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20日中午，蒋介石、顾祝同正在抚州指挥部部署追歼红军主力，译电处长神色慌张地跑进来，结结巴巴报告道：“委、委员长，顾总司令，福建出事了。李济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发了通电，从今日起，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蒋介石张着嘴怔了半天，突然间一拍桌子骂道：“娘希匹！反了，真的反了。”来回在屋里转着，挥舞着双臂：“剿了他们，剿了他们。”
顾祝同等蒋介石稍稍安定后，凑过去说：“委座，这件事恐怕得等一等。”
蒋介石瞪了顾祝同一眼，“还等什么？还等两广也跟着闹吗？立即派兵入闽讨伐。”
顾祝同道：“我说的是剿匪的事要缓一缓。入闽的事，可先造点声势，不能马上就动。闽方和赤匪是否已联合，得看一看。如果我们分兵讨敌，弄不好就真把他们逼到一起了。这次剿共，我主力尽在，后方空虚。共匪如借机窜入浙境，恐就不好收拾了。”
蒋介石微微点点头，叹了一声，“这也是我最大的心病。我待蒋、蔡、陈都不薄，为什么还要反我？为了按下这件事，林主席还专程去过福州。娘希匹，给脸不要脸！墨三，你认为该怎么处理呢？”
顾祝同道：“委座，近半个月，赤匪主力已遭我重创，如不逼他，他不会跳墙，只会养伤。我意暂对赤匪取守势，加紧封锁，严防其东窜，暗中抽精锐东移入闽讨逆，如赤匪不动，我可迅速南下。福建不是铁桶一只，解决起来要容易得多。等解决了福建，再回师北上，今后对闽就可高枕无忧了。”
蒋介石嗯了一声。冷冷笑道：“我就不信驻闽五个军都听他蒋、蔡的。只是太便宜了赤匪，重创他后，又不得不给他个喘息机会。林彪、聂荣臻都做过我的部下，今带几万人就如此慓悍，不早除掉，必成大祸。毛泽东有什么好，竟能使这么多人鬼迷心窍。好了好了，就按你说的布置吧。”
福建事变的发生，确实为红军扭转战局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第十九路军是在叶挺北伐时所带第四军一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和共产党也算有点血缘关系。正是因为这一点，蒋介石对它始终有点不敢全信。矛盾便在这种不信任中产生。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不信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蔡廷锴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尽管蔡廷锴后来很快就转向了，但在一向多疑寡信的蒋介石眼里，还是被列入头后长有反骨的人。中原大战，第二、第三次“围剿”，第十九路军都为蒋介石出过力。为此，蒋介石在第三次“围剿”失败后，把十九路军调至上海驻防。国民党军队，只要看看它在哪里驻防，便知它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把守战略要地的，尽是蒋的心腹嫡系，驻在富庶地区可以多刮些民脂民膏的，都是蒋介石比较放心的部队。能让十九路军驻防上海，在蒋介石看来确实给他们的恩宠太大了，期望换来的当然是这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无条件的忠心。这一调动，可以称得上是蒋介石处心积虑的谋略。这也是蒋介石为什么说待十九路军不薄的原因。
1932年1月底，十九路军在蒋下野的时候，和日本人开战了。这一行动顺乎民心，却不合蒋介石的心意。因此，蒋介石复出后，就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以示惩戒。也有史家认为蒋介石此举是想借红军之刀除掉十九路军。十九路军入闽后，采取消极的反蒋方针，在参加四次“围剿”时，出工不出力，只是瞅了几个空档，占了苏区一些地方。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几个月，给十九路军重大杀伤。蒋介石在这几个月只是让他们自救，一点舔犊之情都没表示出来。这一下，十九路军感到心寒了。
穷则生变，十九路军面对严酷的现实，决定改取联共抗日的方针。
于是，1933年9月22日，当年曾当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公培作为蒋光鼐和蔡廷锴的说客，到了延平，出现在彭德怀面前。中午，彭德怀用几只脸盆装了猪肉和鸡，款待了陈公培。当晚，彭德怀便把十九路军求联合的事上报了临时中央。此日，中共临时中央复电说：你们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
彭德怀刚想和陈公培进行实质性的谈判，中共临时中央又来了一电，他们要成立的第三党（生产人民党）比国民党还坏，对其要坚决地予以揭露。
彭德怀准备把陈公培礼送出营，项英签发的电报又到了：“目前在我军结束东战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与集结中时便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带之兵，但须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情进行。”
彭德怀生性耿直，不会耍这个滑头，军事家的直感告诉他这是个好事，就对陈公培说：“只要贵方是诚意的，我们总能合作。先生已不在军中，我只是一将，不如你们再派人到瑞金一谈可好？”
10月20日前后，陈公培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出现在红都瑞金。
博古给政府主席毛泽东派了个差事，要他去接待这两位福建方面的使节。
由于毛泽东的出面，中共全权代表潘汉年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于10月26日签署了共有十一条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为了表示诚意，毛泽东派潘汉年、黄火青随徐名鸿一起返回福州。
有了前面这些铺垫，十九路军通电反蒋后，红军只用发个电报，就可以多一个有十万部队的盟友。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11月24日，周恩来、朱德得知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后，即指示赣东北根据地的刘畴西、曾洪易、寻淮洲：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赣东北应开展游击，截击敌人的运输联络，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截击敌行动部队。闽北游击队也应相应采取行动。
作完这个指示后，周恩来又电请中共中央局：蒋介石进攻福州，将以由浙入闽为主要方向，以由资溪、光泽入闽为辅助方向。鉴此，请以三、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部队。
红军只用这么一动，和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盟也实现了。
彭德怀通过周恩来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七、九四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这更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
博古、项英、李德是怎么处置呢？
11月25日，中革军委电示周恩来：我们不应该付出巨大的损失去同这路敌军作战，还是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吧。
毛泽东得知福建事变的详情后，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去找总负责博古谈谈。
这一次重要的谈话，并没被完整地记录下来。《毛泽东年谱》披露说：福建事变后，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这是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办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秦邦宪和李德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
毛泽东日后又自己解释说：“这个建议就是和敌人换防，蒋介石要来赣南，我们就让给他，红军就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革命根据地。当然，国民党军是不会同意的，必定回防其根本重地，红军就由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国民党军则变成战略防御了，不但国民党军的碉堡主义将失去其作用，而且红军还可以发挥特长，在运动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必定能够恢复。”
日后，国民党军方军史专家王多年在读了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后，这样写道：“毛泽东的主张是在闽变发生之时，全盘情势已有重大变化，为了利用此种情势，改变原来的作战方针，由战略守势，改为战略进攻，其进攻目标，指向国军必救之地。如匪果真照此行动，诱使国军调离江西的可能性，不能说全无。如赤匪与逆军合作，战力至少可增一倍，在无碉堡地区采取运动战，作战线指向苏、浙要地，可能吸引国军调离江西，而减轻对赣南围剿的压力。”
蒋介石到底害不害怕红军和十九路军的联合呢？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的回忆应该算作内参式的权威回答。
当时蒋介石进到抚州指挥，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神色异常紧张。好几天我同他同坐汽车时，见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他坐在房子里就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逢他出现丑态时，宣铁吾（蒋的侍卫长）就去找我去看，说他又在发神经了。宋美龄到抚州，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他的元配老婆带给他的宁波小菜罐坛，都被宋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还夹着“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确实使蒋的日子不太好过。每天晚餐后，蒋就找我和林蔚去问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后来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才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进攻十九路军战事。
如果蒋介石能读到中共临时中央1933年11月27日出版的《斗争》杂志，恐怕就不会忧心如焚到丑态百出了。《斗争》这一期头条《福建的事变与我们的任务》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揭破他们的阴谋，把我们党的立场在群众中清楚地与“人民政府”对立起来。
12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又发表了《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公开表示，福建人民政府的一切主张和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这样的一个政府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读完这样一篇文章，蒋介石彻底安心了，当即下达了进剿福州的命令。
12月10日前后，蒋光鼐、蔡廷锴一见蒋介石大兵压境，派十九路军参谋处长尹时中到苏区求援，得到的答复是：你们打你们的，我们打我们的。
蒋介石的本钱很大，并不全像晏道刚描述的那般狼狈。12月10日，他为保障进攻十九路军部队侧翼的安全，令周浑元率第八纵队三个师集中黎川地区，翌日向团村、东山及德胜关推进；罗卓英第五纵队四个师集中在三都、横店和黎川附近地区，策应周浑元部行动。
仅这做机动用的七个整编师，总兵力就超出了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
周恩来、朱德一点也不敢大意，决定以三军团迅速短促侧击，打破和消灭周敌一部；五军团、九军团配合行动。
12月12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在团村与敌三个师激战一天，因各军团协同不够，兵力不集中，杀伤敌千余名，自己也伤亡一千多，两个师长战死，没沾一点便宜。
翌日，周恩来、朱德向中革军委建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德胜之间与陈敌主力决战，争得消灭其一二个师，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便我战略转移。
这样一个本来应该合博古、李德口味的战役计划，也没有得到批准。因为这个时候，博古和李德已把眼睛移向西面的永丰。再一点，他们对方面军这一级指挥已经厌恶了，不可能再让前总统领全部军团进行作战。李德是个战术家，布置一场战斗，能想到哪里该放一挺轻机枪；如今握了统帅之权，号令军团一级的部队，硬撑着也得让别人感到他指挥有方。接到周恩来电报后，中革军委当即复电：下一步要组织西方军出击永丰。
周恩来气坏了。这样一来，方面军总部不是无事可做了吗？12月16日，周恩来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文发往瑞金：中央根本不了解前线实际，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因为这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们不能不重申前请。
李德知道这份电报后说：“有一个方面军总部，常常弄得前后方指挥不统一，不如让他们撤回来。我们完全可能直接指挥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嘛。”
博古当即表示同意。
于是，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了。12月20日，他们接到电令：中革军委决定将原属红一方面军各部组成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