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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杜甫:官二代“啃老”非长久之计

    (1)、天才诗人死在湘江破船

    公元770年,大唐代宗皇帝已经过了5年的皇帝瘾,并在当年杀了奸臣鱼朝恩。这一年,李白也早已离开人世9年。

    孤独的杜甫,已经59岁。由于在成都没有了靠山,生活也渐现贫困,杜甫便从草堂出发,乘船前往湖南寻找亲戚投靠。途径湖南耒阳方田驿时,恰逢暴雨飘泊,湘江上大涨洪水。杜甫的破船被大水所困,连续饥饿了整整9天。那时,可没有解放军叔叔开着冲锋舟去救杜甫,也没有抗洪抢险的志愿者们穿着救生衣来搭救他,杜甫只能眼睁睁看着洪水越长越高,自己的小船在江中飘摇不定,说不准一个巨浪就能将他和家人给冲进滚滚湘江,消失得无影无踪。

    杜甫以为自己快要死了,被洪水吞没。但是,庆幸他被围困江中的事最终还是被当地的县令(县长)知道了。这个县令姓聂,可能是聂耳的祖先。为了发挥父母官爱民的本色,同时也不能让这个天才诗人在自己的管辖之地死去,聂县令亲自出马,带着自己的队伍开着“救生船”,像离玄的箭一样,很快就找到了杜甫。

    找到杜甫时,杜甫已经饿的奄奄一息了。见到县令到来,杜甫艰难地从口中吐出几句话:“你怎么才来啊,我都快饿死啦!”

    “洪水太大,搭救来迟,请杜哥见谅!”聂县令表示歉意之后,便亲自将杜甫背在身上,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招了招手,然后换乘小船将杜甫接到了酒店。为了款待杜甫,聂县令让下人准备了牛肉和白酒,热情地招待杜甫。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曾进食,此时更是狼吞虎咽。由于县令送的牛肉较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他又舍不得丢,接着他又将剩下的牛肉吃光了。这一吃就出现了问题,因为牛肉放久后发生霉变,再加上杜甫的肠胃又不好,最终导致消化不良,杜甫疼死在耒阳的酒店。

    杜甫死了,县令吓坏了,感到特别内疚。庆幸,杜甫的家人很讲讲道理,并没有将杜甫的尸体抬到县政府,质疑县令送的牛肉和白酒有毒,而是低调地将杜甫安葬了。

    杜甫的死,让很多文学爱好者感到惋惜,同时也使许多人产生了误区。认为,像杜甫这样的大文人都一生清贫,甚至饭也吃不起,最终竟饿死在异地。

    其实,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杜甫这个伟大的诗人,其实并不是一生穷困,家境也并非贫寒。因为他不仅是“官二代”,还是“啃老族”。

    (2)、不仅是官二代,还是啃老族

    那么,杜甫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新唐书》介绍,杜甫在河南郑州巩义县的瑶湾出生,这一年是712年。杜甫家是正宗的公务员家庭,他的祖父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世称“文章四友”,在初唐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相当于现在的文坛大碗。除了在文坛颇具名声,杜审言还任了一些官职。比如任隰城尉(隰城公安局局长)、洛阳丞(省级市洛阳的副市长,省部级领导)等官职,累官修文馆直学士(皇帝的御用文人,相当于国家文化馆馆长之类)。杜甫的父亲杜闲当过奉天县令(县长),兖州司马(副市级)等。杜甫外祖的母亲又是舒王李元名的女儿,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祖父是官,父亲是官,母亲那边也是盛大的士族,说得好听点,就是不仅给皇帝打工,还和皇上有点亲戚关系。因此,杜甫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环境下,从小娇生惯养,生活富足,比起“我爸是李刚”的那小子背景好像还要更深一些。虽然家境环境好,但是封建社会的官宦世家,却注重孩子的培养,杜甫的学习却一点没有放松。从小杜甫就肩负着振兴家族的使命,贪玩之余,便刻苦学习,诵读诗文,由于文学天赋突出,10多岁杜甫就开始崭露头角,诗文在洛阳小有名气(相当于现在出名的少年作家)。洛阳的名士崔尚、魏启等看了杜甫的文章后,十分惊叹,并盛赞杜甫是班固、杨雄再生。听了几位当地文坛大碗的称赞后,杜甫的屁股就翘上了天,屈原、贾谊、曹植等文豪,他也不放在眼里了。20岁不到,这个纨绔子弟便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迫不及待就准备去漫游全国,游山玩水了。这事要是搁在一般的寒门家庭,肯定会被农民父母大骂:“你神经病啊,东想西想,家里的庄稼都没人种,游手好闲饿死你”,当年刘邦就被父亲这么骂过。但杜甫家里有钱,不仅没有被骂,还得到家里的大力支持。于是,731年开始,杜甫就背着行李,揣着巨款,或许还带了一个书童,到了吴越齐赵等地旅游。这期间,杜甫游黄河,渡洛水,下江南,看扬州,览长江,当然也不会忘记去亲戚那里蹭饭吃。比如,他的叔父杜登就在武康(浙江湖州)当县尉(县公安局局长),杜甫到了武康后,杜登肯定给了他一笔钱,杜甫在江南这个地方洗脚泡澡听演唱会,玩的不亦乐乎。另外,说不准还有一段艳遇。江南风景如画,佳人似玉,加上叔父的经济支持,杜甫这一玩就不想走了。在江南这个人间仙境,他一呆就呆了4年。如果4年也算是旅游,那的确是一个奇迹了。4年里,除了听演唱会,看戏,大街上去打望,杜甫当然也抽时间拜访了吴王阖闾的墓地,游览了虎丘山的剑池,观赏了瓦棺寺顾恺之的维摩壁画……

    正当杜甫“乐不思蜀”之时,家里发来了紧急电报:科举考试开始报名啦,你速速赶回来考试!接到电报后,杜甫有些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江南,回到了他的故乡巩县。通过找关系,塞红包,杜甫请了县府保送,这一年是735年。杜甫可能这几年游山玩水把考试所需要储备的知识给搞忘了,再加上全国3000人左右参考,只录取27名,竞争激烈,杜甫不幸科举落榜,这一年他24岁。“没关系,你还年轻,复读复读再考!”祖父、父亲见杜甫没考中,便又鼓励他。杜甫心想,老子才20多岁,年轻着呢,以后机会有的是。于是,没有过多的悲伤,杜甫又背着行囊去齐赵等地(山东与河北南部)游玩了。这时,他的父亲已经在兖州做司马,经济方面不用愁。在游览期间,杜甫认识了另外一个富二代苏源明,两个轻狂少年相约骑着马,唱着歌,拿着弯弓射大雕,追野兽……

    这样的晃荡日子又过了几年,杜甫依旧没考上科举,年纪大了,在家里催促下结了婚,妻子是司农少卿(农业部副部长)杨怡的女儿。但他依旧没有静下心来,踏实整理家务,办点实业,而是继续出去游山玩水。

    (3)、三大诗坛巨星在洛阳相会

    科举考试失利并没有影响杜甫的心情,他依旧过着富家子弟的浪荡生活,并写一些诗歌陶冶情操。不过,30岁之前的杜甫写过的诗,没有几首算是上层之作,因此他在诗坛的名气也并没有多么响亮。

    与比他大11岁的李白相比,杜甫也只能算文坛的小字辈了。这时的李白,可是全国著名的大诗人,文坛顶级大腕。

    然而,人生总有那么一些缘分,让你始料未及。744年,杜甫居然在洛阳见到自己的偶像李白。尽管当时杜甫已经33岁,但他还像现在追星族一样,见到李白手舞足蹈,格外激动。

    见面之时,免不了说几句吹捧羡慕之词。当然,杜甫也主动请求与李白一同出游。经不住杜甫的再三磨蹭,李白最终答应了。于是,两个跨世纪的伟大诗人,开始有了一段奇特的经历。游览中,杜甫被李白身上的气质和风采深深吸引,作为粉丝的他觉得李白放的屁都是香的。他们一同渡过浪涛汹涌的黄河,攀登王屋山,参拜道士华盖君(当时已死去)。没过多久,他们又遇到了另一位知名千古的大诗人高适(高适是流浪,李白、杜甫是出游,可见性质不同)。看到高适没什么钱,李白、杜甫便将身上的钱也分给了高适一些。于是,三个诗人便一起度过了浪漫而放荡的秋天。李白有钱,杜甫不穷,高适蹭饭,三个人便一起喝酒聊天,打猎看风景,大家玩得格外舒畅(当然,肯定不会像李天一那样,和几个富二代玩高兴了,还去**妇女,李白哥几个还是有点素质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没过多久,三人还是分手了。之后,高适去了楚地,杜甫要去长安考试,李白则去重游江东。

    (4)、父亲去世,他没了经济来源

    和李白、高适分手后,35岁的杜甫到了唐朝的首都长安。

    或许,在24岁到35岁期间,杜甫参加了好几次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中。杜甫于是想在京城等待机遇,从而获得一定官职。很快,机会来了,747年,唐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但由于李林甫嫉贤妒能,这一次应征的举人中,中央一个人也没有选。李林甫却说,全天下的才子都被收入官府了,下面没有人才了,昏庸的唐玄宗居然也信了。于是,36岁的杜甫又一次失败了,这时的他,的确感到了悲伤和愤懑。之后,杜甫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悲愤:“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屋漏又遭连夜雨。考试才刚刚失败,杜甫的父亲不久就去世了。一向用钱大手大脚,又不懂得挣钱的杜甫生活顿时陷入了窘迫。在长安的日子,他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为了生存下去,杜甫也不得不给一些富贵人家当“宾客”,写一些溜须拍马的文章。即使这样,微薄的稿费也没能改变杜甫的困窘。

    (5)、希望用文章打动中央高层

    陷入困窘的杜甫,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人生。是回到故乡做点小本买卖,挣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还是继续留在长安,学习李白、王勃,通过写文章打动高层,谋得职位?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杜甫觉得自己的特长还是在文学,于是又强忍着贫困继续留在了长安。然后,这一留却是好几年。直到751年,已穷了好几年,生活都揭不开锅的杜甫终于找到了机会。

    这一年,唐玄宗皇帝举行盛典,无路可走的杜甫便写了三篇《大礼赋》,把《进三大赋表》献给了皇帝。想不到这三篇赋居然起到了效果,唐玄宗读了之后十分惊叹,李林甫不是说没才子了么,怎么民间还有这样的大才子。

    于是,唐玄宗便命令宰相亲自对杜甫进行面试,一天之内杜甫声名大噪。但后来因为李林甫再次作梗,杜甫的任用又无下文。之间,杜甫的妻子来长安住了不到一年,因为太穷,就住不下去了,便回到了娘家生活。

    孤单的杜甫还是不死心,继续在长安苦等机会,又过了3年,754年杜甫写了《封西岳赋》等文章进献给宰相等人。755年,他的这篇文章终于起到了作用,上面给杜甫安排了一个职位,便是河西县尉(县公安局局长),由于杜甫是文官,便讨价还价要了一个参军的职务。

    从这时开始,杜甫才慢慢任了一些小官职,比如后面的“加检校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等。

    (6)、生逢战乱,无奈漂泊成都

    然而正当杜甫走上官场,准备大干一番以实现自己的青云之志时,安史之乱爆发了。战争打响之后,各地伤亡惨重,人民流离失所,连皇帝玄宗也带着自己的妃子四处奔逃。

    杜甫也不例外,战乱中官也无法再当,他也只有寻找逃生的出路。在唐朝有句话俗话叫“扬一益二”,扬指的是扬州,而益则指的是成都。除了长安洛阳外,这两个城市在唐朝属于顶级繁荣城市,相当现在的上海和深圳。战乱导致中原民不聊生,但是成都却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反而还比较安定。

    759年岁末,杜甫背着行囊逃到了成都避难。这时的成都尹(成都市市长)是裴冕,而裴冕有一个部下则是杜甫的从孙杜济。有亲戚在市里当官,杜甫或多或少得到一些帮助,便住在成都西郊外的浣花溪寺里,现在所在地为成都市青羊区。没过几个月,裴冕又调离了成都,接任他职位的则是李若幽。又过了几个月,担任彭州刺史的高适代理成都尹。由于两人关系好,杜甫则写诗直白求助:“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高适到了成都后,常常带着美酒来成都草堂与杜甫把酒言欢。

    761年岁末,高适离开成都,杜甫的另一位好友严武就职成都尹。这时的杜甫,生活更宽裕了,有成都市长关照,父母官还常常带着大队人马来到浣花溪边拜访杜甫。有时,严武还亲携酒食,和杜甫一起下厨,两人在池水边品酒赏花,好不畅快。杜甫也常常到严武的府尹厅内赴宴,吟诗歌咏。

    在成都的日子,本是一段欢畅的时光。然而严武走后,新任的成都尹徐知道叛变起兵,致使成都陷入战乱。无奈之下,杜甫也只能离开浣花溪,再度流亡。

    770年,59岁的流亡到湖南耒阳方田驿时,恰逢暴雨飘泊,湘江上大涨洪水。杜甫的破船被大水所困,又极度饥饿,后狂吃县令送的酒食,最终中毒而死。一代天才诗人就以这样的结局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的诗歌却在历史的潮流中万古长青。

    作者点评:

    杜甫的一生很喜剧,20岁之前,读书学习,过足了富裕的生活。20岁到36岁,后方经济基础雄厚,杜甫无忧无虑游山玩水,还讨了一个漂亮的老婆。36岁之后,父亲死了,自己没有生活技能,杜甫开始过上穷困的日子。要不是因为能写一手好文章,再加上奸臣李林甫死了,杜甫可能就像蒲松龄一样,最后落魄老死。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正因为杜甫曲折的一生,以及中年之后的凄凉,这位伟大的诗人,才真正接触到了人民的底层生活,最终写出了众多不朽的诗篇。试问,中国古代几百个皇帝,可是又有几人像杜甫这样永垂不朽,被世世代代的后人敬仰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杜甫曲折的一生对诗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幸运。

    白居易:享誉国际的天才大诗人

    作者 贾飞

    在唐朝除了李白、杜甫之外,最具盛名的大诗人会是谁呢?许多人会异口同声地提到白居易,这位在国人眼中列为大唐诗人“老三”的大文豪,不仅在国内颇具盛名,在国外更是声名鹊起,其影响力甚至超过李、杜。那么,白居易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诗人呢,他的家庭背景又如何,在他人生中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近亲结婚生的聪明小孩

    公元772年2月28日,河南新郑市出生了一个小孩名叫白居易。当时,这个小孩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也不像孔子出生时传言的那样,连黄河水都清了。白居易只是“哇哇”地哭了几声,便甜蜜可爱地笑了。如果真要说什么特殊之处的话,那就是白居易是近亲结婚所生的小孩。白居易的父亲名叫白季庚,生他时已经44岁,他的母亲陈氏才18岁,可谓老夫少妻。另外,白居易的父母关系不同寻常,陈氏是白季庚姐姐的女儿,就是说陈氏应该叫白季庚为舅舅。如果白季庚不与陈氏结婚的话,白居易就应该将陈氏叫表姐。但是,由于他父母的近亲关系,白居易只能喊陈氏为母亲了。

    虽然,白居易生在近亲家庭,但是他很幸运,没有成为痴呆儿,反而却聪明透顶。据史料记载,白居易在六七个月大时,就能认字了。认字比说话还早,的确让人吃惊。除了聪慧之外,白居易的家庭背景还相当不错。他的祖父白鍠也是进士出身,17岁就考上明经,比白居易还早,算得上少年天才,后来又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县长)。由于白鍠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县山清水秀,风景宜人,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于是,小白居易本人就出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的外祖父陈润,当过坊州鄜城县令,还是一个大诗人。父亲白季庚是白鍠的长子,也是明经出身,当过萧山县尉(县公安局局长)、彭城县令(县长)等官职。因此,白居易从小就在一个官宦之家长大,与杜甫有些类似,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了不少的儒家经典,八九岁就展露才华会吟诗,受到时人盛赞。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白居易拜见唐朝大诗人顾况的典故。当时白居易才16岁,他写了一首诗《赋得古原草送别》,然后放在袖子里,就拿着名帖去拜见大文人顾况。当时的顾况可是文坛大腕,很有才华,但是性格高傲,对人有些刻薄,遇到后生晚辈,常常倚老卖老。正当白居易走到顾况家里时,顾况瞅了瞅这个乡下来的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看到帖子上写着“居易”两个字,便皱起眉头打趣地说:“小伙子啊,近来长安的米价很贵,只怕居住不大容易呢!”此处很有些意思,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年轻人到首都北京去奋斗,于是一些在北京长久居住的前辈便劝解说:“北京的房价高啊,几万元一个平方,名牌大学生在这里还住地铺,吃窝窝头呢。小伙子来北京可要考虑清楚,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当时,白居易被顾况“语重心长”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仍旧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等待指教。接着,大诗人顾况这才慢悠悠地拿起诗卷随手翻了翻,翻着翻着他的手忽然就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顾况读到这里,当即拍腿跳了起来,并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赞扬道:“啊!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小伙子,刚才跟你开个玩笑,你可别见怪哈!”

    看到此处,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些像李白拜见大诗人贺知章时的场景,两个文坛大腕见到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都拍手叫好,大加赞赏。于是,自从这次见面以后,文坛大腕顾况在首都逢人就夸白居易这个年轻人了不起,有才华,前途不可限量。随之,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迅疾就在大唐首都长安出了名。因为有了名气,便也对白居易后来的科举埋下了伏笔。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公元800年,唐德宗李适执政第16年,29岁的白居易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考上了进士。自从隋朝实行科举制以来,白居易在29岁能考上进士,还是算比较年轻的才子。虽然比起苏轼20岁、王维21岁中进士,在年龄上有些差距,但是比起范进、蒲松龄却好了许多。

    考上进士仅过了两年,也就是贞元十八年,白居易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由此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贞元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机关办事人员)。元和元年(806年),罢校书郎,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但是由于白居易才当了一年多9品县尉,就因才华出众被朝廷得知,很快就被调到了中央担任左拾遗。提到左拾遗这个官职,许多人又似乎有印象了,因为杜甫也当过左拾遗。但是白居易除了当左拾遗外,还有一个职务更牛逼,那就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虽是个闲职,但是很有地位,属于皇帝的亲信顾问,平时负责起草朝廷任命将相、太子等诏书。理所当然,在起草时,肯定还有和皇帝商量的机会和过程。另外,翰林学士还是宰相的储备人选,特别是在中唐时翰林学士还被其他官员称为内相。当时,和白居易一同升为翰林学士有六个人,其中就有5个都做了宰相,但白居易运气差,只有他一个人没能当上。于是,白居易在70岁时,就作诗回顾:“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可见白居易对此很遗憾。

    那么,白居易是凭什么在37岁就能当上翰林学士呢?除了唐宪宗李纯刚刚当政不久,迫切需要一批贤人能士辅佐他的新政,另外就是白居易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创作了一首千古绝唱的长诗《长恨歌》,很快名满天下,众人皆知。据史料记载,白居易写这首诗的背景是这样的: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36岁的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一日,他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情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便写下了《长恨歌》。没想到这首长篇叙述诗火速而红,并名满京都。该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并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白居易一生重要的代表作。

    作为文人,有了代表作之后,会带来许多实惠。比如李白因为有了《蜀道难》,被贺知章惊叹为太白金星下凡。而阿来有了《尘埃落定》,一辈子衣食无忧。余华则是因为有了《活着》,便悠闲地旅游世界各地。因此,《长恨歌》对于白居易来说,当属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而让他当上了翰林学士,为自己的仕途添上了精彩的一笔。

    直言进谏是官场大忌

    然而当了左拾遗这个谏官之后,白居易特别将这个职位当回事,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当着皇帝的面直言进谏,其较真的劲儿有时还惹恼皇帝,甚至几乎差点丢掉性命。皇帝唐宪宗就曾私下当着其他大臣的面说:“白居易这个小子真不懂事,他还是我亲自提拔的,居然还常常当面批评我,让我下不了台,真让人气愤,以后一定要修理修理他!”

    在古代历史上,谏官最出名的当魏征莫属。谏官魏征死后,皇帝唐太宗恸哭长叹,随便惋惜了一句,就成了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但是,唐宪宗却没有太宗的魄力和胸怀,但也不至于是暴君和昏君,因此白居易最终没有丢掉性命,也算是比较幸运。

    白居易直言进谏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其中有一次,唐宪宗觉得荆南(湖北一带)节度使裴均为自己当皇帝立下了汗马功劳,便想把裴均调到长安来当宰相。白居易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激动得不行,便立即上疏朝廷进行阻止,上疏的大概内容就是:“作为地方节度使,本来平时就不听朝廷使唤,又拥兵自重,再把他们调到长安来,简直是不明智的。再加上裴均人品不好,政绩又不行,在任上没什么作为,反而还要将其调到朝廷任宰相,很是不妥。”在白居易的上疏下,舆论顿时对裴均不利,唐宪宗迫于舆论的压力,最终撤销了任命裴均当宰相的打算,不得已将裴均下放到山南东道去当节度使了。裴均去了地方后,还是不死心,便想法设法讨好宪宗皇帝,有一次给皇帝送了1500两银器(银做的杯盘)。白居易知道后,便又急着上疏称裴均送银器是有野心,叫皇帝不应该接受。宪宗皇帝听了,心里那个气哦,要是白居易在身旁,真想一下把他给掐死。

    除了向皇帝进谏裴均等节度使的不法行为外,白居易还进谏宦官的乱政行为。由于宪宗上台,宦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宪宗对帮助过自己的宦官很是宠爱。当时唐宪宗对吐突承催这个宦官很是宠爱,除了将手下的御林军让他管理外,还任命吐突承催作为处置使统帅士兵攻打不听话的节度使。白居易听了后,立即上疏反对让太监做统帅,称其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唐宪宗心里不舒服,虽没同意白居易的上疏,但也不得已将“处置使”的名号改为“宣慰使”。

    除了当谏官时,白居易爱直言进谏,没当谏官后,他仍旧不改冒死进谏的“毛病”。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这时他是太子左赞善大夫,负责劝导太子行为的一个闲官。当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暴死,裴度也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并不急于处理。“皇帝不急太监急”,白居易对此十分气愤,便立即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白居易的上书激怒了当时的掌权派,他们非但不褒奖白居易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就是一种僭越行为,白居易因此被贬为江州刺史。

    因为白居易常常进谏攻击其他不法官员,得罪了很大一批人,在他被贬为江州刺史后,有一个叫王涯的人再次落井下石,进谗道:白居易的母亲因为看花掉到井里淹死,但白居易却不孝顺,还乐呵呵地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这样有伤孝道的人不配治郡。于是,朝廷又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这个名叫王涯的人,后来因为甘露事变被杀,白居易听闻后,非常开心,到东都香山寺游玩,就即兴写下了“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的诗句。)

    (4)百姓拥戴的优秀地方官

    尽管白居易才华横溢,还当了“内相”翰林学士,但仍旧没能像张九龄、苏轼、元稹、王安石这样的大文人那样,最终高居宰相、吏部尚书等要职。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白居易在贬官到地方任职时,却取得了不俗的政绩和成就。

    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杭州市长)。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在杭州当政期间,白居易为当地市民办了不少实在的好事,受到百姓的热烈拥护,成为一名优秀的地方官。

    825年,唐敬宗(李湛)宝历元年,白居易再次外任,担任苏州刺史(苏州市长)。上次任杭州刺史,是因为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再加上唐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一向直言进谏的白居易现在已经“政治成熟”了,不会再冒死去进谏,于是他主动请求外放,便到了苏州当刺史。这次与上次不同,白居易要求出任苏州,是因为觉得在东都洛阳当官太清闲了,他本意还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便请求去地方上做点实在的政绩。由于有了在杭州当刺史的经验,这次白居易在苏州当刺史那可是轻车熟路,格外顺畅。据史料记载,他在到任后给朝廷上奏的《苏州刺史谢上表》中就写道: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土虽沃而尚劳,人徒庶而未富,宜择循良之吏,委以抚绥,岂臣琐劣之才,合当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拟夕惕夙兴,焦心苦节,唯诏条是守,唯人瘼是求。这些话对白居易来说,并不是客套话,而是深感责任重大,并想实实在在干点有利百姓的好事。举一个例子,便是疏通阊门至虎丘的河道,整修七里山塘。由于白居易一年去虎丘很多次,每去一次,都要坐船,再下船从田间纵横的田埂上步行上山,倍感劳顿。他于是发动民工,清淤排涝,使河道畅通,从阊门始,长七里,直达虎丘山下,并利用河中挖起的泥土,顺势拓展河堤,垒石加固,又在堤岸栽柳种竹,不仅解除了洪涝之忧,还可供车马往来驱驰。如此一来,无论从水路,还是从陆路,去虎丘的交通就更为方便了。放到现在的说法就是,白居易这个市长给村民改善了交通,大大方便了老百姓的出行。

    白居易在苏州任上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政省刑宽,使得苏州人民获得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实惠,他也因此深受苏州人民的热情爱戴。所以当他离开苏州时,勤劳淳朴的苏州人民,夹岸相送,呈现出“一时临水拜,十里随舟行。饯筵犹未收,征棹不可停”依依难舍的盛大感人场面。

    除了在江州当司马,杭州、苏州当刺史外,白居易还当过忠州等地的长官。但是,无论他到哪一个地方任职,都时常想着人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像白居易这样的优秀地方官员,的确让人钦佩和赞赏,当然也值得当代的官员学习和效仿。

    (5)大唐王朝的富豪大诗人

    白居易因为直言进谏,常常得罪权贵,被多次贬官。虽然从自己的仕途而言,落入低谷是不幸的;但是,从我们读者而言,正是他的被贬,才使得他有机会了解、接触社会底层,再加上顺带的悲愤之情,遂写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比如《长恨歌》(前面有介绍)、《琵琶行》等就是其一生的重要代表作,并流传至今,享誉国际。同时,正是因为其显赫的诗名,才使得他的诗歌“洛阳纸贵”,让白居易一跃成为国际富豪大诗人。

    在诗歌《琵琶行》里,篇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和以及篇末的“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等名句,不仅让当时的文人诗友大为赞赏,更令后世之人读后生出许多感慨。当时的白居易诗歌流传很广,其诗名不仅在中国流行,更传播到了外国。其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这样的,邻国鸡林国(现在朝鲜半岛)的商人到唐朝来经商,在长安街头到处寻求购买白居易的诗。这个商人买白居易的诗干什么用呢?原来是回去献给鸡邻国的宰相,因为他们的宰相最喜欢白居易的诗,只要给宰相献一首白居易的诗歌就能得到100两银子。那么,在唐朝100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一石米约为59公斤,而唐朝一两银子可以买20石米,相当于1180公斤大米。如果按照现在看,1180公斤大米,1公斤大米4元多,就相当于5000元人民币左右。因为白居易一首诗的价格是100两,则就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白居易一生写了多少诗呢,苏东坡有一句话说是:“乐天长短三千首”,说这个白居易长诗短诗加起来写了3000首,留存到今天还有2916首。那么,近3000首诗,算成人民币的价值是多少呢,算一下就是3000首X50万,就等于15亿元人民币。可见,白居易在唐朝文坛的地位比李白还大腕,其得到的稿费就可想而知了。当然,比起当代年收入4600万元(媒体曾列过榜单报道过)的莫言,白居易也是毫不让步,傲然领先,并喜滋滋地“独孤求败”呢。

    会昌六年八月,也就公元846年,大诗人白居易病死在洛阳,葬洛阳龙门山,终年75岁。一代天才富豪大诗人就这样离开了拥戴喜欢他的读者和老百姓,从此告别人间,去了天堂。但是,尽管白居易的身体随着岁月化为尘烟,但其诗歌却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永远闪亮,并流传在人间四地,永不磨灭,灼灼生辉……

    王安石:北宋最有改革才华的文学家

    提到北宋的王安石,许多读者会直接与改革家相联系,认为王安石是十一世纪锋芒毕露的政治改革家,其主持的“熙宁变法”延续20余年,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他的改革影响,不仅在中国名声不菲,还传播到了国外。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盛赞王安石变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同样面临的问题,他称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新政农业政策同样可以借鉴。然而,除了政治改革才华,王安石还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仅凭“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句就可以光照千古了。

    运气爆棚竟能“一箭双雕”

    公元1021年1月18日,在江西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出生了一个名叫王安石的小男孩。王安石的父亲名叫王益,是一个地方官员,当过县令、刺史(县长、市长)。从这一点来看,王安石的家庭还是十分富裕,在当地也算是望族,从小王安石就衣食无忧,有良好的经济条件读书学习。再加上王安石从小就很聪明,又很喜欢读名家经典,记忆力很强的他,很快就学会了写诗作词,在当地有了不小的名声。

    公元1042年,大宋皇帝派人在全国各地张贴告示,将在全国开科考试,选拔人才。王安石的父亲作为地方官,很快就知道了这一信息,于是便鼓励已经21岁的王安石进京赶考。

    开考前两个月,王安石就带着行李和书童提前动身了,他先到了淮安府知府(江苏省淮安市市长)表兄孙茂盛处,希望托关系以便关照。来到表兄处住下后,王安石抓住时间认真学习诗文,做好应考准备。闲暇之时,他也去游览了淮安的山水园林,欣赏了秀丽景色。时光飞逝,很快他就在淮安呆了20多天,此时已是七月中旬,于是王安石又就开始动身前往京城。

    在出发的当天早上,王安石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书童走在去京城的路上。从淮安府(淮安市)出发,经河下古镇、板闸、清江浦,来到王家营,立即便被当时的热闹景象给吸引住了。原来王家营的一位大财主马员外正在贴楹联为女儿招亲。平时一般都是比武招亲,抛绣球招亲,像马员外这样对楹联招亲的方式并不多,王安石感到非常好奇,便停了下来,准备一看究竟。当他看到马小姐芳龄才20出头,不仅是当地名门之秀,还漂亮多姿,心里十分喜欢,于是有心对一对。王安石站在马家大门前,看到门上那副上联写道:“走马灯,灯马走,灯息马停步。”王安石心里暗自称奇,该上联对仗工整,颇有难度。他想了又想,便试着写了两则下联送去,但马小姐看了摇头叹息,说不行。王安石在此逗留两天,又写出好几副下联送去。眼看考期临近,他又前往京城赴考了。

    到了京城,王安石坐在考场内,看到主考官发下来的试题,心里一下惊奇万分,原来其中一个试题是对楹联,上联是“飞虎旗,旗虎飞,旗卷虎藏身”,要求每个考生对一个下联。忽然间,王安石眼前一亮,觉得“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是,王安石拿起笔,在考题的应答处,迅速写出“走马灯,灯马走,灯息马停步”。

    考完试后,王安石吩咐书童去留意朝廷放榜,而自己骑马火速赶往马家。幸亏他到了马家,虽然仍然有很多人在竞争,但楹联还贴在门前,并没有一个人对出来。王安石心里暗自惊喜,便从容不迫递上楹联,请人传进高楼,马小姐一看王安石对的下联:“飞虎旗,旗虎飞,旗卷虎藏身。”随即拍手称快:“妙!妙!妙!字斟句酌,工整对偶,‘飞虎旗对走马灯,旗虎飞对灯马走,旗卷虎藏身对灯息马停歩’”于是,便立即请王安石到高堂,一番叙谈之后,遂选择吉日良辰,两人拜堂成婚。

    过了一段时间,从京城考生口中传出,王安石科举考试中了状元,很快便会放榜。此时的王安石既得功名又娶美妻,可谓双喜临门。

    不过,王安石应科考巧对楹联,喜结姻缘中状元的故事,应该只是传说,但是却并不影响这个传说成为人们的千古美谈。

    “孺子其朋”使其丢了状元

    在王安石考科举那年,担任主考官的是当朝名宿、时任宰相兼枢密使的晏殊。晏殊这个人也不得了,不仅是大宋著名的文学家,才华横溢受到皇帝宠幸,其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是举足重轻。

    虽然,王安石与晏殊是同乡,但是当年他遇到了一个对手,便是杨寘。这个杨寘也非常有才华,参加殿试之前已经连中了解元和会元,如果殿试再夺得状元,他就成为科举史上不可多得的连中三元。另外,杨寘的身份很特殊,他是晏殊女婿杨宾的弟弟。

    主考官是杨寘的亲戚,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虽然,科举到宋朝时已有一套完善的防作弊制度,但是还有机会可以操作的。因为,名次前几名需要由主考官呈报皇上,而状元、榜眼、探花则要由皇帝亲自定夺。

    晏殊正是利用了这一漏洞,做了小动作。当时,名次出来后,晏殊一看自己女婿的弟弟杨寘只是得了第四名,而得第一名是王安石,第二第三名是当时已经担任政府官员的王珪、韩绛。根据宋朝考试制度的规定,政府现任官员参加科举不得为状元,所以晏殊为了让杨宾获得更好的名次,就在王安石身上打起了主意。晏殊将王安石的卷子反反复复看了很久,又将杨寘的卷子跟王安石的卷子反复进行比较,觉得杨寘跟王安石比确实差了一个层次,心里焦急万分。回家后,晏殊跟女婿提起此事,杨宾知道弟弟只得了第四名很不是滋味,将情况告诉了杨寘。不料杨寘听后大怒,在酒店喝酒时失言大闹,“而寘试罢与酒徒饮酒肆,闻之,以手击案叹曰:‘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杨寘大闹酒店的消息传到晏殊那里,晏殊忽然眼睛一亮,一个绝妙的“好主意”遂产生了。

    于是,晏殊在第一名考生王安石卷子中的一句‘孺子其朋’之上加了特别的记号,仁宗皇帝看到这句话后特别不高兴,便将王安石改为第四,当他准备将第二名改为第一时,没想到第二名是在职公务员参加考试,按规定不能得状元。第三名也如此,捡到宝的杨寘便从第四升到第一了,成为了状元。(其实,晏殊心中早知道如此,他的这个计谋得逞了)

    为什么仁宗皇帝看到“孺子其朋”这句话会特别不高兴,觉得“此语忌,不可魁天下”。要搞清这个问题,就要先弄清“孺子其朋”这句话的意思。“孺子其朋”这句话出自《尚书·周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通常解为“你这年轻的小孩啊,自今以后要和群臣融洽相处”。大意是说皇帝要跟大臣和睦相处,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王安石写这句话,不是有些看不起当时的仁宗了吗?因为,仁宗皇帝已经三十多岁,当皇帝有二十多年了,而王安石才21岁,他在考卷上如此犯忌讳的话,的确让仁宗皇帝很不是滋味。另外,太祖皇帝赵匡胤是后周皇帝柴荣一手栽培的,理应忠心耿耿。当然如果柴荣寿命长些,恐怕也不会有后来,不料天年不假柴荣,柴荣在位仅仅6年,寿年仅有38岁就驾崩了,柴荣临终前托孤赵匡胤,希望他能效法周公好好扶持自己年仅七岁的儿子。赵匡胤在柴荣榻前发毒誓:一定会好好辅助新君,绝无二心,否则断子绝孙。柴荣得到赵匡胤的忠心表态后,闭上了双眼,放心的到另一个世界了。可是,不到一年时间,赵匡胤就发动了“陈桥兵变”,并“黄袍加身”,建立了自己的大宋王朝。因此,赵宋对夺了周家孤儿寡母天下之事始终讳莫如深,对赵匡胤没有履行诺言做好周公的承诺也始终不愿提起。晏殊将“孺子其朋”这句话划上横线,其意不言自明,仁宗皇帝看了后当然不爽了。

    因此,王安石便为一句“孺子其朋”的引言而丢掉了到手的状元,这让大家看到的确有些可惜。正当大家准备看王安石发牢骚时,没想到他却显得十分冷淡,并“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之高大,胸怀之宽阔的确令人钦佩。

    初进官场就“小试牛刀”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进士的王安石被朝廷授于淮南节度判官(江苏省扬州市政府办公厅秘书),之后相继调任鄞县(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区长)、舒州通判(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江南东路刑狱(相当于一个安徽、江西省政法委书记或者纪委书记),江宁知府(江苏省南京市长)等地方官。

    在当地方官期间,王安石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比如,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当区长期间,由于当地水利失修,农民种植灌溉成问题,导致粮食歉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提高粮食产量,有益耕种,王安石多次和下属官员一起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另外,当时许多地方交通不便,严重影响着人民的出行,王安石还申请资金,修路搭桥,大力发展交通建设。在青黄不接时,王安石还将官库中的储粮,以低息的方式贷给农户,及时解决了百姓度荒困难,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盛赞和好评。

    另外,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期间,时时关心时政,并向朝廷送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建议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但是,当时他的变法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王安石并不气馁,继续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寻找机会为国家效力。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闲职,固辞不就,遂改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因言忤旨意,难以在朝为官,于嘉祐八年(1063)八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英宗即位后(1063年—1066年),屡召王安石赴京辞入朝。

    大刀阔斧式进行改革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变法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压迫,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聋发聩的政治思想,王安石积极倡导和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变革。王安石两度为相,发动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

    改革变法触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加上在实施过程中一些官吏借机敲诈盘剥,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1074年四月接受王安石辞去相位,再任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至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

    1085年,宋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废除了大多数新法,王安石的改革成果也在这时开始功亏一篑。王安石的变法坚持了20年,但终究因为利益集团太过强大,保守派的不断进攻而宣告失败,但是这丝毫不能磨灭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功劳,也丝毫不会影响他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

    改革之外的文学光芒四射

    除了在改革上功勋卓著外,王安石在文学上的才华更是首屈一指,光芒四射。

    首先,谈王安石的散文。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特别是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从这点可以看出,许多想考公务员的读者,可以将王安石的政论文拿来读一读,因为他的政论文章那可是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范文。有的读者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背一背,这对于申论写作很有帮助,不仅能文辞华丽,点评到位,分析深刻,更能得到考官的欣赏和重视。

    比如王安石的《上仁皇帝言事书》,就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除了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还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这是不是和申论中先要分析问题,然后要提出问题,最后解决问题,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呢。再比如《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王安石的部分山水游记散文,更是唯美简练。比如其写的《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其次,谈王安石的诗歌。“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比如《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后来,王安石退休隐居,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其中《泊船瓜洲》《江上》《梅花》等诗最为著名,“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句更是流传千古,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最后,谈王安石的词。据史料记载,王安石今存约二十余首词。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壮丽景致及怀古伤今,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竞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特别是政论文以及诗歌,都不失大家风范,其诗歌更为突出,不愧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闪耀的明星。

    苏轼:最具才情的全国公考状元

    贾飞

    (1)文二代的“考试桂冠”

    每年高考后,关于高考状元的新闻都遍地开花。一些地方,学校还让文理科状元坐在豪华轿车上,大街小巷敲锣打鼓炫耀。这样的状元算不上牛,因为比起北宋大文豪苏轼,那可是小巫见大巫。

    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他的父亲苏洵是北宋的著名文学家,长于散文,尤擅政论,后来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从这点看,苏轼虽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却是货真价实的“文二代”,与现在的青年作家笛安、蒋方舟类似。苏轼学习上占尽天时、地利、人和:1,经济殷实,生活不愁,2,家里藏书多(可不像我,幼时家里太穷,10岁之前没看过30本文学书,幸亏运气好,十几岁开始发表文章挣稿费,以战养战,才存下了几万元的书),3,身边就有文豪,不愁没高人指点。

    因此,比起苏轼,许多文学青年那可是羡慕嫉妒恨了。正如现在嫉妒蒋方舟这样的少年天才一样,你不服也不行啊。对于自己的出身,苏轼还是相当满意。从小,他就刻苦学习,并熟读名家经典,年少时就很有才华,在自己家乡眉山算鼎鼎有名的青年才俊。“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封建时代,文人骚客最重要的不是作文,而是入仕当官。当官的前提,就是在考试前尽量博取大的名声。比如李白年轻时就去拜访贺知章,将诗歌送给贺前辈批评指教。苏轼比李白更幸运,因其父苏洵是文学圈的,要见文坛领袖比较容易。公园1056年,苏洵领着苏轼和小儿子苏辙去了大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包青天当官的那个地方),拜访了当时的“文坛一哥”、翰林学士欧阳修。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这时的苏轼才19岁,李白见贺知章时都40岁左右了。当然,当前要是哪一位文学青年,在10多岁时也能被父亲领着去见莫言、贾平凹、王蒙,那这孩子一定也很牛逼。所以,有一个文化人的老爹,绝对是可以带来许多实惠的。

    看了苏轼等人的文章后,欧阳修很是赞赏和鼓励,当时就拍着胸脯说:“恩,相当不错,以后有机会一定向朝廷推荐你们”。有了欧阳修(“中国好文学”导师)的肯定,苏轼父子心里可是乐开了花,自信心也有了,名气也紧跟着来了,还像好声音学员那样满含泪花地郑重表示:“谢谢欧老师对我们的肯定,无论以后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们一定会将文学进行到底!”

    这一年,苏轼在首都游玩了一段时间后,顺便也参加了北宋的科举考试,成绩很不错,成功入围。第二年,他又参加了礼部(教育部)的考试,并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但当时考试的卷子是密封的,欧阳修误认为文章是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最终苏轼只得了第二(这有一定可信度,毕竟欧阳修与苏轼认识不久,即使赏识他,也不可能一下就猜到写好文章的是苏轼)。前面两次考试,只是预热,在公元1061年,苏轼参加了北宋最有分量的中制科考试,即“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这可不得了,苏轼的考试成绩不仅是北宋当年的全国第一,还是宋自开朝100年来的第一,同时也是后来100年第一,打破了宋朝考试的历史纪录。因此,苏轼便被朝廷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之职(相当于现在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2)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

    考了全国第一以后,不知道苏轼有没有像孟郊当年中榜那样,立即头戴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朝着春楼奔去,并即兴写就了一首“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苏轼因为考试的成功,从此踏进了官场,并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但是,正当苏轼想要在官场大展宏图时,恰巧他的母亲在家乡不幸病故,于是苏轼只得回家尽孝。

    大概过了好几年,也就是1069年,苏轼服孝满期还朝,仍授原来的官职。但是,这时的朝廷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了。许多师友,包括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对此十分恼火,还常发牢骚,有时还批评王安石的新政。在苏轼的诗文中,就常常流露出对新法的不满。

    苏轼可能是带有个人情绪,王安石的变法相当于一场改革,对大宋国家来说具有积极意义,但苏轼因为自己的老师欧阳修被排挤,心中有些失落,便多次写诗讽刺。按理说,苏轼作为地方官,写几句诗发发牢骚,也不可能传到中央朝廷去吧。但是,苏轼作为当年的公考状元,再加上这时的苏轼诗文已经名满全国了,因此他一发牢骚,都会有小人打小报告。朝廷对苏轼的牢骚有些不满,特别是当权派很气愤,他们想教训教训爱提批评意见的苏轼,于是当权派便想法将苏轼调任外地杭州任通判(上面派到杭州的纪委书记)。本来宋神宗是想把苏轼调到朝廷任职的,因为当时下派苏轼这个公考状元,其实就是为了锻炼苏轼,让他在基层磨练磨练。但是,当权派破坏了苏轼的仕途提拔,并将苏轼一直排挤在地方为官,阻止他进入中央朝廷。

    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在着某种误解,并还带有一些恨意。苏轼在杭州待了3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等地,任知州(市长)。政绩显赫,深得民心。1079年(元丰二年),42岁的苏轼到任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杭州相邻),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由于有人举报,在宋神宗的默许下,李定派亲信黄埔遵等人直接闯入湖州衙门大厅。当时,作为读书人的苏轼,从没看到过这样的场面,看到纪委干部直接来“双规”自己,当时脸色都吓白了。在看到皇甫遵脸色铁青,胆战心惊的苏轼,哆嗦地小心问:“哎,我知道自己平时管不住嘴,多次乱说话激怒了朝廷,这次肯定是皇帝要赐我死罪了。死我倒不怕,能不能给我留点时间告别家人啊!”皇甫遵仰着头,不仅没有答应苏轼的要求,还怒目喊道:“没时间给你告别,格老子立即上路!”于是,两个士兵便把苏轼连绑带拖地给拉走了。

    到了京都,审判官便开始审苏轼。首先第一句就是:“你们家有没有丹书铁劵(免死金牌)?”这个审法有问题,哪有未审就认定有罪呢,一来就问有没有免死金牌。

    苏轼腿都吓软了,他供述道:“我写了几十卷诗,但是只有那么几首诗歌是有点讥讽朝政,讥讽新法。但是,我不是所有诗都讥讽哦,能不能宽大处理?”接着,苏轼自己还举了一两首诗为例,比如有这么一句:“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大意就是,新法的好处,农民不仅没得到点实惠,反而还带来了不便。譬如他们办手续,总往城里一趟一趟地跑,不仅耽搁了庄稼,还让乡村的儿童,也跟着学会了城里的口音。

    当时审判官可没听苏轼的辩解,直接将苏轼定罪,并将苏轼打入天牢,并以“攻击新法,讥讽朝政,指责皇帝”罪行进行起诉,并准备择期宣判苏轼死刑。

    幸亏苏轼平时人缘好,宋神宗也不是个昏君(要是昏君,没人敢救,更救不了了),于是便有人开始营救。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革新派的代表王安石。当时,王安石给皇帝上疏:“一个伟大的君王,是不能在圣明时代杀知识分子的!”虽然这时王安石已经退居南京,但却对神宗的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再加上当朝在职宰相吴充对神宗进言:“皇上,您觉得曹操这个人怎么样呢?”神宗回答:“曹操不怎么样,我所佩服的是尧舜禹呢?”吴充道:“那就怪了,连曹操这样的人都能容忍当面骂他的祢衡,皇上您这样的圣君怎么不能容忍苏轼这样的小人物呢?”神宗一时语塞,顿了几秒之后回答:“嘿嘿,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把苏轼叫来了解下情况,不久就会把他放了的。”

    王安石、吴充等人的营救,使得皇帝最终改变了主意。于是,苏轼在监狱里面坐了4个月牢后,最终被释放出来,后贬为黄州团练。

    (3)一朝天子一朝臣,苏轼东山再起

    苏轼写讽刺诗入狱,王安石的营救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苏轼出狱被贬后,便抽空去江宁拜访了这位伟大的人物。

    6月底,苏轼的船到达了江宁。苏轼来到江边,远远看到王安石骑着一只小毛驴,慢慢地朝苏轼走过来。这时的王安石,已不再是当年那位霸气十足的宰相,而是一位孤独而落寞的老人。

    接着,苏轼快步迎上前去,而王安石也下了毛驴,两个伟大的人物紧紧握着双手,相视一笑。苏轼首先开口:“真不好意思啊,我今天穿着乡村野夫的便装来见您这样的大宰相!”

    王安石回答:“那些繁文缛节难道是为你我这样的人物所设置的么?”言下之意,就是他们之间的恩怨是因为国家公事,从不涉及私利和个人恩怨。

    于是,两个伟大的文学家冰释前嫌,从此一笑泯恩仇。

    苏轼在江宁和王安石一起呆了1个多月。苏轼走之后,王安石对自己的门客评价苏轼:不知道还要过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个像苏轼这样的人物啊!

    可见,一代文坛大腕,政坛泰斗王安石,对于苏轼的评价可是相当高的。

    没过多久,38岁的宋神宗因为积劳成疾不幸驾崩。他的儿子宋哲宗即位,当时只有10岁。由于哲宗年幼,高太后于是临朝听政,退隐归家达15年,已经66岁的旧党领袖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而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则逐渐被排挤出朝廷,亦被打压。

    一朝天子一朝臣,为了录用自己的人,宋哲宗便将一批人召回朝廷,其中包括苏轼。1085年9月,50岁的苏轼被任以礼部郎中(教育部官员),12月,又被升为起居舍人(皇帝近臣,负责记载皇帝言行的官)。1086年3月,51岁的苏轼免试为中书舍人(正四品),9月,不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内相,正三品),离宰相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短短2年不到,苏轼就从一个刚犯了罪的地方官,一跃而成为皇帝的近臣,宰相的储备人选。其升迁之快,进步之大,的确让人惊叹。

    苏轼的这个翰林学士,比起李白的翰林学士供奉,可要正牌得多。李白当年起草的文件,最厉害的一次也就是回答少数民族的外交公文。而苏轼这个翰林学士身份,可是起草册封太子、册封将相、册封皇后等重大国家大事的诏书,同时还可以参与国家方针政策,与皇帝一同商讨政事,其重要程度那是无与伦比的。

    然而,虽然自己与宰相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苏轼并没能顺利继续再进一步。由于,欣赏苏轼才华的司马光仅仅只当了8个月宰相就病逝。于是,苏轼一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便暴漏得更加明显。当时,程氏兄弟(程颢、程颐)一派与苏轼兄弟(苏轼、苏辙)一派竞争得最为激烈,由于两派意见不统一,格格不入。(苏轼和程颐两人都是哲宗的老师)

    另外,司马光病逝之后,宰相的位置一时闲着,还没有确定的人选。而这时,苏轼作为翰林学士,才华又最高,其做宰相的机会最大。于是,锋芒毕露的苏轼,便引起了竞争对手程颐等一批人的攻击。再加上,苏轼的政治观点和立场,与旧党人物不相同,他最终选择“知难而退”,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到地方任职进行逃避。

    在这期间,苏轼相继当过杭州太守(杭州市长)兼浙西军区司令。在杭州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苏轼暂时忘却了朝廷的尔虞我诈,你争我斗的血腥场面,而是将全身心精力用在地方发展的进程之中。

    在杭州,苏轼见到西湖再也不是自己年轻时所写“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那样美丽,反而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于是,苏轼便开始对西湖进行整治改造,大力排污清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最终西湖又恢复了以往的面貌,再次焕发靓丽的风采。

    除了在杭州当太守外,苏轼又去过颍州等地做太守(颍州市长)。在地方任职期间,苏轼做了许多比较实在的政绩工程,为当地百姓谋得了不少福利,当他离开任地时,百姓们都排着长龙去送他,其受欢迎和拥护的程度,的确值得为官者学习和效仿。

    (4)天赋千古冠绝的文艺天才

    除了在地方任职,苏轼之后又回到朝廷当过吏部尚书(中央组织部部长)、兵部尚书(国防部长)等职。或许,正是因为官职的不断变更,以及任职地点的不断变化,再加上苏轼卓越的文学艺术天赋,他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成为一个全能型的天才(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考上全国状元的知识分子,像苏轼这样具备极高文艺天赋的并不多,像苏轼这样留下文学盛名的更不多)。

    首先,比诗歌,苏轼的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北宋诗歌双子星,并排北宋第一);再比词,苏轼的词豪放奔腾,影响后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北宋词坛两大腕,亦排第一);再比书法,苏轼的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书法在北宋排前四);又比画,苏轼的画与他的文同学,都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在北宋开辟一派先河,堪称画坛顶级高手。

    看到这里,作为普通人,不得不羡慕嫉妒恨了。苏轼这前辈,不仅成绩好,摆脱了书呆子的帽子,更考了全国第一。当时,肯定也是像现在的状元一样,骑着白马,戴着红花,青楼阳台听情歌,那威风劲儿可羡煞了众人。光成绩好,还不算最牛,苏轼官也当得大,先后当过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正部级领导当着玩),即使被贬时,也是到各大繁华市去当市长、军区司令。官当了还不说,苏轼诗词书画,样样在北宋排全国前几名,其中诗词还是第一。哎,人为什么差距这么大,苏轼这样的天才真让人又爱又恨,幸亏李白没有和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不然凭李白的性格,肯定会拿着长剑,跑到苏轼的豪宅大骂:上帝太不公平了,你这个文二代,名利权都被你占完了,还让不让人活啊!

    不过还好,这世间唯一还算绝对公平的就是,不管是皇帝,还是天才,他们都是要死的。1101年7月28日,66岁的苏轼北返回常州的途中去世了。一代天才就像一颗流星,在天空中划过的那一刹那,便注定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