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在接到公秉藩呼救后，并没立即派兵增援。何应钦的催促电到后，不得已，蔡廷锴只好做做救人的文章。照常理，去救被围友军，应派最精锐之师前往。蔡廷锴此次出兵却悖常理，竟率十九路军两个师倾巢向北出动。不过，他们的行动却十分缓慢。在公秉藩师被歼时，他们只向北移动了不足十里，旋即又停止不前了。次日，蔡廷锴仅派一小部兵力进到城冈。此举毋宁说是进攻，倒不如说是为了防被攻而布下的前哨。
蔡廷锴这么做，有他的考虑。连年内战，确实使他产生了浓浓的厌战情绪，不得已进入战区，所以出工不出力。另一方面，蔡廷锴实在不愿意和红军发生真刀实枪的冲突。八一南昌起义时，他所率的第十一军第十师亦被编入起义军战斗序列，和朱德、贺龙等有过交情。起义军南下潮汕时，蔡率所部与朱德分道开往福建。中途背离起义时誓言，有愧欠朋友之嫌。就是在一个鸡尾酒会上和朱德等人再见，蔡廷锴恐怕还要自造个背场躲一躲，如今领兵进入战区，不得已举刀相向，手腕子也是发软的。当然还有这样一条重要原因促成了蔡的犹豫：怕被红军歼灭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军队。
郭华宗所率四十三师也属第五路军，接到公秉藩的求救电后，部分兵攻向大源坑和潭头，企图以攻红军侧翼减小二十八师压力。谁知红十二军早准备好了，郭华宗一动，就迎面杀来。郭华宗一看势危，只好率部退到水南。
水南南面有条潇龙河，水深不能徒涉，河面本留有便桥。二十八师残部和四十三师不约而同逃向水南，就是想依靠这条河据守。他们心想：再不济，把桥拆掉，也可保全实力。
他们直奔便桥而去，站在河南岸却只有望河兴叹了。便桥已在他们南进的时候，被神出鬼没的赤卫军拆除。
万般无奈，郭华宗及二十八师残部只好转进水南东面的白沙。
18日下午，刚刚缴获的一百瓦大电台侦知敌四十三师一部及二十八师残部东去白沙困境。毛泽东大笑起来：“水南有潇龙河，白沙还有白沙河，想逃已经没那么容易。我们本来就计划向东横扫的，哪里不能逃，偏往东逃。令三军、四军转向白沙；令红三军团直插白沙河附近。看你们还往哪里逃。为牵制敌五十四师不能增援该部，十二军明天也向东，攻占沙溪。”
5月19日，红三军、红四军和红三军团在白沙截住逃敌，经三小时激战，除百余名敌人渡水逃往永丰外，敌四十七师残部和四十三师一部被全歼。这一仗，红军俘敌一千八百名，缴长短枪四千余支，机关枪三十余挺，山炮两门；红军牺牲二十二人，伤九十四人。
当日下午，红十二军攻占沙溪。敌五十四师一看自己已处在被红军钳击位置，星夜逃回永丰县城。
三天打了两个大胜仗，已堪称神奇。在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心里，还有另一惊奇：时隔一个月后，现实竟应验了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局会上的部分“狂言”。在这些充满奇迹的日子里，四位中央下派大员心里都在想些什么？他们对方面军总部传出的欢声笑语感觉如何呢？
这一年，项英三十三岁，任弼时二十七岁，都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
毛泽东的连台好戏还在继续演着。
红一方面军在富田、白沙地区同国民党第五路军作战时，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也开始展开了自己的行动。
5月20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进到南团附近。当晚，又奉命经中村向沙溪增援第五十四师。
敌二十七师的行动，再次撞到红一方面军锐利的刀锋上。
21日下午，红三军团所属第六师的前锋在中村附近与敌二十七师八十一旅发生了短暂的接触战。二十六路军由冯玉祥的主力组成，极有战斗力。双方僵持住了。
此时，据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尚有半年多的时间，此次遭遇，可以算是红军和二十六路军交道的开始。俗话说不打不成交，这一仗看来在所难免了。
21日傍晚，毛泽东同朱德下定了歼灭中村之敌并乘势南下，求歼敌二十七师主力的决心。
攻击命令照例由毛泽东口述。毛泽东说：“这回吃的这枚柿子有点硬，得换种吃法。第一次攻击出动三分之二兵力，其余留做总预备队。具体部署是：红三军团由北向南攻，红四军全部由南向北攻，三军、十二军做总预备队。这是西北军冯玉祥的基干部队，各部在攻击时一定要有啃硬骨头的准备。我们要通过这一仗，打出我们赣南军的虎威。”
22日上午，一场恶战在中村地区打响了。敌二十七师主力八十一旅不像想像中那么难打，战至中午，战斗已接近尾声。午时刚过，红军已开始打扫战场了。此役，红军歼敌二十七师大部。是日晚，红军趁势追至南团，吓得敌二十五师仓皇撤回宜黄。这一仗，红军俘敌两千三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三千余支。
当天，敌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在给孙连仲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共匪确实打疯了，我师无力抵挡。”
何应钦面对已经不可收拾的残局，只好下令全线回撤。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从此走过了一个转折点。
5月23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央“三人团”、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随同红一方面军总部进抵南团。
三个胜仗打下来后，项英所代表的苏区中央局、任弼时代表的中央“三人团”同红一方面军总部的关系变得有点微妙了。具体地说，是项英和任弼时他们再跟着一方面军打下去，感觉上有点像随军观摩团的味道。按组织原则，他们应该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部队正在打仗，身为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项英，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四中全会代表团团长的任弼时都随军行动，理应由他们来主持作战工作。可是，事实胜于雄辩，眼下的形势已不是纸上谈兵的时候，提出一个方案，就要付诸实施，为了高于一切的党的利益和革命利益，他们都自觉地对战事保持缄默，放手让毛泽东和朱德去做。毛泽东、朱德把事情做坏了或者是没做到位，项英和任弼时就有可能作为一个批评者或者叫指导者存在着。朱、毛二人打仗打到了神奇的地步，项英和任弼时确实就无事可做了。再这么跟下去，下边会怎么看？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1931年5月2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截获的电报中得知敌人准备全线退缩。这就意味着中心苏区能有一个相对安宁、安全的时期。
晚饭后，项英和“三人团”不约而同地去了红一方面军总部。
自然是先谈谈这些注定要成为奇迹流传下去的胜仗。项英话锋一转就把一周来的看不见的僵局打破了。“泽东同志，军事反攻现已告一段落，下边就要面临恢复苏区全面建设这一重点工作上来。军事工作交给你和朱德同志，中央局放心，中央也放心。我看我们就不随军行动了。我们该把其他同样重要的工作抓起来。”
任弼时道：“项英同志提得很好。中央已有迁到江西的议案，我们应该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做点准备工作。事实证明，军事工作朱、毛二同志做得不错。”
毛泽东强咽下几句话似的，伸了一下脖子道：“对于建国的事，我还准备向中央反映。各方面的条件现在都不具备。刘伯温对朱元璋说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建国恐会树敌太多。至于你们离开方面军的事，我没意见。我看你们去龙冈最好。”
项英道：“建不建国，中央局应听中央的。既然中央要迁来，总该有个适合它身份的外在形式吧？这件事以后作专题讨论。”
毛泽东换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方面军总前委已根据中央局决议明令撤销了。红军的建军原则是党指挥枪。项书记和任委员在，也就等同于中央局和中央特派员在，指挥关系很顺畅。方面军同中央局一分开，关系就有点别扭了。我和朱总司令虽都是中央局成员，可中央局机关不在后，我们在军中党的身份就不好确定。再一点，各军，特别是主力军常常是独立执行任务，军一级没有明确谁是党的代表，工作也不好做。你们看这事该怎么处理？”
任弼时很痛快地说道：“那就把总前委恢复起来好了，原来谁是委员，还当委员就是了。项英同志，你说呢？”
项英想了一会儿说道：“还是不叫恢复的好，我看就叫临时总前委吧。我提议把周以栗同志也吸收进去，他做政治工作很有经验。”
毛泽东最后问道：“项英同志，前委书记由谁当呢？”
“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项英说，“前委书记只能由你做。”
难题就这么解决了。解决的过程为日后几位领袖人物的关系留下了无限的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