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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日上午,两封贺电从瑞金飞到方面军指挥部。(*小}说+网)博古、张闻天代表临时中央的贺电称:“黄陂地区作战胜利,给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拳的回答。”一点责怪周、朱、王机断行事的意思都没表露。毛泽东、项英代表临时中央政府的贺电则指出:“这是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伟大开端。”

    “致命的打击”和“伟大的开端”便把毛泽东和博古等人的风格都显示出来了。歼敌一个半师,在毛泽东眼里确实只是个开端。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在1933年3月1日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前一天,王稼祥被敌机炸成重伤,刘伯承开始参与指挥作战。敌十一师近在咫尺,另两个纵队很快又会逼近,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红一方面军甚至没有时间享受打扫战场完毕时点数战利品的喜悦感。

    “必须迅速撤离战场,到一个地方休整待机,在机会来时,仍选敌一翼在运动战中歼灭之。”周恩来决心即下。“一定要强调移动的隐蔽性,以把我们的战略企图隐藏起来,就赢得了下一次战役的主动权。”

    3月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南移,进至小布、洛口地区隐蔽休整待机。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时,朱德所部曾两次选中同一个地区做集结地。这回几近如法炮制,缘于指导思想同出一辙。第一,别的地方没这么好的群众基础;第二,附近可有进退自如的机动性;第三,将来可以就近选定地形对我有利的战场。

    黄陂终于变成了陈诚的“滑铁卢”。一古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在陈诚看来,国民党军在三、四次“围剿”作战中,确确实实是两次踏进了同一条河流。两次中了红军的金蝉脱壳计,两次在黄陂遭致命一击。

    蒋介石、何应钦在南昌还没有想出对付红军的办法,北方又出了大事。

    3月3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日军逼近时,不抵抗也不请示,率部南逃,同日日军进占承德。

    两月前,日本以榆关事件为由,进兵山海关,国民党守军曾作殊死抵抗,后来山海关虽也失守,但蒋介石在全国人民面前,总还能留一些面子。如今汤玉麟一枪不放就把热河省送给日本人,蒋介石无论如何也得就此事给国人一个说法。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还在南昌指挥剿共,恐怕很快又有人要逼他下野了。

    3月6日,蒋介石由南昌飞汉口,再改乘专列北上,同何应钦一起去处理北方战事。就在蒋、何北进途中,冯玉祥旧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喜峰口、冷口一线恶战起来。

    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是,把汤玉麟撤了,用何应钦代替了张学良当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这一处理,在一个月后为中国留下了后人想起来都觉羞耻的《塘沽协定》。

    蒋介石、何应钦一走,主持“围剿”作战的就只剩下陈诚了。开始,他判断红军主力滞留在东陂以南的太平圩、固岗一带,只令两个师小心翼翼向草台岗、招携市“进剿”。“进剿”了十多天,除了碰上几回红军游击队的袭扰,连一个排的红军都没碰上,陈诚有点灰心了。

    连红军主力的位置都判断不清,还谈什么分进合击?两个师在黄陂被红军聚歼,吃的就是分进合击的亏。如果把分进合击的战略改变了,将来追查黄陂一战的责任,不是很容易推卸自己的责任吗?于是,陈诚决定把何应钦定的分进合击指导方针改成中间突破。

    3月13日,陈诚下达了重新调整后的部署:把原二纵队改为前纵队,第三纵队第五、第九师加第一纵队改为后纵队,前后两个纵队交互掩护向广昌方向进攻,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陈诚这一改变,让周恩来、朱德再寻机歼敌一翼的计划落空了。敌人两个纵队靠拢一起,行动又十分谨慎,很不好打。

    14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又在一起讨论破敌之法。

    朱德道:“敌人八个半师扭在一起滚动,想吃掉一部真不容易。”

    周恩来道:“陈诚变来变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我主力决战。掌握他的这种心理,就不愁把他拉不开。一只大馒头我们无从下口,若要把他拉成面条,我们不又可以一截截地吃吗?”

    刘伯承说:“你是说再设疑兵,把他们前后队拉开?这真是个好主意。我军已休整十多天,战意强烈,斗志正旺,肯定能吃他个尾巴下来。”

    周恩来道:“就怕陈诚不上当。加上第三次反‘围剿’,他们已上两次当了。”

    朱德肯定地说:“我敢保证他还会上当。到现在为止,他并没发现我主力的位置。看他们的行动,像是要去广昌。陈诚在黄陂被我们捉了两个师长,能不心疼,能不仇恨?我主力突然间从黄陂消失了十多天,现在无论出现在哪里,他都会紧追不舍。他要报仇,咱就成全了他去广昌吧。”

    3月15日,红十一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再次扮成红一方面军主力出现在广昌及其西北地区。

    陈诚得报后,果真咬牙切齿起来,“传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前进,为了不至让共匪再次溜掉,令五师改为前纵队指挥。”

    发完这道命令,陈诚闷闷不乐起来。闷坐了好一会儿,突然又道:“余汉谋和蔡廷锴太不成话,身兼左、右路军要职,一不进清流连城,二不占于都会昌,实在可恨。电请南京军委会,请给粤闽方施加压力,配合这次行动。”

    3月19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再次秘密北进至徐坊、大坪、横石一带待机。此地已迫近敌必经之路草台岗、徐庄地区。

    3月20日上午,周恩来、朱德下达作战命令:“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一师然后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此时,敌前纵队五个师已进至甘竹、罗坊一带距后纵队五十公里的距离。

    20日黄昏,国民党王牌第十一师陆续到达徐庄及其以南霹雳山地区。

    师长萧乾身着卡叽呢将军服端坐在一头枣红马身上缓缓向南。忽然间,枣红马撕心裂胆般地叫了一声,似不愿再向前去。萧乾一收马缰,抬头一看,一座相貌狰狞的大山横亘在眼前了。他用余光朝四周一扫,只觉这一带峰峦起伏,丛林密布,道路崎岖,不是一块善地。

    萧乾问道:“这座山是不是叫霹雳山?”

    一参谋答道:“是的,师座。”

    萧乾感叹道:“好威风的一座山呵。如今天色已暗,此地向前,道路崎岖,地形复杂,不宜夜间行军。传令各部,今晚保持队形在路旁露营。三十二旅三个团向前一点,进至霹雳山一线警戒;三十一旅六十一团在黄柏山、草台岗南北之线,六十三团驻黄柏山北端。师部设在徐庄,六十二团为预备队配置师部附近。问一问五十九师和九师现在的位置。”

    等了一会儿,参谋答道:“五十九师三五一团已进至雷公嵊附近;九师已进东陂。”

    萧乾道:“很好。再告各旅团,今夜都要派出警戒部队。过了这一段,就用不着担心什么了。”

    到底是蒋介石嫡系中的主力,宿营也搞得有条不紊的。萧乾见无大的漏洞,胡乱扒了几口饭,和衣睡下了。

    21日拂晓,红三军团首先向霹雳山、黄柏山发起攻击。上午9时,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红十二军或一部或全部都对敌十一师展开了行动。

    萧乾见情势危急,又知前队来救远水不解近渴,只是一个劲地求罗卓英派兵增援。

    十一师是罗卓英的心尖肉,焉有不管之理。罗卓英严令五十九师残部和九师拼死增援。援军从东陂地区南进至大排,当即遭到红军两个独立军和两个师的猛烈拦击。

    萧乾一看无法指望援兵,只好下令各部拼死抵抗。

    激战至下午5时,萧乾十一师阵地全部为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王牌第十一师大部被歼。

    受此打击后,陈诚见独木难支,只好令各部向北撤退。

    至此,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告一段落。此役,红军消灭蒋介石嫡系部队三个师,俘敌万余,活捉两个师长,毙伤敌师、旅团长十六名。

    罗卓英在给萧乾的信中称: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

    蒋介石在北平得到十一师被歼消息,悲痛至极,提笔给陈诚写道:“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陈诚接到蒋介石手谕,羞愧难当,当即表示:“诚虽不敏,独生为羞。”

    当然,陈诚没有因此自杀,罗卓英也没有因此获罪,因为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心腹。

    东边日头西边雨。当蒋介石痛写手谕的时候,博古等人的电报也飞到了草台岗:你们不要休息了,迅速北上,扩大苏区,夺取中心城市。

    红一方面军只好奉命北进,去攻乐安。3月25日至28日,红军想尽一切办法,终攻破乐安,在敌援兵到达前含泪撤出。

    两个半月后,中共中央局又在宁都召开一次会议。会议上,毛泽东对前一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博古在会议总结时盖棺定论说:“如果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