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一篇《买记》的杂文。其中，引用了《论语·季氏》的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细细品味，很有道理。
老了，就要见好就收，就要适可而止，就要鞠躬谢幕，从运动场中回到看台，当一名观众。人的一生，其实是一个加减法的过程，年轻时期，不断地追求，不停地获得，是加法。进入老年以后，便是减法了，一直减到两手空空，如同刚出生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那样，再离开这个世界。至此老天拔地，老眼昏花，老态龙钟，老朽无能之际，你老人家还不厌其烦地求，还不厌其多地得，那就很不令人尊敬了。
《小学大全》的著者，为清乾隆朝人尹嘉铨，一位道学先生，官做得也不小，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长官，熬到这个位置上，也就可以了。人就是这样：没有钱的时候，物质欲望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欲望就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会浓厚得可怕。尤其人到晚年，更着重声名的满足。
没名者求名若渴，有名者求名更热，名小者求得大名，名大者与人比名。按说，一个人当上了皇帝，譬如隋炀帝杨广，应该是得到了名欲的最大满足吧？不！他对大臣杨素说，我的骈体文、四六句，也是满朝第一、当仁不让的。因求文名，他竟把一位诗人杀了，还说，看他今后还能写出比我好的诗？
由此可见求名者那一颗不得安宁的心。
小孩子希望大人注意他，就闹“人来疯”，这是初级阶段的求名。成年人企图引起别人的注意，或颠三倒四，装疯卖傻；或出出洋相，唱唱反调；或奇形怪状，哗众取宠；或故作悖谬，语出惊人……炒作自己，不顾廉耻，这是中级阶段的求名。
最厉害的，还数不甘寂寞的老年人，抖擞那一把快要散架的老骨头，才叫不肯安生。这都是我们这些年来屡见不鲜的风景了，凡出场、出席、出镜、出台，总有他们身影在；凡褒扬、授奖、表彰、上榜，总是他们当主角；凡聚会、团拜、联欢、饭局，总推他们坐到主座；凡检查、视察、剪彩、指导，总少不了老爷子临场……众星捧月，水涨船高，老当益壮，风头更健，这是高级阶段的求名。
由此看来，名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的。
尹嘉铨已经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论理，享他老太爷的清福吧！不，他怎能就此罢手呢？因为“名”这个东西，如同海洛因，染上了就难戒掉，一生一世也摆脱不了。甚至奄奄一息，回光返照，悼词怎么写，墓志铭怎么刻，是“坚定的”，还是“坚强的”；是“久经考验的”，还是“忠诚的”，都是放心不下，斟酌再三的。
这就好比文学界的名士贵媛，作品放在头条，还是放在二条；得正式奖，还是得提名奖；是著名作家，还是知名作家，都会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讨价还价，面红耳赤的。看来，这是“名”之酷爱者的古今同好了。
所以，尹嘉铨想出来为他父亲请谥，也是名欲熏心，才弄得不安分的。鲁迅先生写道：“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祸。”
“戒之在得”，说来容易，做到却难。近年来，文坛上有那么一些人，写得不那么太坏，可以，但绝说不上写得很好。能力有大小，才华有高低，这本也无碍，但一定谋什么头衔，当什么委员，顶什么桂冠，挤进什么排行榜，而奔走竞逐，累得屁滚尿流，巴结攀附，功夫全在诗外，为这个“名”，折腾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而且，不知伊于胡底？
也许文人更容易为名所诱，为名所驱，所以，尹嘉铨做出令乾隆爷大为光火的事，也就不必奇怪了。
公元1781年4月，乾隆西巡五台山回銮，驻跸保定，在籍休致的这位前大理寺卿，按捺不住他的表现欲了。当然，这样的接驾盛典，侍候过乾隆的他，怎么能缺席呢？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北眺望，会不会从大路上飞来一彪快马，奉圣旨，亟传老臣尹嘉铨入觐。其实他应该明白，官场是很势利的，所有冀图固宠的臣下，只是希望皇帝的眼睛眷顾于他，哪里愿意他老人家出现，而分散皇上的注意力呢？这位道学先生，站在路口，左望不来，右望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
博野位于蠡县、安国之间，离保定府，要是有私家车，也就几十分钟的路程，照老先生退下来的三品官，享受二品的离休待遇，肯定地方政府会给这位京官，配官轿侍候的。要不，他自己去一趟，尽一分老臣护驾之心，人家不会用乱棍将他打将出来；要不，他就现实主义，死心塌地在家待着，只当没有发生这回事，也就天下太平。
可是，名欲烧心，使得他坐卧不安。人老了，就像一个老小孩，很拿他们没有办法。这位假道学，去吧，怕人家把他这过气的官僚不放在眼里，主席台，上不去，贵宾席，没位置，只能跪得远远的，用望远镜才能看到圣上。不去吧，这就意味着他真成了在野之人、无名之辈了，这是他绝对受不了的。又想吃，又怕烫，既自尊，更自卑，那一夜，尹嘉铨光在炕上折饼了。
苦思冥索大半宵，他终于想出来个锦囊妙计，为其老爹尹会一请谥和从祀，是个绝好的主意。皇上恩准下来，不但孝子当上了，风头也出尽了，想到这里，尹嘉铨高兴得直搓手。天色露曙，让下人赶紧为大少爷备马，火速前去保定府，向乾隆皇帝行宫呈上这份自以为是两全其美的奏折，哪晓得名未求着，反倒搭上了一条老命。
其实，皇帝也未必不小人，乾隆一看，你尹嘉铨不来朝拜，不来面谒，竟打发你儿子来，也太荒谬，太嚣张，也太目无王法、目无纲常了吧？或许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使得乾隆看到尹嘉铨的请谥奏章，马上龙颜不悦，面露愠色。“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
可接下来，看到尹嘉铨请祀的另一本奏折，打的旗号是请批准本朝的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这当然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然而，发现奏章中这位老先生“名”令智昏，竟敢奏请“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等不逊词句，弘历不是昏君，对如此下作、如此无耻的挟带私货的邀名行径，乾隆能不勃然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尹嘉铨还在家里静候佳音呢！谁知死期已经不远。
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冯延巳的“吹皱一池春水”，这两位诗人敢于跟皇帝逗逗闷子，都是有先决条件的，是吃准了皇帝在那一刻心情不坏，胃口很好，血压正常，精神不错。问题在于尹嘉铨退居乡闾，已是闲云野鹤，肯定信息阻绝，孤陋寡闻。再加上人老以后，脑细胞固化，容易囿于己见，自我封闭。被人总捧着，总抬着，也容易自以为是，自成一尊。
所以，他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当回事，乾隆在第五次南巡前，已经处理了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的诗狱，这是一件很大的案子，涉及了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他在北京还有公馆，能看到《邸报》，也会有人通风报信，但他忙于讨小老婆，竟疏忽了。
凡文字狱，都是先有小人举报，然后才有皇帝震怒，下令严办，然后才有杀一儆百，人头落地，这次也不例外。在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发现了“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的犯禁诗句，有人举报出来，因为这种影射讥刺太过显露，触动了清廷种族忌讳的敏感神经，定为十恶不赦。于是，将已死多年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从棺材里拖出来戮尸，其孙徐食田论斩；失察的江苏布政使陶易，列名校对之徐首发等俱押往斩监候，用现代的话说，也就是死缓罪吧？
最关键的一笔，也是尹嘉铨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对江南大才子沈德潜的处理。算起来，这位已故的礼部尚书，是声望不让其父尹会一的朝廷同僚。尹会一是道学家，沈德潜是诗人兼诗评家，而且还是乾隆做诗的枪手。所以，尹会一虽任过吏部员外郎、工部侍郎，能面见乾隆，但得睹天颜的机会很少。沈德潜则不同，是乾隆十分赏识、亲自擢拔的首席御用文人，经常蒙召到内廷，赐平身，可以坐下来与陛下谈论诸如唐诗和宋词，李白与杜甫之类话题，很神气一时的。
此人也是太老了的缘故，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第一笔杆，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文人皆喜欢被捧，老文人尤其需要大家捧。捧昏了头的沈大学士，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倚老卖老，为这部诗集的作者写了篇传记，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夺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的处置。
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缠心，求名心切，应该从三年前发生的这次文字狱吸取教训。鲁迅先生分析道：“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以为‘太平盛世’之累。”
所谓学说，所谓门徒，所谓门户，或所谓流派，或所谓渊源，或所谓圈子，或所谓山头、江湖……说到底，无论过去，无论现在，那些权威、大师、泰斗、名流，老了以后，一定要当老爷子、老宗师、老太爷、老祖宗，就是要大家高山仰止，礼拜赞美。生命不息，求名不止。名，对他们而言，如同氧气和水，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了。
要让尹老夫子明白，人到了这把岁数，“血气既衰”，“应该”戒之在得”的道理，是绝不可能的。名，上了瘾，也是无药可治的。
大学士三宝奉命主审这件案子，此人手法，与几百年后的红卫兵批斗“走资派”采取的策略大致相同，先从生活问题、男女关系入手。所谓批倒批臭，只要在臭字上大做文章，将其批臭之后，不倒也歪了。
对这位道学先生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就是纠劾他强娶烈女为妾的道德败坏一事。跪在堂下的尹嘉铨，一边掌自己的嘴，一边骂自己寡廉鲜耻，欺世盗名，假道学，伪君子。
三宝审讯以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
康雍乾三朝，迭兴文字狱，血也流得够多的了，杀鸡给猴子看，阻吓作用也已起到了，大多数文人也都把尾巴夹得很紧。乾隆便不让他受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恩准”他一次痛快地死亡。
这位著作等身的大文人，就为他老了老了还不知缩手，还想“得”到更大名声的行径，为这个“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虽然，尹嘉铨案是个特殊的个例，但《论语》里这句“戒之在得”的古训，对已经到了夕阳西下、桑榆晚景的老人来说，还是很具惕厉意味，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