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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通常,人老了,意味着成熟。作家老了,尤其应该如此。

    我特别钦佩文学长者笔下那种对于命运的领悟,人生的豁达,世情的谙悉,社会的了解,所言所行,常常于不期然中所闪烁出的智慧之光,足使我们这些后辈于迷蒙中清晰,混沌中了然,而获益匪浅。因此,我总感觉到这些老者的人品、风范、学问,乃至于炉火纯青的文章,由于经过了长时间的历练磨砺,虽岁月迁移,世道变幻,已无碍于那光辉的存在。于是在我脑海里,对这些敬仰的前辈,遂凝固成一个如玉之润,如石之坚,如水之静,如海之深的永恒印象。

    不知道这是否可称之为在历史中的永恒,读者心目中的不朽?

    有一年冬天,我去积雪覆盖着的托尔斯泰的庄园参观。那庄园叫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位于离莫斯科不很远的图拉附近。也怪,那天也不知为什么,偌大的庄园,银装素裹,一望皆白,竟再无其他来参观的人,显得十分地落寞。当时,我心中涌上来很冷清,也很凄凉的感慨。因为雪地是最好的见证,并看不到太多的脚印。陪伴这位文学巨人的,是那晶莹的雪和那冷冽的空气。

    托尔斯泰就这样很不起眼地埋葬在他的庄园里,一条平平常常的土路旁边。

    他的坟墓只是稍稍隆出地面的小丘,除了周围的参天高树外,别无任何明显的标志,和照例有的,也应该有的那些碑石啊、祭坛啊、十字架啊的装饰相比,真是平凡得无法再平凡的了。要不是插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小的木板上写了两行字,我们就会走过去了。

    这两行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意是这样:请你把脚步放轻些,不要惊扰正在长眠的托尔斯泰!

    我忘了查考这是谁的手笔,但使我豁然贯通,眼下这份寂寥空廓,不正是这位文学巨人最后走出亚斯纳亚,在风雪中追寻不知所终的辽阔苍茫的境界么?

    多好!一片洁白,万籁无声,连时间也仿佛凝固了。这一块普通的木板上的两行字,倒体会出这位大文豪朴素中的伟大磊落,淡泊中的高风亮节。

    虽然陪伴着这位文学巨人的,是那晶莹的雪和那冷冽的空气,但他的智慧之光,却会永远点亮世人的心。

    但是,这两行字,倒是道出了许多上了年岁的人颇想不大开的真理。干吗要那么多的热闹呢?干吗没有川流不息的人围绕着,便耐不住寂寞呢?

    文坛嘛,本来也和戏台一样,一代一代艺人,轮换着登场献艺,是再正常不过的。做过西太后供奉的杨小楼老板、谭鑫培老板,总有告别红毡的一天。四大名旦盛极一时,却也不可能永远走红。然后,富连成科班出身的连字辈,富字辈,盛字辈,世字辈,一拨压过一拨地出现,长江后浪催前浪,你方下场我上场,这是正理。要是戏台门帘一掀,总是你老人家叫板亮相,即使你再大牌,再名角,也会让观众倒胃口的。

    同样,文学也不能超越新陈代谢这个历史趋势。

    如同家族繁衍的道理一样,都是盼望人丁越兴旺越好,后代越出息越好,除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九斤老太,痛心疾首一代不如一代外,无一长辈会仇视发达,而宁肯衰微以至断子绝孙的。

    有的文学老人的心理,也真是怪异,就是怎么也看不惯后生小子。老猫爱打呼噜,小猫爱跳跃,这本是不同年龄层次的生理现象。如果它不撞翻金鱼缸,推倒油瓶子,闯上一点祸,也就不成其为小猫了。青年如此,新生代作家也如此。走点弯路,摔点跟头,出点洋相,捅点纰漏,乃至于有一点傻狂,抢一点风头,不知天高地厚,甚至写两个错别字,语法经不起推敲,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

    我以为,人老了,最可贵的是阅历,而智慧,则是啜咀人生,体味世态的精粹升华,这才是老前辈的强项,决非初涉人世、刚刚学步,或稍有斩获、尚欠熟练的那些作家所能望其项背的。所以,大可不必去和后起之秀争抢眼下一些浮光掠影式的热闹镜头。老实讲,照相机的发明,主要是为年轻人着想的。镜头所指,自然明眸皓齿,面白唇红,千万不能奇怪。有人愤慨,每年的挂历,都是年轻美女的世界,假如谁有勇气,用十二位鹤发童颜,长髯寿眉的老翁,或瘪嘴缺齿,满脸皱纹的老媪的玉照来制成一本挂历的话,能畅销吗?

    这就叫作新陈代谢,宇宙得以常新的道理,不服气不行。不可能一辈子在舞台上唱《挑滑车》,有翻不动那几张桌子的时候。应该承认,你享尽那种风光的年头已经过去,这种力气活,该轮着后人来领这份风骚了。

    所以,不去朝拜你,不必生气,去朝拜你,也不必不给好脸。不尊崇你,未必就是不敬,尊崇你,也无须怀疑居心不良。年轻人写得好,不必你来泼冷水,写得稍差,更不要逮住话把,嬉笑怒骂。何必呢?嫉妒并非坏事,没准倒是动力;不甘落伍,志在人先,老有少心,犹能一搏,“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确不到“一饭三遗矢”的程度,那也无妨画上花脸,扎上硬靠,踩着锣鼓点儿上场露一手。光坐在后台戏箱上贬这个,损那个,就有失老年人的宽容了。

    天津话,这是为吗?!

    文学前辈以其成熟的智慧之美,开山劈路,继往开来,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则善莫大焉!

    二

    冬天去俄罗斯,处处是雪。城市里的积雪,很快就变得像一块脏抹布似的,汽车驶过,溅起邋遢不堪的泥泞,令人躲之不迭。那天,主人载我们来到离莫斯科不很远的图拉小城,然后走进密密森林和皑皑雪地中的波利亚纳庄园。从雪地里的行人足印判断,在这个季节里,大概少有什么游人光临。于是,见识到了真正的俄罗斯的雪原,晶莹、闪亮、平坦、辽阔。在雪原里的托尔斯泰的故居,显得格外宁静,加以教堂的钟声,更多了一丝圣洁的气氛。

    十九世纪的托尔斯泰,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但现在,终于有机会走近这位大师。

    在故居走了一遭以后,一位在二战期间就管理故居的老人,领着我们瞻仰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在寂寥的林间小径上,踏着积雪,走了好一会,才找到他的归宿地。要不是立有一块木牌,也许不经意间,就走了过去。这是路旁略略展宽的空地,厚厚的雪覆盖着萎黄的灌木。那木牌上的提示,口译出来,立刻,把我们感动得无可名状。

    “这里休息着一位写作了一生的人,他太累了,请轻轻地走过这里,不要惊动了他!”

    原文是否如此,我记不得了。但这意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俄罗斯人对这位伟大作家劳动的尊重,令我感动了很久很久。

    托尔斯泰是位爵爷,庄园占地之广阔,屋宇建筑之闳大,室内装潢之豪华,各式陈设之奢侈,算得上是相当富丽堂皇的贵族之家。但是,托尔斯泰的书斋,只能算是写作间,相对来讲,就显得特别狭窄拥挤了。我们几个在这书房里,很有一些拥塞的感觉。如果说,爵爷在那金碧辉煌的餐厅里,是一位毫无疑义的剥削者的话,那么,在这小书房里,埋首疾书,写出鸿篇巨著的爵爷,则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劳动者。

    托尔斯泰的书桌上,摆有一本老子《道德经》的俄文译本,不是因为有中国人去才放在那里。他直到死前,对于这部著作,仍存有浓厚的兴趣,这当然使我们中国人感到亲切,而更令我们产生出职业的尊敬之心的,则是这位大师的数以万页计的原稿。到波利亚纳去朝拜的人群,络绎不绝。但若是瞻仰了那宁静的墓地后,未能目睹这位文豪的手迹,那将是一件憾事。托尔斯泰这位文学巨人,不但用他的作品,也用他的劳动,为后人做楷模。

    俄罗斯画家列宾笔下的他,那工匠般巨大的手,能写出中国人称作蝇头小楷的笔画,其清晰程度,其认真精神,真让我们为之赧颜。仅长篇《战争与和平》,他就缮写了好几稿,那劳动量该是多么巨大。看了大师的手稿以后,才懂得什么叫作创作的艰辛。

    大师的文学活动,且不说费心,仅就费力一项来说,或抄写缮改,涂抹誊清,或前功尽弃,另起炉灶,或改来改去,反复推敲,或不尽如人意,数易其稿……那纯体力的消耗,这位剥削阶级不比任何劳动阶层的人少用力气。由此可知,托尔斯泰一生写出的,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巨著,都是他付出艰辛劳动的成果。这些艺术上一座座不可逾越的山峰,固然是天才的智慧结晶,但也是一种水滴石穿式体能消耗的丰硕果实。

    我们写不出来大师那些不可企及的永恒之作,但他从事创作时付出劳动的不惜气力的精神,应该是我们的楷模。因此,从波利亚纳庄园走出来,不禁得到这样一个启发,才华也许不是托尔斯泰式的,但对于创作的追求,劳动中的兢兢业业,却是不应该稍逊于这位文豪的。

    我们站在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被他的这一份质朴无华、本色谦逊、淡泊清净、平易近人所感动。没有高耸的碑石,自然也就没有鎏金的铭文,除了那块木牌外,任何可资纪念的物事,在这里是找不到的。甚至他那墓体,也与地面齐平,毫不突出。只有沉默的积雪,和积雪下沉默的枝叶,和洒在积雪和枝叶上的俄罗斯冬天的,那淡淡的、冷冷的沉默阳光。于是想起了老子的一句话,这里的一切,正合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八个字的意蕴了。

    成熟的谷穗便会弯下谦和的头。

    成熟,并非每一个作家都能达到的境界。这些年来,文坛形势大好,一派丰收景象,那是不消说的了,然而,江河滚滚向前的同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是客观世界难免之必然。于是,个别人中,浪得虚名,难耐寂寞,年纪一把,躁逐之心不死,生前就自封为盖世英雄者有之;功未成,名未就,自我感觉良好,活着就给自己盖庙纪念者有之;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光说不练,天桥把式者有之;不怕大风搧了舌头,蟾宫折桂,认为诺贝尔奖唾手可得者有之。不刻苦劳动,却顶着作家的名声,这等人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最怕这种是作家而无作品,是名作家而无名作品的人了。大概就是鲁迅先生的遗嘱里所说的,千万不要做空头文学家了。

    相比之下,那些著作等身的作家,一生辛勤劳动,埋头写作,让人从心底里尊敬。我看到过一个关于外国作家产量的小统计,法国雨果(1802—1885)共写了诗歌26卷、20卷、剧本12卷、哲理论著21卷,合计79卷。法国大仲马(1802—1870)共写作257部书。法国的莫泊桑(1850—1893)创作中短篇36部。这数字实在是惊人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莫泊桑的作品,大部分都由李青崖先生译过来了,这自是可信的了。大仲马的书,译成中文的,恐怕只是他全部作品的零头。雨果的数以万计的诗篇,那介绍过来的就更少了。

    一般说,数量是质量的基础,没有数量,又从何谈到质量呢?不过在文学史上,也有写得并不很多而流传千古的。如法国的梅里美(1803—1870),和他同时代的雨果、大仲马相比,作品要少得多,但他的《卡门》《高龙巴》在读者心目中,也是不能抹煞的。所以一旦涉足文坛,便以作品较量。而时间是最严酷的评判家,我们见过多少自己宣布,或别人宣布不朽的作品,人还健在着,可作品却早就寿终正寝了。更有一些作家,也在劳动;不过,劳动的功夫全使在了作品之外,上下奔走,到处联络,那他只能算是文学活动家,而非文学家了。他只忙于他的活动,对不起,自然也就无文学可言了。

    作家的一生,和工人一样,和农民一样,也是劳动的一生。

    我们来看看雨果,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笑面人》等等一系列的长篇,无一不是精品。他的诗名之盛,不弱于他的。即使以纯字数而论,那也快是天文数字了。雨果活了八十多岁,他这一生的每一个工作日,平均下来,该写多少字,也是很可观的。

    创作是艰苦的行业,“吟成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呕心沥血四个字,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讲,是当之无愧的。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作家吧,堪与雨果比美,写上万首诗歌的,大概要数南宋的陆游了。他的《剑南诗稿》存诗9300多首,是中国诗人中多产的冠军。“细雨骑驴入剑门”,就是他众多诗篇中千古传诵的名句了。算一下细账,假如平均每天写一首的话,也要用去二十五六年工夫。这份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创作劳动,不也在提醒我们后代从事此项职业的人,应该怎样的敬业嘛!写得多也好,写得少也好,写得好也罢,写得不那么好也罢,你是一个作家,你就得孜孜不倦地写下去。

    否则,又何必在那儿招摇过市、自欺欺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