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很重要，中国人特别在意这一点，遂有了死要面子这一说。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落魄得很，但坚持穿长衫。那长衫很脏，很破，也不肯脱下来。因为这件长衫，攸关面子问题。在旧时代，劳动人民都是短打，只有读书人才着长衫。穿短打，为的是劳动时的方便，外国有“短裤党”“蓝领”这一说，工人阶级的代名词。穿长衫，潇洒是有了，风度是够了，但要从事体力活的话，会很碍事，动作不能过大，走路不能太快。
孔乙己先生其实相当穷困，那一件长衫不知穿了几多年头，可这是他的一张证书，证明他曾经是读书之人、进学之人、斯文之人，说不定还是曾参加过科举之人。这和如今很多并不写作文学作品的人，非要参加作家协会做一名会员的虚荣心有点近似。为了这份进过学、读过书的面子，他说死了也不肯脱下这件长衫，而改着短打的。可他无业，无业也就无钱，无钱就得找点营生，赚两个小钱糊口。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替有钱人家抄书。于是，抄书之余，免不了偶然做些鼠盗狗窃的事，也就免不了挨打。这也是中国人对小偷小摸的常规惩罚，而被打者通常也只护着自己的脸。所谓“打人莫打脸”，就是说，你打我哪里都可以，独独别打脸。脸，即脸面，对特别在乎面子的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
有一次，他腿裹着蒲包，用手扶地，几乎是爬来酒店沽酒喝，掌柜见他如此行状：“你又偷了东西了！”他也不作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掌柜的反问：“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他低声解释：“跌断，跌，跌……”他的眼神，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这就是民间谚语“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典型写照。
为了能够说得过去的一点虚荣心，为了并无实际意义的一点自尊心，中国人常常不得不委屈退让，忍辱求全，不得不低声下气，甘受作践。
其实，这句“死要面子”的民间谚语，来源于中国封建社会里的“谥”。这个已经死去的汉字“谥”，才是真正的“死要面子”的本意。应该说，人死之后，万事皆空，有面子，或者，没有面子，与死人无涉，只是活人在争这份面子而受罪罢了。虽然，“谥”，在古代，是一门学问，还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但辛亥革命以后，“谥”也随之消亡。不过，类似的“死要面子”风气，迄今不衰，便有知往鉴来，稍加涉猎的必要。
若从编年史的《资治通鉴》来看，书中第一位有谥的帝王，该是东周的威烈王。公元前425年的一位名叫姬午的帝王，在位25年，据《谥法》：“猛以刚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对这位有名无实的君主，够高看的了。南齐的沈约批评说：“诸复谥，有谥人，无谥法。”从一开始，谥，就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事物。第二位，也按《资治通鉴》的排列，是晋国的智宣子。据《谥法》：“圣善周闻曰宣。”可元代的胡三省则说：“智氏溢美也。”溢美二字，称得上是诛心之论，把千古以来所有的谥，也包括所有为死人专写的讣告，以及追思缅怀的文章，一言戳破。
悼念文章，总是尽量挑好的说，是可以理解的。有的连最起码的针砭也不存在，也就不必深究。何况上帝让人们对死者宽容呢？因此从对死者的纪念出发，肯定得强烈一些，褒扬得光辉一些，描画得灿烂一些，美化得辉煌一些，好像也是正常现象。至于逝者生前美中不足的方面，不无遗憾的方面，难与外人道及的方面，见不得光天化日的方面，按照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大人之过，日月之食的夫子之道，为贤者讳，尽量避之隐之，也属人情之常。就像孔乙己先生身上穿的那件长衫，也就只好让他一直穿下去了。
然而，国人之形而上，之绝对化，之矫枉过正，之有过之无不及，弄得这种呜乎尚飨的文字，效果却适得其反，令人啼笑皆非。
当然啰，九泉之隔，阴阳之别，生死异途，触物伤情，难免不能自禁，这是可以理解的。拿点纸巾擦擦眼泪鼻涕，也就算了。用不着化腐朽为神奇，立丰碑于乌有，原是有限之水，怎能潺潺不断，更不能波澜壮阔！本是凋零之木，焉会葳蕤常青，更不会繁花似锦！不过一个普通作家，冠以大师头衔，那是黑色幽默，写过几篇普通文章，居然称作不朽，更是笑话奇谈。曾经说过几句创作经验，竟成金玉良言。当过两天文学官员，摇身变成大牌作家，令人“叹为观止”。其实，大家心里明镜似的，不过子虚乌有罢了。可这些悼念文章，把这些离开我们的死者，溢美得天花乱坠，吹捧得光环四射。功勋光荣之极，人格伟大之极，毕生正确之极，甚至连毛病和缺点也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白璧微瑕，不足挂齿。
溢美是需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要溢得适度，溢得恰当方好。其实，话说回来，脱掉那件长衫，还孔乙己先生本来面貌，也许更真实，更有益于后来。否则，历史将是一本糊涂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