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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送了一本自己的书给一位老先生。他翻开来,见到扉页的题签,笑了。我不知蹊跷,瞧着他。

    “阁下这印章,想必是在马路边小摊刻的吧?”这倒也让他猜个正着。

    过了一些日子以后,此公送了一方镌有我名姓的印石,和另一块闲章。果然,出手不凡,印出样子来,多了一点书卷味,少了一点匠人气。

    “您老的手艺?”

    “闲来无事,向你卖弄卖弄。”

    那闲章怪有趣,不圆不方,什么形状也说不上,字刻得不篆不隶,四脚巴叉,自成一体。关键在于那铭言:“始终如一。”虽然是常见之语,刻在这里,却有很多意思,够我琢磨的了。

    老人说了,共勉共勉。看来,他是很想把一生心得与我共享。我虔心看着那朱红印泥的“一”字,好有力,也好醒目。

    如一,而且始终,容易吗?我等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活一辈子,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在不停调整中的,使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适应的过程。你想一,未必一;你不想二,偏要你二,所以,“始终如一”是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我讲了我读印的感想,抬头望他:“然否?”

    老者笑而不语。

    这枚闲章,我用不上,但放置案头,提醒自己尽量如一,作为座右铭,起一点警示作用,也有益处。做人也好,为文也好,要做到这个“始终如一”的“一”,也就是“一贯”的“一”,“一直”的“一”。格物致知,读书治学,要做到如北京话说的“死磕”精神的那“一心一意”的“一”,“一丝不苟”的“一”,也还是要下一点力气,用一点功夫呢!

    因为有了这两方图章,便常把玩,也对治印这种纯属于中国文人的器玩,感到兴趣。我很奇怪,外国人到琉璃厂,常买这类印石,有钱的,花大量外币,竟敢问津田黄鸡血,甚至倩人刻了,带回国去。尽管如此,好像至今在西方世界里,还处于学不来和用不上的阶段。这很可能与中外文字的形态、东西文化的背景不甚相同有关。

    西人求实,重物质,讲实用,签名不易模仿,能够鉴别真伪,故而处处签字;而且拉丁字母,曲里拐弯,也很适宜于笔走龙蛇。但签出来的名字,可能反映签字人的某些性格,却谈不上成为艺术品。国人尚虚,信精神,重然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盖上个章,只不过以示郑重,所以,篆刻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一门艺术。

    这与宋以后,至元,至明,文人画大兴有很大关系,文人作画,与宫廷画家工笔重彩不同,多用水墨写意,因而画面通常表现得比较素雅冲淡,韵味是足够的,色彩则略嫌不足。有几枚鲜红印泥的图章,耀眼地盖在画作的边幅或一角,是会令眼睛生出一种视觉上的快感的。于是,印章,题签和书画三者,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治印,便是文人画家们的又一技巧和专长。齐白石篆刻也是一绝,有印曰:“三百石富翁。”可见他是多么看重这些有灵性的顽石了。

    一幅画上,总不能横七竖八都盖上自己的名章,于是,闲章便出现了,成为文人借以表达思想情操、志趣爱好的一种方式,画面上多了个人意气的朱印文字,画也就更好看耐看了。偶读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印章》条,提到了明、清三位文人的闲章,颇为别致。一为袁枚,为“三十七岁致仕”,不足四十岁就告别官场,这六个字表示出这位文人的风雅脱俗,不恋凡尘的清高。一为郑燮,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这大概是对于科举应试,蹭蹬三朝的自嘲了。

    提到这位板桥先生,可谓闲章冠军。他辞官回扬州后,卖画鬻字为生,人称他的诗文书画为“三绝”,推崇备至。虽然他的润笔费够高的,可买家还是舍得花钱。于是,他的画品流传很多;当然,假托其名的赝品也不少。所以,他的闲章七七八八,有很多种。如“七品官耳”,如“十年县令”,如“风尘俗吏”等对仕宦生涯,抱淡薄心态者;如“穿衣吃饭”,如“私心有所不尽鄙陋”等不加遮掩,敢坦承胸怀者。文人潇洒,磊落自在,都在他这些闲章上表达出来。

    他有一方长达十个字的闲章,“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饥债”,实在让我们很感动,这和杜甫“安有广厦千万间”诗,异曲同工。与他另一首《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的七绝:“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都可以看到他是一位时刻把老百姓生死安危、饥饱冷暖记在心上的文人。他在山东潍县做过地方官,颇有政声。后来,因为灾荒,他请求放赈,济民危困,多有亢直言行,为此,得罪了上司,被免职回乡。回乡后照样清高耿直、不事权贵,“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从这个性格来看,郑板桥一生称得上“始终如一”这四个字了。

    在《冷庐杂识》中,陆以湉还举了明人唐寅的例子,说他也有一枚经常使用的闲章,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八个字,倒也符合弹词说唱、故事传说中的唐伯虎。如果,对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唐解元来说,风流是真的,才子也不假,但江南第一,就值得商榷了。明代全盛时期,在江南出类拔萃的文人中间,他还坐不到首席位置上,要说是“吴中第一”,或更贴切。不过,文人,又有几个不狂放,不自诩,不把话说得够满,甚至过头呢?

    要是了解唐寅一生,先是受科场案牵连,后又险些卷入宁王朱宸濠逆案之中,科场失意,仕进无门,倘不这样激扬文字、意气风发,做出一番不与世同的行径举止,岂不太窝囊了自己?他在《与文徵明书》中,说得清清楚楚:“岁月不久,人命飞霜,何能自戮尘中,屈身低眉以窃衣食,使朋友谓仆何?使后世谓唐生何?素自轻富贵犹飞毛,今而若此,是不信于朋友也。”所以,可以理解吃了这些苦头以后,他心志更加坚定地恃才傲物,一直狂放不羁下去,不改初衷,做他闲章上所说的,要做这个“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然而,风流的唐伯虎,只不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他写过一首诗,题曰《梦》。

    二十年来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

    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

    自分已无三品科,若为空惹一番忙。

    钟声敲破邯郸景,依旧残灯照半床。

    这首应该是晚年的作品,倒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了。透过他表象上的和形态上的超脱,剖视他一生从未平静过的心灵,就是中国士大夫魂牵梦萦的功名之想啊!

    所以,他这颗闲章,就有点心口不一,似是而非了。

    当然,一个人要做到前后如一,表里如一,对人对己如一,对上对下如一,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现在我手上的这枚闲章上的四个字,“始终如一”,倒是应该达到的境界。也许很难做到百分之百,多多少少,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也就不负老先生的好意了。