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雄、水口战役后，毛泽东两次改变红军的行动方向，终取得乐安、宜黄大捷。这时候，红一方面军如何行动的问题又出来了。
照出兵乐安、宜黄的训令，攻占这两地后，应西去取吉安，这才是符合中央精神的行动。事实上，红一方面军没有向西，而是向东出发了，这一次是去攻南城。
毛泽东觉得攻下乐安、宜黄后，实现自己连通赣东北苏区设想的条件已经存在，他当然要试一试。
8月26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大竹山附近。傍晚，各路消息汇总在方面军总部，稍一综合，便知道了南城的防御情况：这里已集结毛炳文、许克祥、李云杰等师的十七个团！按国民党军一师四团的编制推算，南城守敌竟有四又四分之一个师，总兵力达四万余。该城内外都有险要，工事又坚，易守难攻，以红军不足六万主力，攻下它简直不可能。
周恩来：怎么办？
毛泽东：既来之，则安之。城是不能打了，一打就是个消耗战。我们作为弱旅，一定要保持绝对的战略机动性。我看先把部队撤至南城至南丰、南城至宜黄两线，发动群众并筹款，养精蓄锐，等西来增援的陈诚、吴奇伟等敌进至合适地点，我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周恩来于次日将此情况上报中央局。
毛泽东的这个建议，显然偏离了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对这种方针性的变化十分敏感。28日，中央局电示前线：我军主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呆，应绕至乐安、宜黄一带，从敌军的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
这显然是不切战场实际的主张。敌军正在东进，绕到敌后谈何容易，弄不好就被敌人夹击了。前方首脑对中央局的电示看法不一，只好开最高军事会议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服从中央局，按组织原则办。
红一方面军主力这一移动，让陈诚大喜。他急令第九十师吴奇伟部四个团速进店前，又电示由南城动出的两个师尾红军而动，亲率两个师向永兴桥包抄，企图形成对红军包围之势。实践再次证明毛泽东的建议是正确的。
8月31日上午，毛泽东说话了：“我军已经丧失了战略主动，西面敌军已占领宜黄，东面敌军又像个尾巴一样甩不掉。如执行中央局决定再向西去，必遭敌夹击。如今我们已经进退两难了。你们说该怎么办？”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默默地相互看看，没有表态。
毛泽东有点生气了，“那么，能不能让我独断一次？反正我这头上已长满了刺，再多一两根无妨。虱子多了不痒嘛。我在永兴桥进不得、退不得，也等不得。眼下只有一种可能：攻击店前吴奇伟师，然后南下。”
周恩来想了一会儿说道：“我同意。”
9月1日，红一军团突向店前，逼退了吴奇伟师。毛泽东提议由他带先头部队南下，周恩来等眼见也只有这一条路好走，只好由他去了。
毛泽东当了“领头羊”。9月2日，他电告周恩来等：敌主力似在黄陂、五都之线，分两路夹河南下，有到东陂、朱坊之线可能，我方面军明日应集结新丰市、带源、怡村一带，准备打击此敌。周恩来、朱德忙带大部队南下新丰市。到了新丰市一线，毛泽东的电报又到了：敌现到东陂、东港、神冈三点，似有南进可能。方面军应集结东韶、吴村、洛口之线，坚决打击南进之敌，但我军现在疲劳，应有两天以上休息。9月5日，红一方面军便到了宁都的东韶、洛口一带集中完毕。战局决定了这一变化。
红一方面军终于被毛泽东带出了危险的区域。周恩来当日致电苏区中央局：目前战役将在东韶、水口、洛口一带，我决集最大力量决战。
中央局大不以为然。中央的方针是进攻、进攻、再进攻，你们倒好，带几万人出去，说是要占中心城市的，征战一个月，又回到家门口来了。这肯定是毛泽东又搞什么诱敌深入！恩来这人到底是怎么了？连一点原则性都没有，让毛泽东牵着鼻子转。在宁都与敌决战，这与中央的方针相距太远了！向西取永丰，再下吉安，威逼南昌，这才是正确道路。如今张国焘、贺龙正在与敌苦战，你们不去进攻敌人，反倒把敌人引到家门口，像什么话！
9月7日，任弼时等电告周恩来：这次北上，虽然表示其行动迅速秘密的进步，但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你们撤退青塘待敌来攻是不正确的决定，因为这样示弱必造成敌人更积极地向苏区中心地区前进，使之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你们应“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的形势”。
毛泽东看完电报，背过身抽烟。朱德踱着步一言不发。
王稼祥冲动地说：“难道我们带着的是百万大军？一个月来，我们已经疲惫不堪了，就是兵力充足，也无法去袭永丰。”
毛泽东道：“敌人也是人，也需要吃饭休息。我有几万人以逸待劳，陈诚不做充分准备也不敢贸然来攻。三次反‘围剿’，苏区群众全力配合，怎么现在会有不好影响，而且还是十二分！二十二军和十二军不是已经在活动了吗？有他们在敌后，如敌不投入大兵力，我敢保证苏区大部将平安无事。”
周恩来摇摇头道：“他们不了解情况，才说了这种异想天开的话。我给他们去个电报，陈述我们的观点，我们休息一周是十分必要的。”
此后的十天里，后方中央局没再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问题作出什么指示，似乎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
就在这些天里，鄂豫皖苏区出了大事。
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已面临不得不退出原根据地的困境。张国焘致电中央，报告了四方面军的转战情况，要求临时中央动员各邻近苏区军民策应。临时中央把张国焘的电报转给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
红四方面军正是顾虑苏区被侵，分兵去堵，分散兵力与敌持久硬打，才招致失利的，这恰恰从另一面证明了毛泽东主张的正确。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经过商量后，给中央连发了两份电报，希望能改变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
第一份电报指出：“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第二份电报指出：“红四方面军一月余激战三次，仅击败敌人，未能消灭敌人一路”，“这在战略上仍没抓紧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红军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须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在一次激战后，须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敌急追亦宜以游击战术去疲劳与扰乱他，以争取便于消灭他的有利条件。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太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敌人再进向所固守的地区，仍要失去。”“我们唤起你们注意这一战略的运用，要努力争取消灭一面敌人的胜利，以达到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围剿’的目的。”
电文里所体现出的人民战争的思想框架，正是日后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发展壮大并最终彻底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假设一下，如果临时中央从此走上人民战争思想的轨道，历史注定会成为另外的样子，最起码也能为共产党保住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不会很快失去。
令人十二万分遗憾的是，这种正确主张不但没被临时中央采纳，反倒引出了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一次最大的跌落。
9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电报中央局：“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
电报的后一部分，显然是为了冲淡一下和临时中央指导方针显而易见的对立而做的文章。
9月25日，中央局的回电来了：“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这种处置根本不能呼应配合鄂豫皖、湘鄂西和河西红军的行动，这样一意孤行“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意思很明白，你们应该尽早抛弃你们原先的主张，否则必将走入歧路！
毛泽东看完电报，想笑，却笑不起来。鄂豫皖、湘鄂西眼看不保了。再去打南丰，要不了多久，中央苏区也不保了。事情明摆着，敌人知道我们现在还无力一次吃他三个师，每次行动都是三个师一齐出动。“听上边的，去攻永丰，就要和敌人七八个师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不这么做，就要犯严重错误。你们说呢？怎么办？”
王稼祥道：“开个中央局会议，再定个纪律，不调查研究，不能向中央汇报。他们在瑞金，知道多少战场实情？”
周恩来道：“攻永丰比攻赣州还不利，打起来一定会被吃掉。咱们还按实际情况来布置。是该开个会，讨论一下如何接受中央指示和红军发展方向问题。”
两小时后，后方中央局便看到了前线发来的这份电报：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为使苏区行动的协调统一，建议立即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讨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翌日上午，也就是9月26日上午，中央局给前线发来了指示电：“你们应先下乐安，然后追击永丰与西来增援之敌。你们现在处置，不但将失去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稍纵即逝的时机，而且有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明知是鸡蛋碰石头，还要去硬碰，会有什么好结果？”周恩来被激怒了：“项英和邓发回来后，全会还要在前方开，这些问题必须解决了。我马上起草电报，陈述我们的观点。”
周恩来坐下来写道：乐安敌军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如攻乐安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攻转增不利。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我们认为中央局全会以项、邓同志回来后，仍到前方召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必须讨论解决。
毛泽东看过电文草稿，随即问道：“方面军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发不发？”
周恩来果断地说：“发，今天就发。”
同日，毛泽东同朱德发布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以战备姿态做一时期争取群众、扩大苏区以及加强自身教育训练的工作，消灭敌军的零星游击力量和该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赤卫队、游击队，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军的出击部队，造成有利于与北面敌军作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达到在敌军对中央苏区和红军实行总攻时，要有把握地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粉碎敌军四次“围剿”，消灭援敌，夺取敌军弱点，以展开江西局面。作战地域划分为，第一军团以东陂为中心，第三军团以新丰为中心，第五军团以甘竹为中心，第二十二军以南村为中心。
不管这个训令的内容如何，不管它在现时的条件下管不管用，这种不执行命令的做法，都让中央局不能接受。
9月29日，一份武断的电报从后方飞到了前方：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9月30日，中央局又专电周恩来：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
还需要请来“尚方宝剑”。中央局把中央苏区首脑间的矛盾向上级作了报告，等待临时中央仲裁。
毛泽东“在劫难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