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干干净净写作
早上起来，把房间大致收拾一下，泡一杯滚烫的茶，我就进了书房。s`h`u`0`5.`更`新`快在我们家的几间屋子里，我最喜欢的是书房，每次进去，心情就没来由地好起来。有那么多书陪伴着我，真是于无声处听“智慧”。
等喝上第二杯热茶时——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我就打开电脑，开始写作了。
我的写作状态极为普通，有一台电脑一杯热茶就行。最奢侈的，就是再有一把花，散发出阵阵清香的那种，比如茉莉，栀子，那我进书房时就会飘飘然。
常听一些作家说，他们要住到外面去写，要夜深人静时写，要关门闭户地写，要拔了电话写，要烟雾弥漫地写，要喝着小酒写，等等，我都不能体会。我就是大白天，开着门窗，极其寻常地写。这大概是因为我的气质在家庭妇女和作家之间，更接近于家庭妇女的缘故。
当然，我得承认，大白天的时候，我们家里也很清静，大的上班去了，小的上学去了。窗外也很安静，除了鸟叫，基本没有声音。
我喜欢大白天写作，尤其是上午。除非是特别急的稿子，一般情况下我不熬夜，不是怕老，而是天一黑我的智商就急剧下降——本来就不高，经不起那么降。所以黄昏以后是我的享乐时光，散步、购物、看电视，当然，还包括料理一下家务，管管孩子的学习等。因为请了一个钟点工，大部分家务有人代劳了。我就是做一餐自己的午饭，午饭极其简单，以不饿死为原则。然后躺倒半小时，这是雷打不动的，之后再起来写，一直到黄昏降临，门口传来儿子的一声喊：“我回来了！”我就像得了解放令一样，赶紧离开电脑，好像早就盼着这刻似的。
因为是白天写作，我有几怕。第一当然是怕停电，我从1991年开始用电脑，已经被电脑宠坏了，离了它我不知所措。第二是怕通知开会，那一上午就完了。第三是怕电话，电话中最怕的，当属记者的电话。有时我正写在兴头上呢，他突然打电话来问你，对女孩子穿得太露有什么看法？你如果不说他就不放电话。好不容易对付了，没几天他又来了：请你谈谈什么样的成都女孩子才是美丽的？再过些日子，一个歌星到成都来演出砸了，他又问你对此有什么看法，还诱导你说，是不是应该让孩子不要追星了？开始我还比较客气，好歹对付几句，后来真有些烦了，我干吗老要中断自己的创作去配合他们的工作呢？而且所说的话还经常被扭曲。但无论再怕，也不敢拔电话，因为我还在编辑部任职，编辑部会随时找我。
对我来说，写作最要紧的是干净。房间脏乱差是断然不行的，我肯定先收拾屋子再说；手脏也是不行的，须先洗手，然后擦上护肤霜；环境闹也是不行的，如果窗外有清洁工锄草，我就只好停下来，我写作时连音乐都不放；心乱就更不行了，只能坐在电脑前发呆。
这么一说，我写作也是挺麻烦的。
须知在我们的生活里，干干净净不是件容易的事。
33.霸王无法别姬
看电影《霸王别姬》，觉得十分精彩。其中有多处令我感动和震动。比如一开始那个无限热爱京剧也无比凶恶的老艺人在训练小徒弟时，曾大声地说了几句关于艺术永存的话，大意是只要是人他就得看戏，畜生才不看戏。那么只要有人在就有京剧在。有京剧在就有他们艺人的出路。这话就让我十分震动，并由此想到了眼下文学的处境。
眼下老是有人为文学的现状担心。担心文学会被经济大潮湮没，担心文学会被各种文化快餐所替代，担心文学名著不再有人读，担心搞文学的人耐不住清贫都改了行。总之是担心文学的生存。其实大可不必。如果那位老艺人还在的话，肯定会为这种担心表示不屑的。
就说《霸王别姬》吧。楚霸王虽然早已走上了绝路，虞姬也早已为从一而终死去。但这段历史一旦成了艺术，他们二位就获得了永生。从有这出戏开始，他们就年复一年地死别，而又年复一年地活着。霸王总是在别姬，但霸王总是和他的姬在一起。他们永远活在艺术中，在艺术中相爱。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是如此。当京剧的《霸王别姬》观众开始减少时，就有了电影的《霸王别姬》。将来没准还会出现以此为题材的别的什么艺术种类的《霸王别姬》。
艺术的本质将永存，无论在形式上作了什么改变。因为人们需要它，人们离不了它。不可能说当人们温饱尚成问题的时候艺术可以繁荣昌盛，日子过好了反而没了它的领地。人们，无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他都需要在满足了最低的生存欲望之后享受精神生活。需要在艺术家们营造出来的艺术氛围中存活那么一会儿，需要在种超于现实生活之外的精神乐园里徜徉一下。以缓过劲儿来再面对现实。这实在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何况总还有一些把艺术创造视作生命的痴人。
因此，当我在电影院里，听着左右的人为这部好电影感动、赞叹或唏嘘不已时，我就知道我们搞文学的是永远有路可走的。除非你自己退出去了。
霸王他身不由己，无法别姬。
虞姬也身不由己，只能从一而终。
34.红烧肉与写作
有一次丈夫提出要吃红烧肉，并且主动把肉买回来了。我满口答应。因为我正在为“今天吃什么”这个问题犯愁，何况红烧肉还是我为数不多的拿手好戏之一。可以说它是我从娘家带来的惟一嫁妆。
其实做法很简单。先把肉切成小方块，在水里稍煮一会儿。再把要同烧的香菇也洗净准备好。然后就放上铁锅倒上菜油。油烧熟时再取一勺糖搁进去熬，等油变得金黄时，就把肉倒下去翻炒，然后是酱油、盐、葱、姜及黄酒，各路诸侯会战。等香味儿出来后，就放入香菇加上适量的水并关小火慢慢地熬。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又红又亮。
那天我就是按这个程序进行的。香味儿出来时无比陶醉，想着晚上又可以美餐一顿并且得到夸奖了。正好一个朋友来电话，问我干什么呢。我就说我正在贤惠呢，做红烧肉。
放下电话我即打开了电脑。之所以急着中午就把红烧肉烧上，就是为了下午能写上一会儿。在进入写作之前我还清醒地想到，过十分钟得去看一下。我知道那肉是很容易烧焦的。
我从电脑里提出一篇写了一半的，想继续往下写。先读了一遍，觉得不太顺，就从开头梳理。渐渐地，就进入佳境了，噼噼啪啪地写了下去。写着写着，我觉得口干，就站起来去厨房添茶水。
刚拉开门，就听见“嗞嗞嗞”的响声，紧接着，一股袅袅的青烟在我眼前升起——我竟然把红烧肉全忘了！我一个箭步冲上去，先关掉火，而后掀开锅盖：顿时，一股焦煳的气味扑鼻而来，一半多的肉和香菇都已变成了黑炭。
我无比无比地沮丧，还无比无比地悔恨。要知道，这锅肉花费了我一个中午的心血，而且（关键是“而且”），我已不止一次犯这种错误了。每次犯这种错误后，我都对着一锅黑肉赌咒发誓地想，以后一定注意！一定注意！可没想到今天又这么明明白白地栽了。
我简直没有勇气再面对这样一锅黑肉。可不面对又怎么办？丈夫今天早上是满怀“晚饭要吃红烧肉”的心情走的，我总得给他对付个大概吧？于是我又照老办法来：将烧焦的肉和香菇一块块地拣出来，用一把厨房专用剪将焦煳的部分一点点剪掉。然后放回到洗干净的锅里，再重新加酱油之类的作料烹烧。虽然数量上少了一半，但总比没有好。
丈夫下班回来，我沉痛地说：我又把肉烧煳了。丈夫笑笑，非常宽容地说了声“没关系”。但那碗肉摆上桌后，他只碰了一下就不再碰了，他的儿子当然更不碰了，爷两个一下子都热爱起蔬菜来。我只好自己去吃。吃了一块，确实不好吃，有股苦味儿。心想只好放弃了。
倒肉的时候，我心情沉痛。因为沉痛，就忽然悟出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我是不能在写作的时候同步做其他事情的，我没这个能耐。因为连红烧肉这样的小事我都顾及不了，就更不要说其他风风火火的大事情了。我只能一样一样来做。现在我专心写作，那就全身心地投入去写。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把写作视作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么，我再专心去烧红烧肉或者做别的什么吧。
如此想来这烧焦的肉并非无一点好处。
35.爱爱情
有些读者认为我喜欢写爱情，其实准确地说，我喜欢写女性故事。女性的命运更让我关注，似乎从文学的意义上说，也更值得关注。她们的敏感，她们的浪漫，她们的善良，她们的脆弱，她们的坚忍，她们的单纯，她们与自然的贴近，等等，都让人喜欢。她们几乎就是一些活在文学之中的生命。
在我看来，女人的生命往往是以爱情作为支撑的，她们把爱情当成了生命的全部。即使有一些比较理性的女人知道不该如此，可一旦陷入情网，就不顾一切了。并没有一个仲裁。不过，我还是不希望女人们如此，我还是希望女人们的生命中有两个支撑，这样当其中一个垮塌时，整个人不会随之垮塌。
我在回头看自己的时发现，我写的那些爱情故事，没有一个是可以让读者替主人公松口气的，要么是相爱的人最终分手，要么是相爱的人彼此失望，没有一个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没有一个是像童话故事那样，“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知道这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欣赏品位。很抱歉。是不是骨子里，我也是个对爱情持悲观论调的人？即使我清楚地看到了她们身上不可避免的悲剧因素，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走向悲剧？但从写作的角度说，我这么写，是因为这么写才有故事。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名言：爱情的幸福过程大都相同，爱情的悲剧结局却各有各的不同。从最初的心动，到若有若无的暗示，到刻骨铭心的思念，再到如胶似漆的缠绵，这些过程，肯定是大多经历过爱情的人都经历过的。但最终失去爱情的原因，却各有各的不同。这不同里就有个性，就有意味，就有让我心动的情愫。我喜欢探究不同的人生。
当然，也因为我自己是女性。写作时我从没想过要隐瞒或模糊自己的性别。作为女性中的一员，我不用换一个角度，就能较多地体察到女性的内心世界，情感世界。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结局如何，爱情都是美丽的，即使是悲剧也是美丽的。我这里所说的美丽，是审美意义上的。今后我肯定还要不断地写爱情故事。爱情让人类生活变得美丽而生动。我“爱爱情”。人类生生不息，爱情就会生生不息。
36.文学以外
有一天我去一位阿姨家采访。这位阿姨是50年前我军首批进藏的女兵之一，如今已是个头发花白、年逾花甲的老人了。说起往事，她并没有我想像的那样滔滔不绝和激动，而是非常平静，甚至可以说有些淡漠，几乎是我问一句她说一句，好像那些事并不值得一提。
后来我提出要看她当年的照片，她就拿了本相册给我。
我一页页地翻，企望把我所了解的她和照片上的她融会在一起。忽然，有张照片一下子抓住了我。照片上是两位军人，一个高大，一个瘦小。高大的是男人，瘦小的是女人。当我得知这就是阿姨当年与她丈夫的合影时，我的心被一种强烈的感觉击中了。
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形象差异吗？
照片上的阿姨看上去就像个孩子，一身肥大的军装裹住了她瘦小的身子，一顶军帽压住了她所有的头发。而她的丈夫却非常高大，也可以说非常英俊威武。他们不像是夫妻，倒像是首长和警卫员。其实他们之间相差不算特别大，9岁，照这张照片时阿姨已经23岁了。
那么，是因为他们的表情吗？
他们的表情非常严肃，甚至可以说是肃穆。仿佛是历经沧桑的老人，和今天这个年龄段的人比有着天壤之别。后来阿姨给我讲了照这张照片时他们经历的事。虽然阿姨说得很平静，但我却感受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有些伤感，有些难过。因为我知道，阿姨当初是被组织上介绍给她的丈夫的。
正在这时候，阿姨的丈夫——那位当年先遣进藏、在西藏一直干到退休的老军人回来了，他曾是我们军区的老首长。阿姨介绍了我之后老首长马上说，我那儿还有她的照片呢。
他不说老太婆，而是说“她”，这让我有些意外。很快，他从楼上拿下照片来。他笑眯眯地说：你看看她，跟睡觉似的闭个眼。人家都睁着，就她闭着。阿姨不好意思地笑了，阿姨的笑容在那一刻变得很温暖。阿姨说，我都没这张照片了，你咋还有？老首长说，我保存的好呗。然后老首长又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看看，人家都睁着眼，就她闭着眼，就她照个瞎子。
我接过照片看，那是当年进军西藏之前，阿姨和她的几个女同学的合影，阿姨的确闭着眼。这张照片给我的感觉远不如刚才那一张多，但老首长说起这张照片时的神情打动了我。那是一种什么神情呢？说慈祥，说喜爱，说温情，都不够准确。但有一点我知道，那里面有爱，有一种相濡以沫半个世纪后无需表达的爱，甚至还有一种长辈对孩子的疼爱。
我重新去看他们的合影，心里的伤感渐渐被温暖所取代。我终于明白，自以为什么都明白的我其实是没有明白的。即使我知道了他们所经历的往昔，我也不会明白他们在经历之后生命所呈现出来的样子，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美丽样子。
我的心里一时间哽咽得厉害，很想流泪，于是匆匆告别。
晚上，当我在电话里跟一位朋友说起这事，说起这张照片时，忽然冲动地说，我一定要为这张照片写一篇。
我常常因为文学以外的原因而创作。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创作能够成功和总是失败的共同原因吧。
我不想改变。
37.温和的魅力
有位编辑在评价我的短篇时，用了“温和的戏剧”这个说法，一看之下我觉得十分贴切。
我的短篇的确极少有激烈的冲突，也极少有大喜大悲。我不否认生活中时常在上演着大悲剧或大喜剧，但我这个人却不适合去表现那些“大”东西。天性使然吧。再者从某种意义上看，生活本身大都处于温和的甚至是平庸的状态，但在我看来，这种状态正是寻常生活魅力之所在。因此我喜欢把那些生活中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事、小冲突作为题材，它们不激烈，却很有味道，充满了温和的魅力。有时它们甚至还不是“事”，只是一个片断而已。但它们却能够吸引我，诱惑我，让我产生创作欲望。
在将这些小事小片断繁衍成时，我往往喜欢赋予它们一个意外的结局。这一点，也是别人说起我才意识到的。别人说我的大都有个欧·亨利式的结局。回过头去看，果然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很多时候，我是由于有那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摆在那儿，才有了写作冲动的。
但实际上在短篇的创作中，我更看重的并不是故事，而是对故事的叙述。每当我找到一种好的叙述感觉时，我就会产生一种快感。故事本身是否精彩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把它讲出来。在讲的过程中展示一种叙述的魅力。当然，一个好的应当是故事与叙述的完美结合。但由于是短篇，我想人们往往更看重它的叙述。
我喜欢写温和的戏剧，也喜欢采用温和的叙述方式。比如这里所发的三个短篇，所讲的故事在生活中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我却挖空心思地把它们变成了。由于它们太不起眼了，我只能采用这样一种温和的叙述方式，不喜不悲，不哀不怒，不露声色。
但愿我的温和的戏剧和温和的叙述，能对读者产生一种温和的魅力。
38.是我对生活的设问
青年评论家洪治纲曾指出，我的短篇几乎全部是针对当下生活的，特别是那些并不具备某种重大历史意义和尖锐冲突的普通生活，他问我这是否隐含着我的某种以小见大的创作追求？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但回头看看我的短篇，的确如此，我几乎都是写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只要它有点儿意思，触到了我的心灵，让我心里一动，就会产生创作冲动。至于它能不能“以小见大”，我似乎不太在意，因为“大”是一种没有边际的东西，并不是自己想“大”就能“大”得了的。
一般来说，有两种类型的故事容易被我看上，一种是有意思的，一种是有意义的。当我觉得某个故事有意思时，我会在这个“意思”中作些思考，努力将这个“意思”有效地多层次地表达出来，写出故事后面的故事，故事后面的心情。我想，这些应该属于理性的控制。但在具体叙事中，我更注重的，还是将人物写活，写生动，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展示，让好看。
我不太喜欢象征意味很浓的东西。这可能和我的个性气质有关吧，我曾开玩笑说，我的个性气质在艺术家和主妇之间，更接近于主妇，比较生活化，所以我喜欢写一些有意思的小人物小事情，只要有点意思，有点儿内在韵味，我就会着迷，想把它表达出来。对于那种很深邃、很抽象、很哲理的东西，天生有点儿畏惧，只好敬而远之。同时对那种恶的东西，也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不想去揭示它。
我想我的这种对日常生活的执著关注，可能与生活经历有关。我以为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在选材上的偏好，是和他的生活阅历、情感方式、文化修养乃至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的。我一直生活在相对平静的秩序中，没有遭遇重大的人生坎坷，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苦难，这种平顺可能就造成了我心迹的平和，也影响了我对那些非常重大的或者尖锐的事件发生兴趣。
如短篇《保卫樱桃》，故事是我从饭桌上听来的，讲的人把它当成一个荒唐的笑话来讲，听的人当然也是当成笑话听的，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笑。但笑过之后却放不下，总在心里硌着。特别是听到最后，讲述者说学校只好把樱桃树砍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可能是因为我很喜欢树吧。我就想，如果我是那个学校的校长会怎么样？我会和他们斗争吗？很多时候，就是我对生活的设问，也是我对生活的回答，这种设问和回答，就形成了一个。最后女校长妥协了。女校长的痛苦并非在于樱桃有没有保卫成功，而是在于她像堂吉诃德斗风车那样对现实的无能为力。
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女校长，她体现了我的理想和苦恼。
39.认真写作，糊涂生活
我曾经在一个挺严肃的会上作过一次挺严肃的发言，叫认真写作，热爱生活。事实上我认真写作是真，热爱生活却是要打折扣的。准确地说，是认真写作，糊涂生活。
比如我现在的模样，披散着头发，憔悴着脸，穿一件旧棉袄，抱着一杯热茶，懒懒地坐在电脑前，怎么看怎么也不像个热爱生活的女人。有一回我写累了，就以这副模样出了门。先走进一家名牌服装专卖店，两个小姐坐在那儿剪指甲聊天，根本不理我。我尴尬地退出来，又进了另一家店。这家店的主人无比热情，一气给我推荐了三件衣服。她说大姐你上我这儿来买东西就对了，我这儿的衣服都是最便宜最实惠的，好多下岗工人都专门上我这儿来买衣服呢。说得我无言以对，只好买了一件她推荐的衣服。
老实说，我的衣橱里也有些像样的所谓名牌衣服，可穿起来太麻烦，不但衣服鞋要配套，还要化妆，还要去理发厅吹脑袋。一般我不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干吗呢？反正我总是面对电脑。电脑又不计较我的模样。除了穿，吃上我也很马虎。特别是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绝不会花半小时以上的时间来做饭。通常是打开冰箱，找出一点剩饭和剩汤，烩在一起填进肚子了事。书上说，厨房是女人通向幸福的桥梁，可我实在不喜欢这座桥。
当然，不喜欢我也会去做，谁叫咱们是主妇呢。可因为糊涂，出错率很高。比如烧焦好端端的一锅肉，比如稀饭潽一地成了干饭，再比如明明是出门买东的，结果买回的是西。后来我就养成了先写单子后上街的习惯。但还是要错。有一回我就照着单子去菜市场买东西，一气买了一斤肉馅儿一斤肉片三斤排骨，外带老贝（小狗）的两斤猪肝。老板辟里啪啦一算，三十好几块，我付了钱，很有成就感地回家了。一进门，老贝朝我欢呼雀跃。我想，哎，我怎么没给它买猪肝呢。再一想，那我刚才干什么去了？
这才意识到自己两手空空。只好倒回去拿。老板倒是把肉给了我，但拉个脸。他肯定想，要忘你就彻底忘嘛，这算什么？让人家空欢喜。
其实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多数情况下是卖主叫住我，说，哎你东西没拿。我便连声道谢，然后灰溜溜地走人。因为马虎，我丢东西的频率颇高，其中最爱丢的是手套，而且总丢一只，这让我很恼火。有一回买菜，我又丢了一只手套，心里恨恨地想，要丢就丢两只嘛，人家捡去了还能用，丢一只算什么？我就往回走，突然发现手套就躺在我刚才买白菜的摊位前，我走过去，把手上这只也扔下和地下那只在一起，心想谁捡到就归谁。可转身时我忽然想，既然已经是一双了，我为什么不把它们捡起来？
好在糊涂归糊涂，我的生活倒也没出什么大差错。而且一旦出门去开会或参加活动什么的，我也会振作起来，把自己收拾得像个作家的样子。谁说女为悦己者容？现在的情况是，女为天下大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