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回老家去
母亲生我时因是难产，出血太多，身体非常虚弱。但奶水却很好。母亲说这是遗传，她的母亲就奶水充足（后来我和姐姐做母亲时也是奶水充足）。我饱饱地吃了3个月母奶，长势良好。产假一到，母亲在胸前垫上厚厚的毛巾，去报社上班了。
但一进办公室，她就被通知马上去农村劳动改造，领导说报社里别的右派早都下放了，就差她了，让她赶快安排好了走人。
母亲一听很焦急。她倒是不怕劳动，母亲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家庭，家里人口众多，她从小就很能干，吃苦耐劳，一个人可以做一大家人的饭，纳一大家人的鞋底，粗活细活都没问题，她喜欢劳动。她焦虑的是我和我姐姐。我当时不到100天，姐姐不到3岁，母亲一个人不可能带着这么小的两个女儿去农村劳动，必须得扔下，而扔下这么小的两个孩子，对一个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
她请求领导宽限几天，她写信和我父亲商量。
父亲那时仍远在福建的大山里修铁路。
这里我要不合时宜地插进一个笑话。
我报名上小学时，老师问我几个问题，比如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想看看我的表达能力。前面的问题我都一一答对了，但当老师问到家里有几口人时我出了错，我说有5口。老师问哪5口？我说爸爸，妈妈，姐姐和我。老师说这才4口啊，还有一个呢？我回答不上了，老师就启发说，是不是还有个奶奶？我马上问：奶奶是什么？
的确，小时候的我从来不知道世上有奶奶，也不知道有外婆。我曾开玩笑说，我这人生下来就没当过孙子。这是因为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父母都在我出生前去世了，我出生后就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但有意思的是，我没见过奶奶却见过我的祖奶奶，即我父亲的奶奶，没当过孙子却当过重孙子。
父亲接到母亲的信，就写信给他的奶奶（我的祖奶奶）商量，请她老人家伸出援助之手，接下我这个重孙。我的祖奶奶自是满口答应，说快送回来吧，我正想看看呢。这样，3个月的我，便被送回到了父亲的老家，去当重孙了。
母亲把我送回乡下交给祖奶奶，安排妥当后，就匆忙返回杭州了。报社里给她限定了时间。母亲坐在回省城的长途汽车上，充足的奶水渗了出来，很快就打湿了她衣服的前襟。母亲想到这正是该喂我奶的时候，想到这个吃奶的女儿从此离开了她的怀抱，不禁悲从心中起，放声大哭，引得一车人侧目而视。他们不明白这年轻女人究竟遭遇了什么，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20多年后我有了孩子，不用揣摩我就能体会到母亲当时的心境了。儿子9个月时我去出差，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泪流不止，毕竟我还没遭难，毕竟我还只是去一个月，而母亲，背着沉重的包袱，一去3年。
那时母亲安顿好了我，姐姐却是无处再安顿了，只好自己把她带上。简单收拾了东西，领着不到3岁的女儿，出发去了她劳动改造的地方——杭州临安县杨林公社杨桥头大队。
从此我们一家天各一方，三分四裂。
7.崇仁镇的日子
我来到父亲的老家浙江嵊县，那是个越剧的发源地，也是围棋的故乡。父亲很为此自豪，尽管他既不会下围棋也不会唱越剧。父亲的家在崇仁镇，那是嵊县一个大镇。我就在那个镇上，度过了我人生最初的3年。
这3年虽然我没有清晰的记忆，但对我的影响却非常大。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要一做梦，便会梦见菜地，梦见河流，梦见江南农村的场景，而这些场景，是我有记忆之后没有见过的。
我却从来没梦见过西湖，那个让我的故乡人感到骄傲的湖。虽然总是在自己的简历里写着：生于杭州。但杭州至今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每每站在西湖边上凝望湖水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我提醒自己，这是我故乡的水，是与我血脉相连的水，但这样的提醒又让我意识到，我是个游子，是个始终生活在别处的他乡人。
但在梦里，我会梦见江南水乡，甚至梦见地里的青菜。
我的祖奶奶请了父亲本家的一位婶婶来养我，按辈分父亲叫她小婶，我该叫她婶奶——当然是在会说话之后。婶奶那时还是个年轻女人，大概也就30多岁。可惜关于她我毫无印象，后来也没见过照片。她没有照片。对祖奶奶我也毫无印象，父亲说老人家很喜欢我。我想她喜欢我主要是因为她非常疼爱父亲，父亲2岁时就没了母亲，是她一手把他带大的。她才不管什么右派不右派呢，只要是她孙子的骨血，她就爱，她就管。
父亲常说，这辈子对他最好的两个人，一个是他奶奶，一个是我母亲。
我到乡下后不久，大概是半岁左右，不知是因为水土不服，还是对替代母乳的食物消化不良，总之是腹泻不止，很快就拉得脱水，吓坏了祖奶奶和婶奶。她们一面给我找医生，一面给母亲发电报，加急电报。我母亲接到电报后又马上给我父亲发电报，更是加急。因为那时父亲还没见过我这个小女儿呢，倘若就这么丢了命真是终生遗憾。
父亲和母亲一起赶回了老家。在医院里，医生看我那奄奄一息的样子也摇头。但我依然命大，竟靠了艾炙的土办法活了下来。只是在背上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疤痕。
逃过了这一劫，接下来的日子我都过得很平顺了，一晃3年。似乎我这前半生都如此，凡事皆开头不顺后来顺，磕磕绊绊最后总是有惊无险。父亲每月从他有限的工资里寄回30元钱，我和祖奶奶各享用15元。那时15元可是笔大数目，所以我是吃穿不愁。
但我知道，养活一个孩子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是心血和爱。当初我回到老家时才3个月，尚未断奶，祖奶奶就为我找了一位奶妈，奶妈只喂养了很短一段时间就走了。以后的日子，是靠婶奶用牛奶、羊奶或者熬米糊糊把我喂大的。
从那时的照片看，我白白胖胖，穿得也很整洁。
如果有声音，还可以听见我说一口地道的嵊县土话。
8.背着女儿回部队
1959年夏天，父亲又该探亲了。
这回父亲把假期分成两半，他先回老家看望了祖奶奶和我。他把1岁零3个月的我抱到镇上的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那便是我此生的第一张照片。那时的我完全像个男孩子，头发短短的，表情怯怯的，人也很瘦。但不管怎么说，我的生活是无忧的，有祖奶奶和婶奶的疼爱，父亲完全可以放心。
然后父亲去临安农村看望母亲和姐姐。
当时母亲带着姐姐去农村劳动时，根本没有住处，村里人就把一个荒废了的祠堂让给她们母女俩住。那时农村正发疯似的搞什么大跃进，大炼钢铁，为此还办起了食堂和幼儿园，让大家都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好全力投入运动。可那些农民都是有家有口的，谁会把孩子送到那个空空荡荡的幼儿园去呢？只有孤立无援的母亲，没人替她看孩子，只好把女儿送去了。在那个所谓的幼儿园里，除了我姐姐没有第二个孩子。父亲进村后，东打听西打听，才找到母亲住的破祠堂，空空荡荡的，没有人。邻居说母亲干活去了，女儿在幼儿园。
父亲就找到“幼儿园”。所谓幼儿园，不过是个破土房。父亲一眼就看见他那个昔日漂亮如红苹果的女儿，一张小脸又黄又瘦，浑身被蚊叮虫咬得疤痕累累，孤零零地坐在门槛上，四周是苍蝇和污水，女儿的眼神也变得木呆呆的，没有一丝笑容。
父亲一见之下眼圈就红了，一把抱起女儿。
想当初姐姐在杭州时，是个十分受宠的小姑娘，母亲总是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父亲又是受人尊敬的解放军，母亲报社的一些记者采访回来，常把相机里剩的胶卷用在她身上，她小时候照片很多。一年下来，她完全像换了个人。让父亲心疼不已。
后来父亲跟母亲商量说，不能让孩子再呆在这儿了，我把她带走。母亲说你把她带到哪儿去？父亲说我把她带到部队上去。母亲说那怎么行？你在那儿修路已经够苦了，怎么养她？父亲说可是留在这儿孩子实在太可怜了，你也苦。
的确，母亲那时在农村不仅是生活上苦，还有精神上的苦。当地人都把她当成坏分子看，没人帮她不说，还常常欺负她。比如冬天了，就强“借”她的棉衣去穿，一借不还。孩子们看到我姐就在身后起哄，喊她“小右派”。她们孤儿寡母的，的确很可怜。
母亲想来想去，只好同意父亲的想法。
走的那天，父亲用军用背包带将姐姐背在背上，母亲送他们到村口。母亲泪水涟涟，可姐姐一听说父亲要带她离开那个地方，竟很痛快地和母亲挥手告别了，没有一点儿舍不得的意思。她是实在不喜欢那个地方啊。这让母亲伤心加心伤。
父亲背着姐姐到了杭州后，母亲的二姐，也就是我们的二姨妈，听父亲说要把姐姐带到部队去养，实在不忍心，就提出把姐姐留在他们家由她来代养。当时二姨妈家已有两个孩子了，年龄都还小，姨父的身体很不好，这让父亲有些犹豫。但二姨妈态度很诚恳，父亲想到部队毕竟在山沟里，每天的工作又那么忙，终于同意将姐姐留下了，自己一人回了部队。
这样，姐姐就寄养在了二姨妈家。我们一家四口继续天各一方。
一年后，母亲从临安农村回到了报社的农场劳动，那个农场在杭州附近一个叫石莲亭的地方，那儿有报社的幼儿园。母亲就把姐姐接回到了身边。母亲从小生在多子女家庭，家境不宽裕，所以很能吃苦。无论是到农村还是后来在农场，她的劳动表现都非常好，吃苦耐劳，以劳动为乐事。她后来回忆说，由于养鸡养兔子，天天拔草劳动，她的肠胃病及神经衰弱都不知不觉地医好了。
9.怀念一个人
1961年，母亲被宣布“摘帽”。但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都知道，所谓摘帽，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的，母亲仍被人称作摘帽右派，仍受到歧视，仍没有恢复政治待遇和原来的行政级别。但她毕竟回到报社了。
1961年8月，母亲将我也接回到了她身边。我们母女3人得以团聚。父亲专程回来探亲，于是照了第一张全家福。
父母将我从乡下接回杭州时，我怎么也不肯离开婶奶奶。这一点我完全能够想像得出。一个孩子从出生到3岁，正是最容易建立起感情的时候。不要说孩子，就是一个小动物，你从出生起就喂养它，它都会对你产生无比的依恋，以为你就是它的母亲。而那3年中我是每天和她睡在一起的。尽管我对那时的生活毫无记忆，但我坚信我当时一定是把这位婶奶视作母亲了。
父亲母亲只好让婶奶一起随我到了杭州，在家中住了些日子。
那时我留着马桶盖头，穿着花棉袄，说一口地道的嵊县话，对父亲母亲和姐姐都很生疏。婶奶走后，晚上和母亲睡在一个床上，半夜醒来一眼发现身边不是婶奶，虽没有哭，却马上转过身去紧紧地贴着墙壁，不挨母亲。这让母亲很伤心。
有一天吃饭，我忽然听见楼下有婶奶说话的声音，高兴得一骨碌从凳子上下来，摇摇摆摆地跑下楼去。当时我的小脑袋里大概是在想，只要找到婶奶我就有靠山了，就可以不怕父母了。父亲母亲见我突然离去很奇怪，不知我去做什么。后来他们也听见了楼下那个说话的声音，判断出一定是我听差了。果然，我下楼后一看，那人不是婶奶，而是个陌生的女人，她们只是声音相像而已。这下我害怕了，感觉自己闯了祸，灰溜溜地上楼来，重新爬到凳子上端起碗，一声不吭地继续吃饭，眼里却含着泪水。父亲母亲看我那个可怜样，就假装什么也没看见，一句话没说，继续吃饭。
这些都是我成年后父母告诉我的。
后来母亲将我和姐姐都送进了报社幼儿园。每到周末家长们来接孩子时，惟有我是不愿回家的，而每到星期一去幼儿园时，惟有我是欢天喜地的。母亲为此很伤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我终于发现还是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好，也发现城里比乡下好。所以到1962年，父母亲带我回嵊县去看望祖奶奶和婶奶时，我高兴是高兴，却不愿再留下来和她们一起住了。小小年纪已经知道杭州比乡下好，自己家比亲戚家好了。
这事也许让婶奶很伤心。
但她究竟是否伤心，她对我的离去究竟是怎样的心情，我却一无所知。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婶奶了。不仅没见过她，索性连老家也没再回过。5岁时我离开了浙江，跟随父母东奔西跑，后来当兵，上大学，工作，一直在外地，成了一个远离故乡的游子。一直到上大学后，我才知道我的生命中曾有这么一位婶奶。也许是父亲觉得我大了，应该知道自己的成长史了，就把小时候的事告诉了我。我很好奇，马上提出假期里去看看她，但却未能成行。
几年后，当我终于下决心要去看她，并把这个想法向父亲说出来时，父亲告诉我她已经去世了。最初几年，我对此事还没有什么感觉。但这些年，不知为何，我开始越来越多地想到她，越来越多地后悔自己的错过。人们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是，对这样一位于我有涌泉之恩的人，我却滴水未报。想到此，我的心里真的很难过。
我甚至连她的一张照片也没有，不知她长的什么样子。现在我只能在心里怀念她，永远的怀念。有些事情，是不能错过的，错过将永难弥补。
可是我却常常在事后发现自己错过了，发现自己已无法弥补了。这样的一些错误，让我永远也不敢骄傲自满地活在世上。
10.名字里的故事
我在乡下时，名字叫小禾。
这个名字从未在我的任何表格上出现过。并不是它不重要，而是它只对我一个人重要。它和我的一段特殊经历连在一起，也随着那段经历而消失。
很多人都以为我现在的名字“山山”是笔名，是当了作家之后或者为当作家而取的。其实不然。还有很多人常常将我的“山”误作“珊”，想一个女子，能和“山”有什么干系？所以我向人报名字时，总是不厌其烦地说一大堆话：裘是求衣裘，上面一个要求的求，底下一个衣服的衣；山是大山的山，两个一样的。
第一次听到的人总是好奇地看我两眼。
没见过我的人还老把我想像成高大威猛的女子。
也有人以为我叫这个名字是和我父亲有关，因为他这个铁道兵工程师总是在大山里修铁路。其实也不然，“山山”这名字恰好与父亲无关。父亲给我取过的名字就是小禾。
母亲生我时横遭大祸，哪还有心思取名字？远在部队的父亲就取了一个名字寄过来：小禾。他想用这个名字，暗喻我是母亲那片焦土上的一株禾苗，同时又希望这株禾苗能茁壮成长。当然，我姐叫小桦，他这样取也是为了姐妹俩有个延续性。
我从乡下回到母亲身边后，母亲总觉得我的名字不太理想，太弱了。有一天她从杭州的中山公园门口过，突然发现那个“山”字漂亮极了，用母亲的话说，既遒劲有力，又秀挺。母亲当时就想，用“山”做名字多好！她想我是个女孩儿，遂取了叠音：山山。
那时母亲哪里想到我会成为作家？她只希望我能平安地度过一生。后来我回杭州，专门到母亲说的中山公园门口照了张相，拿回家给母亲看。母亲连连叫道：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山了，原来那个山字漂亮得多！
可惜我没看见。
因为“裘”字太复杂，上学之前我始终学不会。我就只会写“山”，更要命的是，我连“山”都写不对，不是山口朝下，就是山口朝左或朝右，很少有让它站起来的时候。母亲直担心我的智力有问题。可我偏偏非常喜欢写，到处都写，用小刀在门上刻，用铅笔在墙上画，不嫌丢人地到处留下了我是个傻瓜的证据。
后来我上了学，看见那些个躺倒的山字和头倒扣的山字，坚决不相信是自己写的。如果不是我妈我爸和我姐一起指证，我真可能会抵赖掉。
山山这两个字，听上去和三三没什么区别。有人以为我是家中老三，总问我妈老大上哪儿去了，是不是当兵去了。还有叔叔阿姨逗我说，三三得九，你就叫小九得了。我一点儿不生气，他们叫我小九我也答应。不过父亲后来却成了名副其实的“老九”，被批得够呛。
再大一些，我们家搬到了四川，名字可就给我带来不少麻烦。四川人的脏话里就有个“求”字，我就成了他们取笑的对象，姓少见名字又怪，连在一起似乎很有趣，放学时常有调皮的学生跟在我的身后，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裘山山！我一回头，他们就一哄而散，好像在喊一个怪物。
有一次课间休息时，不知是谁在黑板上写了一排字：求：三三得几？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气得我整节课都没上好。当时我是班长，下课时我就拒绝喊“起立”。那天老师也不知是怎么了，我不喊起立她就坚决不下课。那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了，同学们饿得够呛，于是开始追查到底是谁写的，要求写的人站出来道歉。当然，没有人站出来，而我也饿得坚持不住了，终于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起立”了结了这个无头案件。
一个少女，常常被男孩子这样捉弄，自然受不了。于是我就缠着爸爸妈妈改名字。妈妈不肯，说这么好的名字上哪儿去找？爸爸则在模棱两可中倾向于我——名字毕竟不是他取的。终于有一天，在爸爸的支持下，妈妈勉强同意给我改名字了。
改个什么样的呢？问我，我说只要平平常常，不引人注意就行。比如说裘平。我妈马上说，念起来就像是旧瓶子（浙江话的发音就是如此）。我爸想复辟，说其实原来那个“禾”字不错。我妈妈说，求和（裘禾）？还投降呢。我爸又深思熟虑一番说，我倒是想了一个，则灵，意思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还好听。妈妈当即又反驳说，求（裘）则灵？不求就不灵了？她又不是菩萨。爸爸大愧，说主要是我这姓不好。倘若是跟你姓（徐）就好了。妈妈不领情地说，徐则灵？还林则徐呢。
如此这般，几个回合妈妈都赢了。我妈一副不屑耽误时间的样子，说，我该去做饭了，你们爷俩慢慢想吧。我和爸爸只好不了了之。
后来我当了兵，上了大学，并开始用这个名字发表作品。改名字的念头也不知什么时候就消失了。有时想想，幸好没改。
茅周：
继续讲螃蟹的故事给你听。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那只小杯子横倒了。心里一愁：逃了吗？真是逃了。我诚惶诚恐地把这消息告诉两位小姐。大的把眼睛富有表情的一翻一白，摊开两手，啊呀一声，表示很惋惜。实际上不很在乎。可是老小却把手放在背后大兴问罪之师：妈妈，你为什么不看牢？妈妈睡觉了，怎么样看得住呢！那你为什么不先看牢再睡觉呢？你要不要睡？你要睡，妈妈也要睡呀！格末，你大呀，大人要先做事再睡觉！好厉害，问得我无话可答。我在门外敲门，小白桦嘴上很快答应：喔，来开了！门一开，却是山山开的。有多次是这样。山山现在已和我开始谈心了。她说：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是不洗碗的。谁洗？杨阿姨！为什么你们不洗？我们年纪小啊，不会洗！居然能从平凡的生活中总结出一条真理！她也开始恋家，但也愿意去幼儿园，那边她很习惯了。
当作家后，我很想为自己的名字找一点儿文化渊源，附庸风雅吧。喜欢考据的父亲就为我提供了一个说法，他说西湖边上有一对联，里面就含有你的名字。我连忙跑去看，果然：
穿牖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
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
实在是“正合孤意”。我想以后谁再问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就给他好好文化一下。可至今为止，我还从没这么跟人解释过。假的就是假的，我这名字的确是母亲灵机一动的产物。
不过我想说的是，我叫小禾的日子与后来叫山山的日子，真是截然不同，前者就像我的前世，它对我影响很大，却无从说起无从考证，什么也没留下来。后者与我如影相随，我似乎一直走在山上，一直在向上攀登，翻了一座又一座，却总是山外有山，到不了山顶。
这让我不得不相信，名字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