朗、随和。
我见到了与王怀远住同一个宿舍的机务大队副大队长岳光平（按规定飞行员必须两人住一间宿舍），这位面容严峻的中校，说到王怀远时，眼圈儿发红。
“到现在我还住在那间宿舍，我总觉得他会回来。我无法相信他就这么走了。”
地震发生时，岳光平和王怀远都在午休，两个人一起冲出宿舍，跟着马上冲到机库，把飞机一架一架推出来，一是想到肯定马上就会有任务，二是害怕机库倒塌损毁设备。然后将所有飞机进行检测，将性能良好的飞机做好了飞行的准备。不到下午3点，全部飞机就已经进入岗位待命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忙得无暇说话，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白天执行了飞行任务，晚上还要开会搜集情况，没有一天不是凌晨一两点才入睡，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作为机械师，要随时观察仪表，观察地形，处置情况。压力非常大。平时需要半个小时的飞行前检查保养，现在最多只能给他们十分钟。王怀远每天都顶着停机坪上三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带领大家严密排查各种故障，每天都要在外场连续工作16个小时以上，一直超负荷地工作着。
岳光平回忆说，那些日子他们俩很少碰面，但30日晚上一起回到了寝室，两个人靠在床上，一边吸烟，一边聊了几句各自了解到的灾区的情况，分析判断今后的救灾任务肯定还很重，还需要靠他们的毅力支撑。夜已经很深了，简单说了几句后，两人便抓紧时间休息。第二天早上，也就是31日早上，岳光平因为要执行飞绵阳的任务，4点半就起来了，当时王怀远还在睡。岳光平轻手轻脚地出了寝室，没想到这便是永别。
岳光平说，王怀远是个厚道人，从机务大队长改任装备处副处长后，毫无怨言，认真协助着比自己年轻的装备处长的工作。而且没有半点儿松懈，一直勤勤恳恳的。
王怀远不仅仅技术过硬，而且性格爽朗，热情幽默，团里老老少少没有人不愿意和他交朋友的，对年轻人来说，他是一位亲切耿直的老大哥。一有好吃好喝的，他总是叫上兄弟们到他家里一起享受；逢年过节，他的家更是成为单身汉的安乐窝。一个牛高马大的汉子，一个老资格的机械师，常常系着围裙亲自下厨为战友们包饺子烧菜做饭。其实他家里一直比较困难，就靠他在支撑。牺牲前他还承诺弟弟，等救灾任务完成后，为腿有残疾的弟弟安装假肢。就在30日晚上，他还答应女儿，有空了陪他去买个U盘。
岳光平说，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次救灾飞行，任务密度大，航线又危机四伏，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但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名飞行员，即使知道冲上去要死，也要往上冲。
副机长李月，年仅27岁，是大队重点培养的飞行员。出生时仅有四斤六两的他，曾被医生预言养不大，却终于被父母抚育成人，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从投入抗震救灾以来，这个年轻的“80后”肩负起了沉甸甸的担子，每天最多要飞十个小时。拂晓飞，黄昏飞，白天飞，夜间也飞。为了不让母亲担心，他还瞒着母亲，说自己没有飞，直到牺牲母亲才知道他一直在飞。
和李月住同一宿舍的战友燕鹏告诉我，30日晚上，李月完成任务回来，洗了澡，在和他聊天。这时他的妻子打来电话，大概意思是很多天没见到他了，很想见他。李月说，现在已经9点多了，明天还有飞行任务，他不能回去见他。没想到妻子在电话里说，她已经来了，就在他们营区的小门口，希望他出来见一面。李月便匆匆忙忙走了出去，大概十多分钟，就周来了。现在想来，那一面，是妻子见他的最后一面。难道人真的有心灵感应吗？妻子竟会在晚上9点多赶到那么偏僻的营区，去匆匆见他一面。
燕鹏说，李月是个很善良的人，逢年过节经常替人值班，让其他人回家，对战友也特别好。地震的当天下午，任务还没铺开前，他就跑到场站去干这干那，一天就晒黑了。31日那天，他们是一起出发去执行任务的，只是机组不同。燕鹏回忆说，他们一起吃过午饭，一起说着话往场站走，路上李月还告诉他，他上午拉回来很多学生，他高兴地说，这下孩子们可以安心过六一节了。李月先登机，告别时，他还叫他们要注意安全。
当燕鹏他们机组在空中听到所有无线电都在呼叫734机组，他以为听错了，不愿意相信出了问题。后来由于气候变化，他们机组迫降到映秀，他马上给李月打电话，但打不通。他仍抱着一线希望：也许是他们机组迫降的那个山谷没有信号吧？
直到第二天返回团里，才清楚情况很严重。燕鹏毕竟年轻，他无法面对战友那张空荡荡的床，从宿舍里搬了出来。每次从那间他们曾经一起生活多年的宿舍经过时，都忍不住伤心落泪。当6月10日得知飞机残骸找到时，他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一场。
飞行大队副大队长刘梁华说，李月是个性格开朗的小伙子，喜欢开车，喜欢摄影，他今年1月领了结婚证，原本订在春天结婚的，酒店都订好了，却因为部队连续执行抗击冰雪、军事演练等任务，无法举办，最后退掉了酒店。李月答应妻子，等部队任务没那么重了，就和她一起出去旅行结婚。不想却成为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
机械师陈林也很年轻，生于1979年。地震发生后，团里为了让飞行人员安心飞行，在操场为家属搭建了避灾帐篷。陈林却坚决不让妻子来队，不愿意给团里添麻烦。5月31日，也就是陈林牺牲的当天中午，妻子还抱着孩子到营区来看他，他买了方便面，打算和妻子孩子一起吃，可那天他们队有四架飞机要飞，陈林要一一签字，很忙，方便面泡好了都没顾上吃，就上了飞机。上飞机前陈林答应女儿，执行完这次任务回来，就陪她过“六一”。女儿过周岁生日时，他就在执行任务没能给女儿送上祝福。没想到这一次，他又“失言”了。
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的三中队机械师褚先锋说，陈林是个特别踏实、特别细心的人，好学习，喜欢钻研业务。也喜欢打篮球，人很随和，跟大家都相处愉快。
陈林平时话不多，只有说到女儿时乐呵呵的。自女儿出生后，他一直不停地参加各种任务，很少有时间回家陪孩子。他只好把女儿的照片拷在自己的电脑里，没事时就一张张地看。褚先锋说，他曾好几次和陈林一起看他小女儿的照片，能感觉到陈林非常爱女儿。地震前陈林刚刚担任三中队的副队长，工作更加忙碌，平时很少能在宿舍见到他。地震前那个周末，陈林抽空回去看了下女儿，星期天晚上就赶回了，然后就发生了地震，直到牺牲，再也没有回过家。他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原打算再要个孩子的，地震发生后他和妻子说不生了，去灾区收养一个孤儿。
31日那天，当褚先锋在空中下降时听到呼叫，不敢相信是自己的战友、好朋友陈林出了事，降落后他不停地打陈林的手机，希望是一场虚惊。可是，再也没能从手机里传来陈林的声音了。
陈林就这样走了，带着对女儿的爱，对妻子的歉意。
机组安全员、二级士官兵张鹏，1984年出生，2002年入伍。还不到24岁。
张鹏的指导员张雷告诉我们，这个山东小伙儿很憨厚、很勤快，有点儿像许三多。还在新兵连时，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个时候要开辟一个训练场地，那片荒地杂草丛生，手套还没拿来，张鹏就干起来了，手划破了也不吭声。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第一次练单双杠，其他人只能做两三个，他就可以做十一二个。他的一个老乡因为训练成绩不好拖了后腿，张鹏气得跟他吵了一架，吵完后就拉着老乡到操场去练，直率地说，你不行你就得练，你要不舒服我陪你。后来那个老乡成绩上来了，还得了嘉奖，他们班成了战术示范班、队列示范班。
分到陆航团后，张鹏最初在配电房当电工，业务上手很快，以后又去学驾驶，因为技术过硬，脾气又好，被调到小车班，专门负责接送飞行员。他总是热心地帮助机务人员做这做那，想减轻他们的工作量。这次地震发生后，张鹏更闲不住了，在完成好本职工作之外，他一有空就跑到外场去当志愿者、扶伤员，搬东西、卸货、装运物资。
张雷说，最让他感动的是，那天连里交纳特殊党费，张鹏找到他说，我可不可以也交一份？张鹏还没有入党，只是作为培养对象。在此之前，团里捐款时他已经捐过100元了。作为一名士兵，已经尽过心意了，可他还想表达自己的心情。在得到指导员同意后，张鹏掏出身上仅剩的80元钱，投入了信箱。
得悉邱光华机组人员遇难的消息后，创造被埋179小时生存奇迹的马元江非常悲痛。他说，如果不是他们及时用直升机把我从映秀送到成都，我根本不能创造这个生命奇迹……马元江最感遗憾的是，没能亲口对邱光华他们说声谢谢。悲痛的不仅仅是马元江，要感谢的也不仅仅是马元江，5月12日以来，邱光华和机组人员安全飞行63架次，运送物资25.8吨，运送救灾人员87名，转移受灾群众234名。每一位灾区群众，都会铭记他们的恩情。
6月13日，陆航团在驻地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在沉重的哀乐声中，迎回了自己的战友。哀乐低回，机场肃穆，天地含悲。一列车队缓缓驶入机场跑道。在踏上734号直升机第64次飞行后的第13天，5位烈士终于回到了他们曾生活和战斗的地方。他们曾从这里一次次起飞，一次次展翅，如今却躺在了冰冷的灵柩里……
整齐的队列，整齐的军礼，无声的呜咽，撕碎的心灵，战友们以军人的方式，迎接烈士魂归军营。英雄归来，却再也不能驾驶直升机，在祖国的天空中飞翔了……
但折翅的雄鹰依然是雄鹰，他们的魂灵，永远在蓝天飞翔。
6月13日，成都军区政治部批准在执行抗震救灾任务中失事的成都军区某陆航团734号直升机机组5位成员为烈士。
6月14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主席签署命令，给邱光华追记一等功。成都军区给李月、王怀远、陈林、张鹏等遇难机组其他成员也追记了一等功。
6月15日，中央军委授予成都军区某陆航团荣誉称号命名大会在成都隆重举行。胡锦涛主席签署命令，授予成都军区某陆航团“抗震救灾英雄陆航团”荣誉称号。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