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魏玛，使我想起爱克曼在《歌德谈话录》中，所写到的他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那无言的交融场景。毫无疑义，歌德是值得后生心向往之的文学大师。与他对面而坐，哪怕只是“高山仰止”地瞻望，也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我又回想起他坐在书斋的书桌旁，在烛光下看到他穿着白法兰绒外衣，过了一天好日子，心情显得和蔼。我们谈着一些伟大的和美好的事物。他向我展示出他性格中最高贵的品质，他的精神点燃了我的精神。两人心心相印，他伸手到桌子这边给我握。我就举起放在身旁的满满一杯酒向他祝福，默默无语，只是我的眼光透过酒杯盯住他的眼睛。”
我以为，若是想与大师名家保持最佳的和融状态，应该去寻找他所写过的，隔着烛光的，那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朦胧感觉。
对于老人，老夫子，老先生，是大师或还不够大师的老作家，自称的或他称的文坛前辈或泰斗之流，宜尊敬，宜礼貌，宜恭谨，宜谦逊，切切不宜靠近，尤不宜亲昵，更不宜登堂入室，深入其内心世界。最好，保持一点点距离，远远地欣赏，可以观察到笼罩在老人头上的真的或不那么真的五彩光环，可以感觉到他整体的真实的美或看上去的美，这就对了。
距离太近，便知道太多；知道太多，便难免毁誉；其实，对于作家最好的了解，还是要靠读者自己对其作品的品读。知道一，便是一，知道二，便是二，我只能领会出一和二，因我的天资不够，因我的悟性太低，可以待之来日再深入。别人说破嘴，不是我自己的体会，等于白搭。而现在，爱克曼想在书中告诉我他知道的三，那就麻烦。因为他这个三，有可能影响了我已经认知的那一和二。
太贴近，看到伟大，也就有可能看到难免要败兴的渺小；太细致，看到光辉，自然也会看到生出堵心之感的灰暗。虽然，瑕不掩瑜，但是，瑕疵摆在那里，总不能掉头不顾。因之，像植物学家，站在树干前，用显微镜看那皴裂斑驳的树皮细缝里的真菌，木蛆，寄生虫，具体入微到这种程度，即使不出现颠覆感和破灭感，也会感到恶心的。
所以，对于名人大家，我习惯于敬而远之，对于具有侵略性的名人大家，我采取惹不起但可以躲得起的逃遁态度。
虔诚的爱克曼如此心仪于这位老人，从1823年初次在魏玛会见歌德起，一直到1832年歌德去世为止的9年里，与这位大师保持了过多的密切接触，了解得太真、太实、太多、太细。因此，他觉得有义务，应该逐年逐月逐日，记下这位大师的只言片语，公之于世。
这就不是一件值得赞许的事情了。
大概，这也是一种必然，作家一旦成名，所有写他的书，也包括他写自己的书，都含有一点拟圣化的倾向。写作家者，也就靠作家吃作家。要想靠得牢，自然要拔高，拔得越高，这个饭碗也更有得捧。作家写自己者，也是因为别人不拔高，或拔得不够他想象的那高度，才亲自下厨操刀的。所有这类生前自己盖庙，死后别人为他盖庙的作家，基本信不得，你信了他，你不但是二百五，而且你原先的认知，也就要动摇了。
我们没有理由责怪爱克曼最善良的心愿，然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只知道老了以后的歌德，并不是完全的或真正的歌德。正如瞎子摸象，他仅仅摸着了他能摸着的那一部分。何况，所有到了这年纪的大师，都是不拔高不行，拔不高也不行的老小孩。
于是，我们看到了他笔下的歌德的另一面。
1823年，74岁的歌德，爱克曼结识他的第一年，这位大师说：“产生伟大作品所必不可少的那种不受干扰的，天真无瑕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今天已不复可能了。在最近这两个破烂的世纪里，生活本身已变得多么孱弱呀！哪里还能碰到一个纯真的、有独创性的人呢！”
1824年，75岁的歌德，爱克曼结识他的第二年，1月份，这位大师开始向他抱怨：“人们对我根本不满意，老是要我把老天爷生我时给我的这副面目换成另一个样子。人们对我的创作也很少满意。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用全副精神创作一部新作品来献给世人，而人们却认为他们如果还能忍受这部作品，我为此就应向他们表示感谢。如果有人赞赏我，我也不应庆贺自己，把这种赞赏看作是理所应得的，人们还期待我说几句谦虚的话，表示我这个人和这部作品都毫无价值。”
到了4月份，这位大师告诉他，面临着“人数很多”的文学对手，并对他分析了敌情。第一类反对他的：“由于愚昧，他们不了解我，根本没有懂得我就进行指责。这批为数可观的人，在我生平经常惹人厌烦。”第二类反对他的：“由于妒忌，我通过才能所获得的幸运和尊荣地位引起他们吃醋。他们破坏我的声誉，想把我搞垮。”第三类反对他的：“很多人自己写作不成功，就变成了我的对头。这批人本来是些很有才能的人，因为被我压住，就不能宽容我。”第四类反对他的：“我既然是个人，也就有人的毛病和弱点，这在我的作品里，不免要流露出来。不过我认真促进自己的修养，孜孜不倦地努力提高自己的作品，不断地在前进，有些毛病我早已改正了，可是他们还在指责。”
1830年，81岁的歌德，爱克曼结识他的第八年，他索性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他的憎恨：“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他们很想把我拔掉，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
这位老人没完没了的埋怨，一直持续到1832年的3月22日逝世。
死前不久，他对爱克曼还爆发了一次：“你知道我从来不大关心旁人写了什么关于我的话，不过有些话毕竟传到我耳里来，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生，某些人还是把我的全部劳动成果看得一文不值，就因为我不屑和政党纠缠在一起。如果我要讨好这批人，我就得参加一个雅各宾俱乐部，宣传屠杀和流血。且不谈这个讨厌的题目吧，免得在对无理性的东西作斗争中我自己也变成无理性的。”
这部书的中文译者朱光潜先生，对歌德的这段夫子自道加以注释：“歌德因政治上的保守而为当时进步人士冷落甚至抨击，他到临死前还耿耿于怀，这也体现了伟大诗人和德国庸俗市民这两重性格的矛盾。”
这还不仅仅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了，而是人老了以后，老一旦成为精神上的负担，比纯生理的老，更麻烦。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弄不好，都会成为灾难。文人之老，作家之老，好像又不如一般人之老。而文学大师之老，包括真正的大师和不那么够格的自以为的大师，因为像蜗牛背负了太重的包袱，老起来以后，更令人为他捏把汗。
不过，我们从爱克曼记录下歌德的谈话里，也还能读到他对于前辈，同辈和后辈的肯定。这种对别人成就的坦然，可以体会到真正大师的胸怀，其包容性，其多面性，其变化性，其丰富性，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概括，也不是一两年，两三年可以结论。
“每个重要的有才能的剧作家都不能不注意莎士比亚，都不能不研究他。一研究他，就会认识到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性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得竭尽无余了，后来的人就无事可做了。
“莫里哀是很伟大的，我们每次重温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讶。
“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那样聪明博学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哪里找得出那样的人格呢！
“雨果确实有才能。
“弗勒明是一个颇有优秀才能的人。
“席勒在创作才能方面，可以说，在德国或外国文学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
“曼佐尼什么都不差，差的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个很优秀的诗人。
“我对拜伦的作品读得愈多，也就愈惊赞他的伟大才能。除掉拜伦以外，我不知道任何其他人可以代表现代诗。
“梅里美确实是个人物。”
这都是歌德誉扬同行的话，当然还可举出很多，就从略了。
歌德，这位文学巨人，既不自我封王，也不粪土同行，尽管有时也偶尔开开玩笑：“听众对于席勒和我谁最伟大这个问题，争论了二十年。其实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争论，他们倒应该感到庆幸。”但就冲这一句话，可以看到歌德从未认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横空出世的唯一，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唯一，是文学史上就他绝户老哥独自的唯一。
凡大师（真的，而不是假的），应该像参天大树，在属于自己的方圆世界里，巍然挺立，不倚不傍，但并不反对别人的存在，也不在意别人活得比自己更好。天地如此之大，阳光如此之足，空气如此之新，水分如此之多，让每个人拥有他自己成长发展的份额，岂不“万类霜天竞自由”地相得益彰？若是能够共襄盛举，乐助其成，相互联结成一片绿荫，岂不“环球同此凉热”，进入更美妙的文学世界？
人之老，若能如树之老那样，共沐阳光，同受雨露，那该是多平和，多自如，多惬意，多自在的晚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