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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4日,苏区中央局由龙冈南迁。这一天,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在马背上开了个短会。

    项英说:“敌人来势凶猛,听说蒋介石也在南昌,他的嫡系部队又全来了。我们得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在根据地作战,一是转移到别处再开辟新根据地。”

    任弼时道:“中央没有这种指示。我们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在哪里?上次来敌二十万,我们不是用十五天就把他们打败了吗?”

    王稼祥接道:“泽东同志打仗有一套,这次蒋介石也未必能拣到便宜。我看要立即发个通知,进行政治动员,增强必胜信念。”

    项英辩解说:“我不过是提个思路。敌人比上次强大,这是个事实,我们必须面对。我不赞成泽东同志能打仗这一提法,应该是我们红军能打仗。这种提法太强调个人的作用,不好。不过稼祥同志的建议倒是不错,是要尽快以中央局名义发个通知,要告诫苏区军民,做好艰苦奋斗、长期作战的准备。”

    王稼祥笑道:“我接受项书记的批评。这句话我听到的次数太多,算是从众心理在作怪吧。毛泽东同志确实不简单,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

    顾作霖接道:“我也有这个感受,苏区里的三岁小儿,都知道有个毛委员。”

    任弼时严肃地说:“毛同志带领的是革命的军队,根据地也不只有这一块。陈绍禹同志特别强调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化,是高瞻远瞩的。”

    王稼祥道:“泽东同志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是好是坏,我看还不能断言。红军的高级将领都很服他。前些日子他和我深谈过几次,有些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谈谈还是好,能够加深相互的理解。我看咱们还是赶快拟个通知发下去吧,敌人这次进攻和上次不一样,推进得很快。”

    马背会议结出的果实是一份《特别紧急通知》。

    中央局开马背会议的前后,毛泽东在建宁也得到了敌军开始进攻的情报。

    7日或者8日,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在建宁召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

    会场的气氛异常沉闷。

    敌人来得这么快,又调来了不少蒋系精锐,这是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包括毛泽东都料之不及的。蒋介石新败又遇后院起火,照常理不会这么做。这种反常规,必须认真对待,稍一不慎,恐怕就满盘皆输了。二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没及时休整,减员尚未得到充分补充,总兵力又是三万,且分散在于都、瑞金、长汀、清流、建宁五个地区,情况实在不妙。

    大家看着毛泽东一支接一支抽烟,没有人说话。又等了好一会儿,朱德忍不住了,说道:“总政委,还是你先划个圈吧。”

    毛泽东微微一笑道:“赤壁之战、官渡之战、淝水之战,都是以弱胜强的经典作品。三国里,诸葛亮演空城计竟也能吓跑司马氏几万大军。这里面有辩证法。在座的各位,连胜敌人数阵,我想在蒋介石的大员眼里,已有分量,再不是轻飘飘了,所以没必要惊慌。”

    这一个开场白把大家都说笑了。

    毛泽东继续说:“战略上一定要藐视对手,这样就有了气势。张飞长板桥头一声吼,能吓退曹操百万兵。我的圈没啥新鲜圈法,外甥子打灯笼,照舅(旧)。用我之长,击敌之空隙。战略方针仍取诱敌深入,打法上仍取集中兵力。你们有什么新招,也亮一亮。”

    黄公略道:“不管你咋安排,我都投你一票。”

    毛泽东摇头说:“这不好。德怀说我是摇羽毛扇子的,我再自认是孔明,就贻笑大方了。孔明也不是神,要不怎么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呢?”

    彭德怀说:“也只有诱敌深入最善。这次有些特别,你不诱,它也要深入,集结地也要考虑周全。不怕敌人不来,是怕它来得太快。我看需要设法让敌人走慢一些。”

    “周全。”毛泽东接道:“集结地就选在兴国南于都北,那里的地形不错。迅速收拢部队,避开敌人前锋,绕道千里,回师赣南。”

    7月10日前后,红一方面军各部相继从各自工作区出发,冒着盛夏酷暑,以急行军迅速向于都地区回师。

    在这次千里转进式的战略集结过程中,毛泽东再次显示了他善于利用矛盾的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

    7月16日,毛泽东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瑞金北的壬田寨。刚刚安置下来,朱德以帽当扇扇着风,开玩笑道:“这回可撤到国界边上了,再往南,两广的军爷怕要打咱的屁股喽。”

    毛泽东眼睛猛地一亮,喊过代参谋长郭化若道:“你把几个军的负责人约来,明天开个会。”

    郭化若问:“什么内容能通知吗?”

    毛泽东想了想说:“天机不可泄露。你没听总司令说两广的军爷要打咱们的屁股吗?内容嘛就是怎样不挨这顿板子。这地方有没有能游泳的地方?我想游个泳好好睡一觉。总司令,你有没有嬉水的雅兴呀?”

    朱德摆摆手道:“我用盆水冲冲算了。我一游泳,总要睡个昏天黑地,大白天的,指挥部不是要关门了?”

    次日上午,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罗炳辉、谭震林前后脚拥进了总指挥部,吵嚷着让毛泽东告诉谜底。

    朱德道:“你们都是聪明人,怎么就想不出让别人挨板子这个底呀!”

    毛泽东笑道:“不是山人跟你们故弄玄虚,昨天我还没把事情想明白。蒋介石这次动了血本,急于寻求我们主力决战,这是他有苦楚,叫你们打怕了。别人就不会这么看了。他们会说:区区三万共匪,用得着你蒋老板亲自出马吗?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两广军阀正拥汪精卫和蒋介石唱对台戏,蒋不理睬,却动大军来剿我们,这就留下了可钻的空子。我看咱们不仅要利用矛盾,而且想法制造点矛盾。待主力都到达后,让开通向瑞金、于都和兴国的大道,敞开了让他们向南。这时候,两广军阀会感到地盘不保,抡起板子打老蒋的屁股。我们先找一处养精蓄锐,然后插回敌后方,专打其空虚之处,岂不美哉!两广若再来个趁火打劫,兴兵北上,这三十万大军顿作鸟兽散了。”

    7月2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向于都县北部山沟里隐蔽集结。

    7月28日,毛泽东同朱德决定再次将集结地由于都的银坑向西北移四十里,至兴国县西部的高兴圩。

    这一临时变动和第二次反‘围剿’隐蔽待机前的变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以至于移动令下达的当天,各军都有了这样的议论:“毛委员又让向西移四十里,肯定又是五连胜,横扫千军如卷席。”

    毛泽东还能像上次那样镇定潇洒吗?历史真会出现这样惊人的重复吗?

    因这次集结匆忙,群众又没发动起来,红军主力的动向很快被蒋介石和何应钦知道了。

    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看着地图,兴奋地对何应钦道:“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要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

    何应钦拿起指挥棒在地图上指点着:“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第一军团蒋光鼐之六十、六十一、五十二师,由富田、东固地区南进;第一路进击军赵观涛之第六师,由黄陂地区向南经古龙冈转向兴国前进;第四军团蒋鼎文之第九师,由南城地区经宁都随第一路进击军后跟进;第二路进击军陈诚之第十一师、第十四师由古龙冈地区向西北经龙冈、东固向富田前进;第三路进击军上官云相之第四十七师、第五十四师由沙溪地区向良村、莲塘前进。以上九师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二军团两个师由大金竹经小布向宁都前进,第三军团三个师由南丰分向龙冈、黄陂、广昌前进,第十师由黎川进驻广昌。这样一逼,朱、毛只能在赣江万安一带东岸与我决战,因为他们无法过江,江那边已有二十八师、七十八师负责戒备。公秉藩师长被俘生还虽窝囊些,烧个船总还会吧。”

    蒋介石击掌笑道:“想得很周到。朱、毛都不识相,朱德原是南昌公安局局长,官阶是小了点,给他一路军的总指挥也不为过,可惜后来搞南昌暴动,转到了共产党一边。毛泽东离开国民党有点莫名其妙。分党前,他已是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如跟随我,现在也是要员。我蒋中正能是不能容人之寡头吗?石友三个娘希匹,趁火打劫,又在河北反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激动得舞动着双臂道:“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7月31日,正当毛泽东为苦于找不到打开局面的缺口发愁的时候,红十二军军部和中共纯化区委几乎同时送来了两份内容相同的报告:敌主力正向兴国方向急进,其后右侧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仅有三个团防守,富田以东的后方联络线也无敌主力。

    毛泽东正等着拣软柿子吃,这回终于让他看见了一个。他沉思片刻,对朱德道:“不能再等了,从敌主力行动路线上看,他们已发现我们的集结地。我们只能避其主力,打其虚弱。我意以主力由此秘密北进,先夺富田、新安,然后由此地区自西向东横扫其后方联络线,置赣南敌主力于无用之地。敌主力回头北上时必为疲惫之师,我正好可乘隙打他们。”朱德说道:“这个办法好,只怕这段时间情况有变。如能顺利进占富田、新安,我们就有了主动权。”

    毛泽东横下一条心似地说:“就这么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这个集结地不错,再向西移到荣园均村一带更好。如打富田不行,只能再回这里待机。”

    是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趁夜向富田方向开进。一个月来,由于敌机常来袭扰,方面军都改夜间行军。8月2日傍晚,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已行进至石陂以北。一件在何应钦作战计划内却大大出乎毛泽东预料的事发生了。

    先头部队从当地南下报信人口中得知:陈诚第十四师、卓英第十一师已先一步占领了富田。

    是硬打过去,还是返回原集结地,高级将领议论纷纷。

    林彪说:“敌只有两个师,不足两万人,硬把它啃下来。”

    黄公略道:“这两个师可不好啃。”

    林彪是黄埔四期,黄公略是七期。林彪摆出小师兄的身份说:“陈诚耍嘴还可以,当年在黄埔,我们都称他陈赵括。罗卓英笨得像一头猪,不要看他们是蒋的嫡系就不敢打。”

    毛泽东动怒了,“不要吵了。三万打两万,一天打不下来,就是三万打五万,三天打不下来就是两万打十万。我决定了,回高兴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