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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就是豁达,是一种生活态度;不达则执,执着,同样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或达,或执,无所谓高低之别,上下之分。过分地达,放浪形骸,荡佚不羁,不管不顾,率意而为,随便过了头,也令人不敢恭维。过分地执,成为偏执,顽执,执拗,别扭,太认死理的话,也是使人敬而远之,来不及退避三舍的。达和执,常常决定于人的性格,人的禀赋,人的成长环境,以及人的命途际遇。按道理讲,应该可以改,但要真的改起来,也难。

    不过,豁达之人,未必不会在某事、某时变得执着起来;反之,执着之人,在什么问题上,突然表现出豁达,也不是不可能。什么都达,或者,一切皆执,生活中,历史上,有这样的人,不能不为其片面性而遗憾;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该达则达之,该执必执之,有张有弛,这才叫作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这才能于人际交往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这岂是说到就做到的吗?所以说,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也就表现在这些地方了。

    读《后汉书》,不能不读《马援列传》,这位伏波将军,在刘秀立国、群雄互争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达者的魄力。他不光是一员很得军心的武将,更是个有头脑的政治家。“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这句名言,就是他说的。应该承认,他在这种选择中,表现出了他明达识变的思路。他选择了刘秀,刘秀也选择了他,于是,成就了他为彪炳史册的一员名将。

    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不凡俗的举止。他的哥哥马况要他正正规规地读书成才,这是一般人都要走的路。也是中国人或者世界人直到今天,所有父母兄长免不了要对年轻人谆谆教诲的。但这普遍适用的规律,对马援这样的个例则不灵,他自己很痛苦。《后汉书》说他:“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倒不是说他不想做章句儒,具有反潮流的气质,而是他的精神无法集中到书本上。他哥哥看出了这一点,就说:“你走吧!我不拦着你。一位优良的工匠,是不会把未完成的工料展示给别人的。也许你将来会成为大器,但现在,我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愿望,让你到边郡放牧种田,当兵习武去吧!”

    因材施教的马况,不照常规苛求于马援,是达;听任马援自由发展,不加以绳束,是达;同样,“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的马援,享受大自然,是达;最后“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绔”,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达;而且他对于劳动所得,物质利益,看得很轻易,“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那就更是我们所不能企求到的达了。

    在“王莽末年,四方兵起”天下未定之时,马援暂时依附西北的诸侯隗嚣,取得他的信任,“与决筹策”,这也是马援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时,所表现出来的达。后来,公孙述在蜀中称帝,与刘秀抗衡。于是,隗嚣派马援去观察形势,决定何去何从。马援接受任务去了西蜀,一方面为隗嚣,一方面也是为自己的出处进行选择。

    马援以为自己与公孙述同乡里、老朋友,到得那里,还不是“握手欢如平生”。谁晓得这位老乡,拉开帝王架子,搞一套觐见仪式,整个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所以,马援看出这个沐猴而冠的家伙,决非成事之辈。便对他的款待和许愿根本看不在眼里。回西北后对隗嚣说:公孙述称帝时,连他自己都担心,犯嘀咕:“当皇帝容易,可当不长久怎么办?”他老婆倒想得开:“朝闻道夕死可也,哪怕当上一天皇帝也值得。”像这样一些井底之蛙,加之狂妄自大,你还能指望他什么呢?一席话说得隗嚣心乱意迷,于是他建议这位军阀,审时度势,“不如专意东方”,也就是要他向刘秀示诚。其实,这也是他自己观察时局而做出的决断。

    一个人若不能豁达行事,无大器度,也就无高瞻远瞩之胸襟,便会局促于眼前和部分的利益。隗嚣虽然接受了马援的建议,遣子入质,但不久又反复变卦,致使作为使者来到刘秀身边的马援,处境尴尬。不过,凡达者,都有其坦然自若的心态。他第一次见刘秀时,曾经问道:“我去见公孙述,他怕我挟带武器,盘查再三。到你这里,你马上接见,并无戒备,难道你不怕我行刺么?”刘秀笑道:“你怎么会是个刺客呢?顶多是个说客罢了。”所以,“居数月,而无它职任”,刘秀不用他,也是很自然的谨慎行为。马援不被用,也能放达自如,从容对待。于是,已经来到刘秀身边的马援,一方面给隗嚣做工作,使之回心转意;一方面对光武帝请求:“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

    刘秀还真的马上拍板同意,这就是两个达者的聪明对阵了。如果回到隗嚣那里,对马援来说,不过是踏上一艘沉船与之同亡而已;对刘秀来说,放走他,则增加消灭这个未来敌手的难度。因为马援非常人也,这一点,汉光武心里是清楚的。马援也知道,如果求职不遂,心生怨艾,面露不悦,徒使本不很信任的刘秀对其生疑见惧之外,不会有任何好处,倒不如带着部属,在刘秀的眼皮子底下躬耕上林为好。刘秀更明白,连这样一条出路也不给马援,等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逼得马援反戈相向、与他作对。这两人间,若有一人不够通达,心存偏执,戏就唱不下去。

    然而,这个世界上,像马援与刘秀这样两达相遇,惺惺相惜的机会,也并不多见。常常是阴差阳错,变生不测,好事搞砸,反目成仇,于是,英雄落魄,壮士扼腕,天底下有许多别扭,就层出不穷了。所谓的不达,通常是由人类自身的性格弱点造成的。再加之蝇营狗苟,斤斤计较,凡囿一己之私见,遂个人之欲求,图小团体之利益,存帮派狭隘排他之心者,无不狗肚鸡肠,心胸狭窄,争长较短,倾轧成性,也是使达者常常受挫的原因。马援的最后下场,不正说明这个问题么?

    回过头来,观察时下文坛的诸多是非,大半与缺乏这份最起码的豁达不无关系。“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而达,首先,是要有一份大度。假如刘秀和马援都搞文人相轻这一套把戏的话,怕就形不成这份无言的默契了。

    不久,光武帝率师“西征嚣,至漆,诸将多以王师之重,不宜深入险阻,计犹豫未决。会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议质之”。第一,刘秀敢用马援,毫无隔阂,这是达。第二,马援也乐于为刘秀用,不存芥蒂,更是达。“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并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帝曰:‘虏在吾目中矣!’明旦,遂进军第一,嚣众大溃。”

    于是,光武帝便重用马援,建武九年,拜为太中大夫,平凉州。(建武)十一年夏,拜陇西太守。在任时,他“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这表明了马援为官的达,不像某些一阔脸就变者,有了点儿权,立刻露出抓耳挠腮的浅薄,令人鄙夷不齿。

    (建武)十九年,马援南下九真、日南、合浦平叛,因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获此殊荣以后,这位伏波将军能够推诚对部属坦言:“吾从弟少游,常哀我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踮踮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今赖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诸君纡佩金紫,且喜且惭!”从这番话里,可以看到马援胜利时的清醒,他没有贪天功为己有,更没有不知天高地厚,能够认识到自己不过如此,也许是更值得赞许的明达了。

    尤其,他在《诫子侄书》里写道:“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士,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但是,遗憾的是,像马援这样的明白人,到了晚年,也有其不达的时刻。如此懂得自我约束的将军,怎么能毫无顾忌地,在大庭广众之间放肆地攻讦起权贵来呢?不是小人之不可得罪,而是像他这样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司令员,该懂得不能无端地发起攻击,对小人打无把握获胜的仗,打蛇不死,必遭蛇咬,怎能如此大意呢?特别他还提倡龙伯高的“敦厚周慎,口无择言”,结果自己嘴上却没有把门的了。

    廉颇老矣!这是人们对具有光荣过去的老人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惋惜之语。看来马伏波老了,我一直想,他这样与梁松过不去,向他发难,寻衅,挑战,找碴儿,是不是和他年纪越来越老有些什么关系?老而不达,也是许多上了年岁的长者,被年轻人不大尊敬的地方。

    《后汉书》载:“(马援)自九月到京师,十二月复出屯襄国,诏百官祖道。”这当然是对他的莫大荣誉了,有功和年老,不等于他就拥有当众教训别人的权利。看来,他是老了,失去最起码的感觉了。他对设筵送行的官员说:“凡人为贵,当使可贱,如卿等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这话当然不错,第一,看对什么人讲,第二,看在什么场合讲。而他要教诲和训斥的,不是一般人物,偏偏是对着势倾朝廷的新贵梁松——当今皇上的女婿说的。碰上这个绝对意义的小人,自然是要遭到嫉恨的了。更有甚者,“援尝有疾,梁松来候之,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这种行为,不仅是不达,而是可怕的迂执了。

    结果,这位老将军尝到了他这种过于不达的苦果。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之,不克。马援请行,帝悯其老,未许,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遂遣援率四万余人征五溪。”这时,他六十二岁,连汉光武帝都认为他不可能率军出战了。

    老,就得服老,他完全用不着逞强,更不该认为除了他,地球就不转了。但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结果适得其反。这也是许多英雄一世的老人,不早早给自己画一个圆满句号的悲剧。也是力不胜任,犹要强撑,想不认输,却偏偏输了的典型例子。他挂帅出征,兵进湘中,在进军途中失利。这时的光武帝,也失去了早年的豁达,竟一点不肯原谅,派了恨不死他的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会援病卒,松宿怀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于是,这位曾经何其明智的达者,因最后的不达,得到的是一个死无丧身之地的结果。

    看来,达与不达的区别,在于生活在大千世界中的我们,不仅仅要充分了解自己,长处和短处,强项与不足,能力有多大,弱点在哪里,能拿得起,放得下;还要能了解与自己有关联的一切人,对方底细,实力状态,周边情况,客观形势,能看得准,懂得透。只有知己知彼,才可以做到进退有据,得失不惊,行于其当行,止于其当止。若再记住马援晚年这个小人不可得罪的深刻教训,始终保持警醒的头脑,也许就能做到真正的达了。

    看来,生活,真是一门永远需要认真对待的学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