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载：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日渐逼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随即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夏季，为准备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
由此可知，作出战略转移决定到红军长征，整整过去五个月时间。
这次战略转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机密中的机密，只有李德和政治局常委五个人知道。毛泽东、朱德这些政治局委员，一点都不清楚。
《周恩来传》披露的一个细节，说明在1934年10月上旬，红军战略转移仍是个秘密。“邓颖超那时患着肺病，经常发低烧，痰中总带着血丝。她在行动前不知道这次战略转移的意图，向周恩来谈到因为身体不好，不便随军行动，希望留在地方工作。周恩来说：这是组织决定的，个人不能改变。这样，她就同董必武等一起，编在干部休养连，带病随卫生部行动。”邓颖超是周恩来的爱妻，职务是原中央局秘书长，她都无法在长征开始行动前得知战略转移的意图，可见这件事的机密程度！
《周恩来传》又载：“陈毅当时负重伤，坐骨断了，体内有许多碎骨，痛得不能起床，住在红军医院里，又无法开刀。他在10月9日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立刻下令卫生部长贺诚打开已装箱的医疗器材，派两个医生给陈毅做了手术。手术后第一二天，周恩来到医院去看望陈毅，对他说：‘我们很快就要走了，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坚持斗争。’”
也就是说，到了1934年10月13日，陈毅这个级别的高级将领，才知道主力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
《毛泽东年谱》载：10月上旬，在于都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派警卫员到瑞金通知贺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随部队出发，同卫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同时，毛泽东立即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宣布和说明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作为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也是到了1934年10月上旬，才确实知道战略转移的详情。
下决心走出中央苏区，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博古等作为决策者，必须要等到对保卫中央苏区彻底绝望时，才肯把这样一个计划付诸行动。因为一旦走出赣南这片红色的土地，也就等于宣布了博古在政治上的彻底失败。湘江战役后，博古曾产生自杀的念头，肯定是想早一点结束这种失败的折磨。
在决策者尚在选择之时，中央红军还在为保卫这片热土而战。
1934年7月上旬，国民党各路军完成筑垒、修路的任务，开始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实施全面进攻。
博古、李德等人此时并没有考虑转移，仍然继续采取单纯防御战略，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及一切地方武装，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企图以此制止敌人向苏区中心区域的推进。其实，他们只是寄希望于奇迹出现。
六路分兵的具体部署是：一、以红三军团第六师和六十二、六十一团、江西第四团，抗击向兴国推进之敌；二、以第二十三师及江西地方武装抗击向古龙冈推进之敌；三、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抗击由头陂向宁都推进之敌；四、以红三军团主力、红五军团主力抗击向石城推进之敌；五、以红一、红九军团和第二十四师抗击向汀州推进之敌；六、以第二十二师抗击向会昌、于都推进之敌。
作完这一布置后，博古、李德等又一厢情愿地想出了一个“调敌减压”的妙计。
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回到瑞金。这时，他们已经改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的任务是：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李德这个战术家，又为这个只有六千人、一千二百支枪的军团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第一步，由瑞金出动，经连城、永安间到达福州、南平之间闽江地域，并在红九军团的配合下北渡闽江；第二步，渡闽江后，经古田、庆元向浙西前进，在有利情况下，协同红十军消灭浙赣边境地的敌人；第三步，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地区，及苏维埃根据地。
几天后，这支包括两千新兵的先遣队，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带着一百六十万份印有《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能不能抗日》等宣传材料，从瑞金出发了。
7月30日，七军团经过两场小仗，在九军团的掩护下渡过闽江。本来，七军团应按原计划北上浙西、皖南。突然间，博古、李德心血来潮，改令红七军团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企图吸引更多国民党军回援。
这一招确实把国民党军吓了一跳。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忙从漳州飞抵福州，一顿手忙脚乱调兵防守福州。
8月7日，红七军团进抵福州北郊，当晚开始攻城。激战两天两夜，只剩四千多人的红七军团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战斗。
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没有调动一兵一卒！福建事变早成了历史，苏区周围情势早已改变，此时用六千人去敌后方，哪里能调动敌人？
9月4日，中革军委再次不顾红七军团现实，电令这支在福州已受重创、还没来得及进行休整补充的弱旅，向龙泉、浦城、广丰、兰溪等七八个县进攻，破坏敌人后方交通，在主要行进道路旁进行游击战争。红七军团接电后曾建议依托闽北苏区，稳步向外发展。9月7日，中革军委复电七军团，要求立即执行4日电令。
9月24日，中革军委再次不顾实际，批评七军团在浙省放弃作战行动而向皖省逃避，没有执行军委命令，要求七军团立即转回遂安，消灭敌右纵队一至两个团，并在遂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0月15日，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红七军团只剩下不足两千人了。
10月下旬，红七军团和红十军会师，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合编为红十军团。
博古、李德在长征途中不断凭想当然电示红十军团如何如何行动。
1935年1月中旬，红十军团主力被敌人包围分割成数段消灭。
最后，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只剩下粟裕率领的五百来人坚持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此次北征，战略目的一个也没达到。
还是在7月初，为了探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向湖南中部转移，创立新的苏区。这支部队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转战三个来月，终于和红三军会合，从此脱离红一方面军建制。
诱敌和探路，只是急病乱投医的尝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央苏区的困境。
苏区的形势一天天恶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