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书记大姐
走来走去，我又从部队走进了大学。
我人生的第六个驿站。
进大学后我并不兴奋。当我终于拿到录取通知书，打电话告诉父亲母亲我已被川师录取时，父亲一句祝贺也没有，而是带着遗憾的口吻说，“哦，是这个学校啊。”父亲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大概对我也抱了很大希望。殊不知就是川师我也差点儿进不来，学校嫌我身体不好，还是我们军区招生办的同志替我力争我才进来的。
命运就是如此，不会让你事事如意的。
大学生活和我想像的有很大差距。图书馆当然是有的，书当然是很多的，但汤英所说的“你将会和许多优秀的人进行高层次的交流”我一点儿也没体会到，我们班上有一多半的同学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就是说，他们都比我小很多。我不是说他们不出色，而是在我看来他们还是孩子，他们差不多还停留在中学生时代，不会上图书馆，不会自学，整天就等着老师布置作业。
我被选为团支部书记，成了他们的大姐。本来我也是女生里最大的一个。记得第一次考了文学概论下来，全班只有我上了90分，老师说，你给他们讲讲你的学习方法吧。我当时觉得很麻烦，好像带了一群弟妹，我站在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板着脸说，你们不能再靠死记硬背学习了，你们必须学会看参考书，学会查资料，学会整理提纲，等等。语气有些不耐烦，弄得后来班上的男生都怕我，说我的眼睛像冰一样，这是毕业后他们告诉我的。
也许是三年的连队生活让我变得活泼不足严肃有余，我看不惯班上同学无组织无纪律的样子。有一次歌咏比赛，要穿统一服装，几个女生叽叽喳喳地闹，说她们借不到。文娱委员来告诉我，我火了，冲到她们寝室说，不许讲条件，借不到你们就退出！出来后我有些后悔，没想到那几个女生竟没生气，也没敢退出，而是老老实实地借齐了。到底还是小，让我给吓住了。
我们学校当时有20多个“部队学员”，每到换装的时候，学校总务科就会贴出通知，让我们去领军装。我一领回军装，我们寝室总会笑声一片，她们笑话我肥大的军裤，笑话我没有门的蚊帐，还有个歇后语，叫“裘山山的蚊帐，没门儿”。
时间长了，我们班同学和我熟了，知道我并不是个很凶的人，我每次进教室板着脸，是因为我紧张，不习惯众目睽睽。不爱开玩笑也是生性如此，后来慢慢改了。尤其是女生，有什么事也愿意跟我说了。我也愿意把整理出来的提纲借给她们参考，甚至还去男生寝室给年龄小的男生缝过被子。
但男生们还是有点儿发憷，不怎么和我说话，不叫我名字，叫我书记。有一回有个男生到我们寝室来找另一个女生有事，偶然看见我坐在床上打毛衣，吃惊不小，马上作为头号新闻回去发布：书记会打毛衣耶！我得知后不无得意地说，本书记还会绣花呢。真的，至今我们家还保留了我做姑娘时绣的一对枕头。
后来出了一件事，让我深深感到了同学之间的友情。
那年冬天我因好强坚持冬泳，结果体质太弱造成胃出血，校医让我到市里医院去看。我的两个同学李晋西和杜诗筠就陪我进城了。可城里的医院认为我没发烧，不让住院。李晋西看我实在是虚弱无力，就把我带到她姐姐家去疗养，我们三个一住就是三天，却忘了告诉其他同学。这下我们全班同学到处找我们，挨个医院去查，都没有结果，正准备登报的时候我们回来了，被男生们好一顿责怪。我心里怪感动的。
这些年我们大学同学时常聚会，男生们个个都人到中年，谁怕谁呀，见了面全都嘻嘻哈哈没大没小的，也拿我开玩笑。有一次他们就问我，你坦白说，大学时你收到过我们班谁的情书？我说很遗憾，在我收到的情书里没有一封是我们班男生的。高年级也有，低年级也有，甚至外校也有。大家就笑，也都相信。
去年我们学校校庆。我们班许多同学回到了成都，但没回学校，而是在一家宾馆聚会。我们围坐在一起，每个人轮流向同学汇报毕业20年的情况，工作，家庭等等。我一个个听，发现我们班同学是最老实本分的。第一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离婚，至少90%是原配。不是说离婚就不本分，而在于他们说起自己的妻子或丈夫时，都怀有感激之情；第二他们大多数仍在教书，热爱自己的工作，有的成了教学骨干，有的则当了校长或副校长。他们实实在在地工作，实实在在地生活，让我敬重。
28.逃学旷课
初进学校时我穿着军装，很惹人注目。有一回一个男生看着稀奇，频繁地回头，竟连人带自行车掉进了路边的水沟。我自己也觉得很不自在，不能端着碗边走边吃，不能加塞，不能抢占坐位，于是第一个假期我就赶紧从我妈和我姐那儿淘了些旧衣服，从此回到老百姓的队伍里，自在起来。
一旦混入老百姓队伍，我也就没那么自觉了。上大二时，我已不满足于上课考试，开始逃课，频繁地逃课。干什么呢？一是上图书馆看，恶补外国；二是去外面参加文学社活动。
进大学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图书馆借书。那个时期我把俄罗斯作家的主要代表作读完了。当时在俄罗斯作家里，我最喜欢的并不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而是艾特马托夫和巴乌斯托夫斯基。可能他们作品的风格很符合我那时的心境，抒情，感伤，忧郁，唯美。我还记得巴乌斯托夫斯基作品集的封面，是一幅列维坦的油画，一片宁静的森林草地，与书中的散文风格十分吻合。多年后我曾有意摹仿着巴氏的《细雨蒙蒙的黎明》写过一篇《南屏晚钟》。让我痛惜的是，这套文集不知被何人借走了，至今没有下落。我想再买，也一直没买到。
之后我开始读欧美作家的代表作，对我影响大的不是雨果、司汤达、马克·吐温或者萨特，而是茨威格、欧文·肖、毛姆等，还有英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费尔德，大概是我的思想和情感都还不太能接受沉重尖锐的作品。
文学书籍读多了，心开始变得不安分，情感也开始躁动，写一时又写不出啥，就开始频繁地参加各种文学社的活动。80年代初正是文学火热的年代，大学校园更甚，诗人一堆一堆的，诗社一串一串儿的。曾有个笑话，说有个男生跟他的同学说：我今天感觉极好，一下写了5首唐诗。
可见当时诗歌之普及，什么还没搞懂的人都在写。
我不会写诗，但我热爱诗。有个本子是专门抄诗的，舒婷的北岛的顾城的，一抄一大本，没事儿还背诵。一听说哪儿有文学活动，我都积极参与。记得与我们相邻的四川大学办了个刊物，叫《锦江》，当时很有名，曾发表了《思念你，桦林》这样的优秀作品。作者龚巧明我认识，后来我和朋友去她家玩儿，她牵着5岁的女儿送我们，路上她说，山山，看你那么单薄，风都能吹倒，哪像个军人啊？可是没想到几年后，她却在西藏遇难了。我再也没见到她。她遇难的那条尼羊河，我却路过许多次。我至今仍时常想起她。
话说回来，那时川大的学生到我们学校来卖《锦江》，我和我的两个好朋友就热情洋溢地把卖书的同学叫到寝室来，让他休息，还打饭给他吃。他自我介绍叫罗强烈。许多年后我又遇见了他，他已经成为一名评论家了。
那样一种热情，现在想想还是蛮可爱的。一听说哪里有诗社搞活动，我们就结伴而去。记忆中那时的诗社三四个人五六个人就能组成，通常是在野外席地而坐（没有茶水更别说咖啡了），气氛挺严肃，一个个诗人上去读他们的诗作，我们在下面聆听。老实说，多数我都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反正觉得很玄。但我也从来不好意思说不懂，更不好意思去问人家，就一直做专心状，做思考状。
我们三个人中，李晋西是写诗的，尽管我们是好朋友，但她的诗我也读不懂。这让我彻底放弃了写诗的念头。
我开始写，悄悄的，通常是旷课到图书馆去写。那时我认为写散文没意思了，要当作家就得写。可我连着写了四五篇，都无法结尾，这成了我最大的苦恼。这苦恼持续了一学期。后来我读了王汶石的短篇集，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一来我知道也不神秘，写成大白话也好看，二来似乎也知道该怎么结尾了。
到第三个学期时，我终于完成了我的一篇，叫《野菊，黄灿灿》。也不知怎么开了窍，终于把的门给关上了。跟着写了第二篇，《梨花静静地开》。听听这些题目就知道很抒情，很小资。野菊那篇写的是一个女大学生爱上了食堂的职工，梨花那篇写的是女兵爱上了连长。全是些虚无缥缈的爱情，当然很美好。这些至今没发表过，连投都没有投出过。但那是我最早的创作，是个很重要的过程。
印象中那时在教室里就是坐不住，有时明明是背着书包去教室的，走到教室门口就是不想进去，一转身，就从学校的后门溜到田野上去了，一个人在田野上晃荡到天黑才回来。现在分析，大概是我的青春期一直很压抑很苦闷，没机会表现躁动不安的毛病，到大学一放松就复发了。
最为严重的一次逃学，是我们三个好朋友与其他同学一起结伴去卧龙自然保护区，一逃5天，把我们系主任惹生气了，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我，因为我是学生干部，不仅是班上的书记，还是中文系团总支委员。如此不遵守纪律，影响太坏。
但有一点他们拿我没办法，也是我敢那么“猖狂”的原因：无论怎样逃课，我的考试成绩必在班上前五名。（我本想写前三名的，害怕记忆出错，留点儿余地。）每次评优秀学生干部总有我，因为评选条件中分数是硬杠杠。其实我每次都是临时抱佛脚，许多教材都是期末复习时我才找出来看的。那个时候记忆力真是好。
只有英语我是真下了工夫的。因为进校摸底考试时我是班上最差的一个，很没面子。上中学时我只学了“A long long life mao！（毛主席万岁！）”或者“we study hard for revolutionary！（为革命而学习！）”争强好胜的性格让我不甘如此，我只能认真对待，两年后结业考试时，我成了我们班第一名。
我就这么糊里糊涂很快地读到了大三。
29.诗集事件
读大三时，77级已经毕业分配。我们学校分来一位，恰好是我男朋友最要好的哥们儿，叫钟鸣。
这里简单交代一下我的男友。他是另一所大学中文系77级的，某一个暑假我们很偶然地在一个朋友家里相识了，一起畅谈了数小时文学。那时中文系男女大学生遇到一起主要是谈文学。男友滔滔不绝的口才和独到的文学见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我的一言不发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回杭州度假去了，等再开学时他就来学校找我，还是谈文学，每天都来。从他家到我们学校骑自行车要骑一小时，中间还要上几个大坡，他也不嫌累，整整持续了一周。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专门向学校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来做这件事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向本人进攻。当然，本人也没什么出息，就在他计划的时间内投降了。
我们开始谈恋爱后，钟鸣是最支持的一个，他看了我的照片，听男友讲了我的情况，就对他的哥们儿说，找到一个好女人，等于征服了世界的一半，你要好好珍惜。所以他哥们儿要写情书时，他就赶紧把自己的小桌子借给他，他哥们儿倾诉时他就当个好听众。当然他也趁机敲诈，我写给男友的信一旦落入他手中，那必用相当数量的菜票才能换回。
可钟鸣自己的恋爱却始终不顺。他是个地道的诗人，我说他地道，不仅是指他诗写得不错，还指他整个生活方式和思维状态都是诗化的，这就令他对恋爱的要求非常之高，或者说，他总是美化他的恋爱对象，诗化他的恋爱过程，以至最终失望。
他分来我们学校时仍没有确定恋爱对象，男友嘱我多关心他，我就和我的两个好朋友经常去教师宿舍看他。据说整个大学期间他就干了两件事，不停地写诗，不停地谈恋爱。这里就不细说了。他来了之后，把满腔热情投入到了诗歌上。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他要出一本诗集。那可不是他个人的诗集，也不是让出版社出，而是要自己油印一本兄弟们的合集。多么的大公无私，多么的自找麻烦。
我们习惯叫他老钟。老钟让我和李晋西、杜诗筠三人做他的助手。他先去收集了一批他认为不错的诗，然后进行筛选编辑，再然后一一刻印。我们三人每天吃过晚饭就去帮他做校对或更低级的杂活儿。钟鸣是个唯美主义者，他对我们的工作质量极不满意，总是挑剔我们做得不够好，偶尔我们手上有墨沾到了纸上他也会生气，而且每次都是同样的话：你们这些女娃子咋个那么粗糙哦！
李晋西愿意忍受是因为她是个诗人，热爱诗，我和杜诗筠愿意忍受是因为我们热爱诗人：当时我们两个的男朋友的诗都被他选在其中。
有一回我们干了很长时间，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仍皱个眉头说三道四的，不停地指责。我们终于烦了。在他上厕所的时候，我舀了一勺盐拌进他的白糖罐子里——他每天早上必喝咖啡的。结果第二天他喝到了世上绝无仅有的怪味儿咖啡，气得一整天没和我们说话。
老钟在10年后“报复”了我，他在他的随笔里写到我时是这么写的：“山山是杭州人。杭州自古出美女，但那已是古代的事了，山山生在现代。”我后来常引用他这段话，以堵住别人不切实际的夸奖。
再说当年，我们四个人每天吵了又干，干了又吵，终于还是把诗集搞出来了，题目叫《次森林》，还是我取的。那时我刚去过卧龙，拣回这个词，意思是刚开发的原始森林。老钟的心血总算没白费，诗集挺漂亮，里面还有木刻插图，还有些名言，比当时一般学生油印的诗集都要好。为了安抚我们，老钟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印在了诗集封底上，封为校对装帧之类的。我们也得到了心理满足。
殊不知正是这名字，日后给我带来了大麻烦。
当时那诗集就印了几十本，分送给了爱好诗歌的同学。之后我们很快毕业了，离开狮子山，留下老钟一个人继续在那儿抒情。
一年后的一天，已是军队教官的我，忽然被领导找去谈话，而且是政委和队长一起谈，气氛很严肃。政委问我大学期间是否参与过一本诗集的制作？我马上承认了，我不觉得那是什么坏事，加上诗集上有我的名字，想赖也赖不掉。他问我谁是主谋？我一听这词儿不太好，就避重就轻地说，没有谁是主谋，是几个同学一起干的。他就问起了老钟，他是不是主谋？我说老钟也就是个写诗的，他不是头儿。他又问我是否认识×××，我说不认识，但我知道他，他也是写诗的。我们那本诗集打头的就是他。政委说，他是不是主谋啊？我说不是，他哪里会是啊。他都不知道这事，是我们把他的诗选上的。政委忍不住说，你真是头脑简单啊，还帮人家打掩护，人家都把你卖了！
我这才知道，正是这个×××，当领导找他了解情况时，他为了解脱自己，一口推到我身上，说你们去找她吧，她什么都知道，是她找了几个人干的。于是我们的上级单位就找到我们政委，要政委和我谈话。我们政委的第一句话是：我了解裘山山，她从不写诗，不可能是她。人家就把诗集拿给他看，一看，上面还真有我的名字。他只好找我谈话了。
我听了有点儿生气，我想你也太不像个男人了，竟然让我来承担。又没谁严刑拷打你就这么容易当叛徒了？但我还是不想乱咬谁，我坚持说，第一，没有谁主谋，是几个诗歌爱好者一起搞的；第二，那不是地下刊物，没有卖，也没有宣传什么反动思想，只是作为学习交流的资料；第三，我参加是因为有我男朋友的诗，没有其他目的。
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怎么那么冷静那么理智，还谈了一二三。最后我们政委十分惋惜地说，你怎么会扯到这个事情上去？这事已经在公安局挂了号。这下好了，你晋级的事悬了。
我说那我也没办法，干都干了。
当时教导队正想把我从教员破格提拔为教研室副主任，就是说我正要从副连往副营上跳呢，此事一出，提拔的事搁浅了。和我一起报上去的其他教官都批了。
后来我知道，老钟也被问讯了。他比我严重，是公安局上学校去问他的，还开着警车。老钟坦然地说，这事儿与她们三个女娃子无关，是我一个人干的，她们只是帮我的忙。
后来诗集拿去鉴定，数月后鉴定结果出来了，没有反动思想，也没有不健康的内容，就是些朦胧诗。于是案子从公安局转到了省委宣传部，从敌我性质转为人民内部矛盾。
处理结果一下来，我们政委就迅速到干部部门去找人，要求讨论我晋级的事，几乎天天去催，后来终于赶在年底人事工作冻结前把我批下来了。虽然比其他人晚了几个月，但毕竟没黄。为此我一直感谢我们的政委，虽然跳的这两级并不关乎我的性命，但它让我再次相信人还是善良的居多，做个善良之辈最终是不会吃亏的。
30.好为人师
大学毕业时，有位副校长曾问我是否愿意留校，我说那得问我们上级，我不能做主。我们上级当然不答应，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大学生，等着用呢。于是我又回到部队，穿上军装，在当了7年士兵之后终于成为一名军官。
我被分配到地处成都郊区的凤凰山教导队当教员。其实这也是我个人的选择，当时有两个单位，一个在成都市区的某机关，一个是教导队。我选择了教导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觉得教导队单纯，我那时特别害怕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上我本来学的就是师范，当老师是学有所用。
教导队果然单纯，你把你的课讲完，就可以呆在你房间里干什么都行。而且教导队对教员很优待，我们每个教员一间大房子，配好了家具台灯之类，吃饭还有补助。我前面讲到的政委，后来任我们大队长，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干部，他自己就是个大学毕业生，非常懂得怎样使用人才关心人才。教导队三年的教书生涯是令我愉快的，我不仅成为一个好教员，还在那里发表了我的短篇处女作和中篇处女作。
教导队的学生都是营连两级的军官，他们到这里来是补习初中或高中课程，然后拿文凭。因为年纪大基础差，所以课得一门门地上，比如这两个月先上语文，考试完了再上数学，免得他们顾不过来。这样一来我们做教员的就辛苦了，要上连堂课，一讲就是四节，每天都有课，还是大课。那时我身体瘦弱，有时四节课上下来，连洗手的力气都没有了，一手粉笔灰就扑倒在床上。学员们形容我说：裘教员上课，声音越讲越小，脸色越讲越白。
但我喜欢当老师。当老师的乐趣是其他职业所不能替代的。特别是当你看到学生们在你的讲授下学会了某些知识或技能，你的成就感会油然而生。最明显的是教写作，刚来时学员写的作文和结业时写的作文，那差距真是巨大。他们毕竟是成人，有些事一点就通，作文讲评一次进步一次，很明显。
有些东西教起来就费劲了，比如拼音。你想他们从小没学过，如今都三四十岁了，舌头都硬了，怎么学嘛！我们有个女教员，教学员拼音时总也教不会，她烦了，就让他们反复跟她念“笨”字：下面跟我一起读：波—恩—笨！笨！笨！结果被学员们告到了大队部。
我只好耐心再耐心，一遍遍地领他们读。那天也是教声母b，我带他们读：“波艾白（b-ai-bai），白菜的白”。念了几遍之后我让他们自己念。有个学员就在那个地方一字一顿地念：波、艾、波、艾，然后喊我：裘教员，我怎么念不出来白啊？我走到他身边教他：你要连起来读，波艾白（b-ai-bai）。可我一转身，他又开始念“波、艾、波、艾”，真把我给气的，只好又回头去教。
还有一回讲逻辑，我写了几个病句让学员改。其中有个病句是这样的：春节那天，我们公社连演了三晚上的戏。
我一看这个错误很明显，就找了个基础比较差的学员来回答。他站起来说：这句话是错的。我说错哪儿了？他说，我们公社春节从来不连演三个晚上的戏，我们年初二就要下地了。
全场哄堂大笑，我也控制不住地笑，只好转过身去面向黑板。但我忽然意识到那学员还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呢，三四十岁的人了，我赶紧止住笑转过身去请他坐下，然后我说，刚才这位同学是从生活出发谈了他的看法，现在我们从逻辑出发来看它错在哪儿了。
这才把局面扭过来。
客观地说，学员喜欢听我的课。因为我常常脱离教学大纲，扩展内容，并加入我自己的观点。记得当时有一篇课文是莫泊桑的《项链》，按教学大纲上讲，它的中心思想是，通过这个故事，揭露了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之类。我没有这样讲。我说我从这个里读出三点意思，第一，那个女人不必为那个晚上后悔，因为那个晚上让她的人生有了亮点，每次回味都令她愉快，否则她一辈子都平淡无奇；第二，由于这件事，令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得以增强，所谓患难见真情；第三，生活要有目标才有乐趣，原先他们很盲目，后来他们就有明确目标了：挣钱还项链。这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充实，未尝不是好事。
我的胡言乱语让学员们感到很稀奇，也很有兴趣。毕竟那是80年代初，人们的思想刚刚开始开放，大概因为这些原因，我的课被学员们很认可，每次让学员们评教评学，我的得分都很高。
但有一回我上课时，有两个学员睡觉，一个把课本立起来挡着脸，一个低垂着头，不时地砸到桌子上。那天讲的是说明文，也许有些枯燥。但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下课时我说，今天课堂上有个别同学睡觉，不知是昨晚熬夜读书了还是加班工作了？我希望以后各位如果要在我的课堂上睡觉的话，一定趴在课桌上睡，尽可能趴舒服了。不用拿书挡着，反正也挡不住，也别支棱着脑袋，那怎么睡啊？搞不好还得磕破头。
学员下来说，没想到裘教员看着斯文，讲起话来绵里藏针啊。
不管怎么说，我喜欢当老师。到教导队的第二年我就被评为成都军区优秀教员，并荣立了三等功。十几年后我在某个场合遇见一个大校，他喊我，裘教员你还记得我吗？我抱歉地摇头。他说有一次你让我们写一篇守株待兔的议论文，你说我写得很好，还在课堂上念了我的作文呢？我真是记不清了，他着急地说，嗨，你忘了？我那篇作文的结尾是：同志们，收获是等不来的，让我们拿起猎枪上山去吧！
全场大笑。我再当了一回老师，我说，确实写得好！
至今我仍常常盘算着，某一天到一所乡村学校去教书。
31.笔会风波
因为当教员有了空闲，我又开始写了。
1984年，我把我写的一个短篇《绿色的山洼》投到了当时的《昆仑》杂志，写的是一位在山沟里超期服役的女兵，要离开部队前的事。编辑部的海波编辑给我回信，说基础不错，但还需要修改，他们编辑部正打算去新疆办个笔会，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一看当然愿意啊，你想想是去新疆，而且和作家们一起。
我当即去向我们大队长汇报。我们大队长皱着眉头说，什么笔会不笔会的，你走了教学工作怎么办？
我曾写过一篇《火线入党》，记录了这件事，现抄录于此：
我记得我们当时是站在教导队的大门口说这件事的，我正准备赶回到我所任课的学员二队去。听了他的话我心里顿时凉透了，一句求情的话也不说，扭头就往外走。天上正下着雨。大队长很意外，在身后喊道：哎，你怎么说走就走了？我话还没说完呢。
但我没有回头，径直走进雨里去了。那时我25岁，年轻气盛，自以为是，一旦受挫是绝不愿求人的。我冒着雨步行回了二队。事后我听人说大队长非常生气，他说，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走了！这个教导队还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待过我。
也许是淋了雨，也许是心情不好，当天夜里我开始发烧，到了早上就烧进了军区总医院。那时我像个易燃物品，一烧就上40摄氏度，把医生吓得不轻。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病好了，心情依然不好。我揣着医生给我开的全休三天的假条回到了学员二队，正赶上语文复习考试。学员们很紧张，一科通不过就拿不到文凭。我也跟着紧张起来，开始全心全意地辅导他们，白天在课堂上辅导，晚上在宿舍辅导，几乎忘了笔会的事，也忘了那张假条。
但这天一大早，大队长就派人来二队叫我，说是要开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这才想起自己还有这档事没了。我当兵时没入党，上大学四年也没入党，分到教导队后才发现这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因为教员们几乎全是党员。大队长一到开会时就说，有些人都25岁了，还不是党员。他一说这话我就知道是说我。感觉就像母亲说儿子，你都5岁了还不会自己穿衣服。于是我就交了申请。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讨论我的入党问题了。
我心里很不塌实，就给我的男友打了个电话，他老成地说，我虽然没入过党，但听人说开支部大会的时候，党员们往往会给申请入党的人提许多尖锐的意见，到时候你一定要沉住气。我说好的，我一定沉住气，随便他们说什么。
到了会上，我的入党介绍人——两个平时就与我很要好的女教员，说了我一大堆优点，然后其他人又补充了一小堆优点，我心里沾沾自喜。这时大队长开始发言了，他也先说了我几句优点，但接下来他就说要对我提出批评。我心里有思想准备，就做耐心状听他说。但我越听越沉不住气了。他主要是针对我想参加笔会的事来讲的，但他把这件事分析得很严重，说我“不服从组织、与组织上有对立情绪”、“掉进了个人主义的泥坑不能自拔”、“自以为是大学生就不得了”等等。我觉得太过分了，已超出了事实。我的心咚咚地跳，双腿发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反驳他，一定要反驳他！
恰好主持会议的人问我对大家的批评有什么意见，我知道通常这时候我应该说，大家批评得很对，我一定虚心接受并坚决改正。但我说不出来，我声音发颤地说：我觉得刚才大队长对我的批评有出入。
于是我开始为自己辩护。我说我是喜欢写作，但从没因此而影响过教学；我是想参加笔会，但你们不让我去我也没有消极怠工，我出院后一天病假都没休就开始工作了。我心里是不高兴，但我并没有什么不服从组织的行为呀。难道一个人连心情不好的自由都没有了吗？
我说的时候，嗓子哽咽得厉害，恨不能放声哭出来。但我一再对自己说，绝不能在这里哭，绝不能。几句话一说完，还没等主持人发话，我就逃也似的离开了会议室。
回到寝室，我的情绪仍无法平息，一个人在房间里走了两个来回，最后把藤椅搬到屋子正中央一屁股坐下。我想这下完了，笔会参加不了不说，党也入不了了，领导关系也搞砸了。
我的男友比较了解我的个性，不放心，就跑来了。进门见我一个人坐在屋子中央，就知道事情不好。听我说了个大概后他埋怨说，不是叫你要有思想准备的吗？怎么还是沉不住气？我说那根本不是批评，是污蔑！我就是永远不入党、永远不参加笔会、马上转业也不能听之任之。他叹口气说，好吧，既然你已经想到了这一步，就这样吧。
这时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进来了。一进门她们就紧张地说，你今天干吗，吓死我们了！我不吭声，总觉得一吭声眼泪就会流下来。但接下来她们说，总算通过了，还是全票。我大感意外，连问怎么回事？她们说，你走后全场一直沉默，谁也不说话。后来还是大队长开口了，他说，总的来说，这还是个好同志，有缺点等以后加入了组织我们再帮助她吧。这样大家就举手表决通过了。
我惊诧得说不出话来。男友则笑道，你这简直是火线入党嘛。
更让我意外的是，下午大队长又找我谈话了。他温和地说，笔会的事，队里经过研究同意让你去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大队长的四川口音确确实实在我耳边回响着，他说，北京冷得很，你要多带些衣服。
半个月后，我在笔会上收到了我们教导队训练处处长的一封信，他说我走后，学员们考试完毕进行了评教评学，几个教员中我得分最高。他还把学员们的评语寄给了我，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裘教员去北京是我们的重大损失。当看到这句话时，我的那一眶忍了很久的泪水终于落了下来，落在了北京。处长还说，是大队长叫他给我写这封信的，大队长说，没想到这个女娃子倔是倔，工作上还真没说的。
再说我到北京后的事。
不知为何，大概是经费问题，新疆笔会取消了，改成“首都青年军人笔会”，就是说，改在北京了。参加笔会的大多数人本来就在北京，都有地方住，只有我是外地来的，像个游击队员似的，短短一个月里搬了4个住处。
我不是个心理承受能力很强的人，这么来回的折腾，早已使我没了写作的心情。最最重要的是，我的稿子改来改去都通不过，或者说改来改去海波都不满意，我是带了一篇新作去的。他总是说我的作品没有“历史纵深感”，对人性的揭示不深刻，而我总是不服他。我们常常一谈就僵。
那时我的确像个中学生一样喜欢抒情，喜欢表现美好，海波却希望我能写出人性的另一面。每当他给我一些情节上的建议时，我总是断然地说，不可能这样，或者说，我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他大为光火，说怎么跟你谈稿子那么费劲儿呢？你怎么那么犟呢？但我就是固执己见。有一回他要我写老两口散步，他说，你就让他们默默地散步，他妈的什么话也别说。我惊讶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为何说粗话。当时我想，看来我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谈拢的。
由于稿子修改不顺利，而我请假出来时又跟领导表态说，一定能发表作品。所以最后一次搬到八大处后，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孤单寂寞，失落沮丧，烦躁不安，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想来想去，决定离开北京回成都去。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从八大处到文艺社的。偏偏那天海波不在编辑部，这更坚定了我离开的决心，我觉得谁都不管我。我就买了张车票直接去了火车站。坐在候车室里我给海波写了封信，其他话都忘了，只记得最后一句：“让你的历史纵深感见鬼去吧！我回成都了。”我把信丢进信箱，登上了火车。
海波收到信后非常生气，大概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者，竟敢不打招呼就走，而且出言不逊。可以说气急败坏。当时我们军区的简嘉也在北京鲁院读书，海波见到他后就把我的信给他看，说你瞧瞧你们成都军区的业余作者，居然敢这样！简嘉看了我的信后幽默地说，她这样做的确不对，但你得承认她的字写得很好。
后来每每办笔会，海波必在笔会开始时把我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参会人员，三令五申，不得效仿。
当然，后来的事都有些玩笑的意味。我想说的是当时。当我以如此不礼貌的方式告别了海波后，海波生气归生气，并没有记恨我。他非常了解业余作者的处境，他知道我离开单位一个月，回去得有个交代。于是在当年的最后一期《昆仑》上，他编发了我最早寄去的那个短篇《绿色的山洼》，那便是我的处女作。
我拿到刊物时，心里除了感激，更多的是惭愧。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笔会，和两个人干了架，最后又得到这两个人的帮助。到现在，他们仍是我的朋友。前不久我去参加我们大队长60岁的生日宴会。他很得意地向来宾们说，我早晓得她会有出息的，那阵她还是个黄毛丫头呢。
我想我就是去让他得意的。
1985年大裁军，我们教导队也在裁减之列。我本想转业考个硕士再去读书的，部队不允。于是1986年初，我调到了刚创刊的《西南军事文学》编辑部工作，从此开始了每日与文学耳鬓厮磨的生活，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