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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即使在凄苦的日子里,也会有难得的温馨。

    对一个差不多失去一切的人来讲,哪怕这种深秋里的暖意,是短暂的,瞬间即逝的,也是极其宝贵,值得珍惜的。虽然只是片刻的宁馨,但在这个人的记忆中,常常起到砥砺的作用,是难以忘怀的。正如李商隐那首《无题》中的“昨夜星辰昨夜风”,每当想起来这些往事,就会有一种期待,一种鼓励。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很可能忧患重重,苦难频频,但我坚信,没有走不出的绝望低谷,没有受不完的厄运。所有的快乐和痛苦,都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或甜美的,或艰涩的“昨夜星辰昨夜风”。

    想到这里,也就豁然。

    没有在大山里迷过路的人,很难想象在抬头不见天日的密林中,见到满天星斗时,那种得以生还的希望,重新有了支撑着往前走去的信心,一刹那间感触到活着是件多好的事,要活下去,活下去,便是那仿佛昨夜的星辰,留给我一生的启示。

    每当想起闪烁的满天星斗,于是,那满岭满谷的云雾,那晓风残月的山乡,那炊烟缭绕的农舍,那坎坷难行的小路,那层层叠叠的梯田,那鸡鸣犬吠的苗寨,那衣裙飘曳的少女,那余韵悠远的村歌,以及鹁鸪的啁鸣,秧鸡的呼唤,粑粑的香味,水碓的声响,都在脑海中浮现出来。那一幅水墨画苗乡秋色,是那些年里最能使我感知人间亲切的图画。

    也许,越是接近自然的人,也越是率真,越是远离尘嚣的人,也越是拥有一份无矫情的善良。我所结识的那些连县城都没到过,连普通话都说不大来的、深山密林里的苗族同胞,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纯朴的百姓了。

    在李义山的这首题名《无题》的七律中,那名句“心有灵犀一点通”,当然是诗人爱的感受。但这种无须语言阐述的境界,也是我在苗乡时和那些老乡交流中的切身体会。如果没有乡亲们的那种关护、同情,没有那种值得一个人在世间活下去的温馨、真情,没有那种无言的然而在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支持、鼓励……那么,面对周围虎视眈眈的“革命”者的永无止境的撕咬,我怀疑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在那个十年里,当我被斗争搞得穷于应付,搞得疲惫不堪时,只有在苗乡的那些山,那些水,那些人中间,困顿之极的身心,得以宁静一会儿,憩息一会儿。人,最好不要倒霉,然而,一个人,要不想倒霉,又谈何容易?倘若你比较地正直,又比较地不聪明,既不善于避开来势凶险的大张挞伐,又不会,也不肯找一个替死鬼把他推上断头台,自己得以脱滑。那么,你就难逃一劫,说不定永劫不复。

    其实,我也发现,命运蹭蹬,已是常事,大多数人都不能幸免,不过初一和十五之别罢了。只是一下子打入“另册”,由人变为非人,由“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敌我矛盾”,那种失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加之又有一些聪明的人跟你过不去,或者很过不去,把你踩在烂泥里,还倒上一桶污水的时候,所有你的同事、朋友,一下子惟恐来不及地远离了你。你所接触到的目光,无不异样地充满敌意地打量着你,那日子就变得相当相当地难熬了。

    那时,我在贵州的山区里,一个新建铁路的工地上“劳动改造”。一次偶然的事件,在晚秋的丘陵地带里,并不是很稠密的树林里,竟迷失了方向,差一点点也许永远走不出来。其实,我是不怎么相信“人性恶”这一说的,但是,一旦人性的恶因素被释放出来,在那个把捉弄人当作游戏的十年里,将我这样一个“另册”的人,丢在这个荒无人烟的长满次生林的山丘里,扬长而去,留给你足够走上一夜一天的山路回到工程队,也是一种很优厚的“虐待”了。尽管他们告诫我,找根结实的打狗棍,免得碰上林子里蹿出来的野物。

    这一点,我倒坦然,这里山并不高,林更不密,凶猛一点的野兽,无法存身。何况由于修路,开山放炮,早将它们吓到更深的山林里去。相比之下,动物的恶,与人类之恶,似乎还要来得直接些,不弯弯绕,不假惺惺。它们残忍,但不伪善,它们挑衅,但不装蒜。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甚至觉得这些有可能攻击人类的动物,要比想方设法让你活得不自在的人,坦荡得多。吃你,就是吃你,不那么恶到吃你的同时,还要你被吃是心甘情愿,而且,吃你的同时,还要消遣你,让你没完没了地痛苦。

    事后想起来,在那个十年里,许多花样百出的整人名堂,实实在在是人类恶之大发作,大表演。

    林彪逃跑了,折戟沉沙,温都尔汗,其实这本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事,但一级一级地内部传达下来,鸡毛令箭,层层加码,传达的这个行为本身,倒弄得比传达的内容还神秘。到后来,小道消息满天飞,基本上等于全民都知道了,这位副统帅摔死在沙漠上了,还要神乎其神地搞成绝密的样子。于是,传达演变成一种仪式。谁有资格先听,谁有资格后听,谁有资格小范围听,谁有资格大范围听,便成为某种精神享受的待遇。听了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先听这个事实,脸上立马挂着一副优越,也能快活上好几个钟头、好几天。

    于是,像当时我这样没有资格听的,便是等而下之的贱民了。

    中国的许多无聊和残暴,都由此产生。我看到我那个施工小单位,舍我以外的百八十来个人,紧急集合,都拉到荒山野岭之上,四周布满民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煞有介事地在听支部书记传达这份中央文件。显然,这种森严壁垒的防范措施,只是针对我一个人的。

    于是,半夜里,把我叫醒,上了一辆蒙着篷布的卡车,也不知开了几许路程,让我下车。然后,于黑暗中,那车又颠簸着离去了。我一个人不辨东西地直坐到天色微明,才辨别出是废弃的采石场工地。

    因为他们料到,如果我不傻到非饿死在这荒山里的话,就只有乖乖地往回走。时间都给我计算好了,抄近路,也得一天工夫,顺大道,两天也未必走回单位。而且,他们料得更准的,如同在一个无形的牢网之中,我无论怎样挣扎,也休想扑腾出这份严密的控制。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回去继续接受这份“劳动改造”。因此他们相信,第一,我不会跑掉,第二,我必然要有求生的本能,第三,如果真是出意外,那是我的事,一个大活人,会摔死在崖坎上?会淹死在河沟里?会被山里的狼或者什么野物吃了?

    人把人不当人的最残酷之处,就是从折腾别人,制造痛苦中取乐,而且还能心安理得。

    贵州的山,有高有低,有大有小,或碧绿青葱,树深草长,或层层梯田,水平如镜。我一面走一面恨我自己之软弱,是脚尖朝着我不愿意的方向走去,而不是脚跟背对着远走高飞。为什么就没有那股悖谬的勇气,偏不按他们规定的道儿走?干吗要就范呢?至于杀头吗?

    等我发现,在山间小径抄近路走着,愈来愈狭窄,愈陡峭,愈来愈不像一条路的时候,渐渐走入浓荫蔽日、肃杀阴森的密林中去,那气势便有点毛骨悚然了。其实,这时脚下的路,实际上倒是跳出这张无形的网,反方向地越走越远。明朗的晴天,雨滴飘然而至,树叶纹丝不动,却有飕飕凉风,连空气也变得原始、生野,周围的响动、声音,也十分的陌生了。

    糟了,我想我是迷路了。

    更糟的是,从天亮到此刻日头偏西,不但粒米不曾打牙,连口水也没喝过。

    按说,一个活人在森林里,是不应该饿死的。但我想,倘不饿到快死的程度,倘有一线生机,还是下不了狠心张嘴去吞噬那些苦涩的浆果和爬行的虫豸。既然我还能支撑,那我就必须走出绝境。我知道,碰上这种“鬼打墙”的事情,也许绕来绕去,走的全是冤枉路。唯一的办法,应该停住脚步,节省体力,冷静下来思考出路。可深秋的夜晚里,从树顶上看到的星辰,从树隙中吹来的凉风,你想到的不是李商隐的那句美不胜收的诗,而是那份闲饥难忍,那份孤寒凄冷,那份说来也不怕丢丑的死亡恐惧,更煎熬着毫无出路的我。

    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继续摸索着前进,至少死和活各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但一步一步走下去,却太艰难。最后,精疲力竭的我,在渐渐黑得什么也分辨不清的山林里,只好四脚落地爬行。终于,连爬也爬不动了。我不知道那时那刻的我,离死亡还有多远?不过,我相信,真到了临近死的时刻,对死的威胁,倒是渐次的淡漠了。

    就在这一刹那,远处传来了我此生中所听到的一首最美的歌。

    我知道那是苗歌,那是苗乡青年男女,在收获季节以后,谈情说爱的情歌。这歌声便成了我前进的方向,不管脚下是不是路,直奔过去。其实,距离并不很远,隔座山而已。细细琢磨,人生有时如同迷路,悟过来,告别那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路,也只是一步之遥罢了。

    于是先闻到了烧茅草的烟味,接着看到了篝火的光亮,随后,是幢幢人影。我肯定是再无半点力气了,才喊了两声便跌倒在沟坎里的。等我睁开眼,已发现我躺在窝棚中的一堆干草上,一盏马灯映亮了围着我的几张年轻男女的脸。这之中,有我熟悉的,也有我陌生的面孔。

    那个夜晚,是我这一生中最温馨的记忆。

    不仅仅是温饱,人除了这个基本需求以外,还会渴望一些别的什么。那篝火堆里烤得滚烫的红苕,那瓦罐里的新米粥,那水壶里家酿的糯米酒,当然是无与伦比的甜美,至今回忆起来,点点滴滴,犹在心头。但永不能忘怀的,是他们把我当作朋友看待,而不是必须加以戒备防范的敌人。尽管他们其中也有人知道我是谁,知道我怎么回事。但他们只字不谈那些恼人的话题,一个劲地劝我吃,劝我喝,言语变得十分多余。

    等我吃饱了,喝足了,向他们打听回去的路线时,他们惊讶地打断了我的话,不让我说下去。那意思我完全懂得,你好不容易摆脱那些总在设法折磨你的人,干吗还要自投罗网呢?

    那种不快活的日子,还没过够吗?

    你为什么偏要回去呢?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就是不能再回到你那个老地方。

    那几个苗族青年劝过我来着,是的,我也在灵魂中拷问着自己,我干吗一定要回去呢?

    尽管我答应了这些善良的人,我不,我绝不。等我告辞了这些殷勤的、好客的,特别富于同情心的人,重新上路的时候,篝火已成残烬,东方开始放亮。我能感觉到站在山坡上的人,那一份期待,然而,我还是走上了我不情愿,也是这几位朋友们不希望我走回去的路。

    是与生俱来的怯懦么?

    是那无形的网,不但拘紧了身体,还束缚死了那颗心么?

    我一边走,一边诅咒自己,中国这么大,世界这么大,你为什么就不能多一点突破的勇气呢?当我执笔回叙这段往事的时候,不禁怀疑,谁能保证不会再碰上这类那类十分的勉强,十分的别扭,乃至于以笑着的面孔要你接受的屈辱、作弄、践踏、蹂躏呢?是否有勇气大声吼出一个“不”字来,跳出罗网,义无反顾,掉头而去?我敢说,那束缚得太久,形同阉割的心,也许未必生得出这份胆量呢!

    也真可悲!不是吗?

    那么,读者朋友,我想请教,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